導讀 1984年9月3-10日,一群富有時代責任感的青年人相聚莫幹山,就改革展開了一場激烈討論,霎時思想火花四濺,熱潮湧起。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場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改革歷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向決策層遞交了若干重要建議,促進「調放結合」的價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在理論界形成了濃厚改革理論探討氛圍,使得一大批有志改革研究的青年學者暫露頭角,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研究的深化。這次會議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件大事之一」。為緬懷三十年前莫幹山上的改革激情和時代責任感,信息庫特選登常修澤教授的《史料版1984年莫幹山會議》一文與讀者共享。[評論]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思想解放、開拓創新的年代,在那個開啟改革開放新紀元的年代,發生了若干流傳後世的事件。其中,1984年9月3日至10日,筆者有幸參加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幹山召開,史稱「莫幹山會議」)就是其中之一。這次會議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的學術討論會。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夜中國改革所處的關鍵時期(是繼續堅持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當時正處在博弈時刻),由中青年經濟學者自己發起、自己組織召開的這次學術討論會,標誌著中國中青年經濟學者作為一個有時代責任感的群體的歷史性崛起。這次會議不僅為此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這次會議是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經濟科學研究十分活躍的情況下召開的。」在大會開幕式上,主辦單位之一《經濟學周報》主編王瑞蓀先生在講話中這樣評價。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最初幾年,改革主戰場在農村,城市只進行了企業層面局部的放權讓利試驗。到1984年,農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總體尚未起步。隨著改革的深化,整個國家面臨著如何由農村改革和企業局部試點拓展為全面改革的歷史性課題。鄧小平適時指出:「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但從當時情況看,由於計劃經濟體制根深蒂固的影響,加上意識形態原因(在1983年「清汙」運動中,黨內有人把商品經濟理論當成「精神汙染」來批判),整個改革舉步維艱。此時此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1984年春節,鄧小平南方視察,返京後於2月24日發表關於特區和增加開放城市的講話,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如何把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推向新階段,這一戰略任務歷史性地落在決策層身上。基於上述背景,中共高層作出決定,擬在1984年10月召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對經濟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
從理論上來說,當時遇到的突出問題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即到底是繼續按照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或計劃經濟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慣性運作,還是另闢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路?本來,在1980年代初期,學術界就已經提出了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作為改革的理論依據。例如,老一代經濟學家薛暮橋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說明中,就指出「現在我們提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是對30年來佔統治地位的教條的挑戰。」但是,這種觀點受到黨內另一勢力的堅決反對。例如,參加中共十二大報告起草的袁木給胡喬木寫信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成商品經濟」,如作此概括,「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胡喬木批轉了這封信,此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就不可避免地遇到這一重大問題。據史料記載,「這一文件的起草於1984年6月開始。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提出了一個提綱,但這個提綱:沒有脫離原來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調子,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意,因此,重新調整了文件起草班子」。寫什麼?寫「計劃經濟」,還是寫「商品經濟」?莫幹山會議前夜,國家正面臨歷史性抉擇。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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