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詩人路易斯·麥卡尼斯去約克郡作巖洞探險，為廣播劇《從波洛克來的人們》收集音效，於荒野遇暴風雨，至赫特福德郡家中才換下溼衣服，結果由支氣管炎發展成病毒性肺炎，9月3日病故。奧登曾為意外去世的這位摯友寫了一首題為《創作的洞穴》的悼念詩（後收入《關於屋舍》單行本詩集，收入選集時是組詩《棲居地的感恩》的第三首）。這首詩描述的場所是書房，裡面有一句話：
詞典（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東西）
在奧登來說，詞典特指十三卷的
OED
,《牛津英語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英文首字母縮寫）。
好東西還需備上兩套，一套放在紐約，一套放在奧地利基希施泰騰，外出旅行時，還要隨身攜帶一卷。作為一個出了名的詞典愛讀者，1963年，他曾宣稱，如果被放逐到一個無人荒島，他會選擇帶上一本「好詞典」作為荒島讀物，而不會帶任何一本文學名著，因為詞典與它的讀者的關係是絕對被動的，你可以有無數種合理的讀法。
當《巴黎評論》的麥可·紐曼訪問奧登的紐約寓所時，發現「黑洞洞的前起居室裡，書籍壘得高高的；平時不開燈，除非他要在裝著手稿的很多箱子裡翻找東西，或是要去查閱《牛津英語詞典》，這才會跑進去一會兒」。
購置了基希施泰騰鄉間小舍後，奧登在二樓整出了一間工作室，裡面除放置一張書桌和一臺打字機外，就只有堆在地上的書籍了。有位朋友注意到，奧登沒有為書桌配凳子，每當需要伏案寫點什麼的時候，他都直接把放在最顯眼位置的那十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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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書桌前，「像個還沒長大的孩子般」坐在上面。《奧登傳》的作者漢弗萊·卡彭特曾對奧地利寓所的書房有過一番描繪，他也觀察到了奧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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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愛：
走上一段外置樓梯，就是奧登的閣樓工作室，奧登總是會很得意地將來訪者邀請上來參觀……空落落的，只有一堆堆摞地的書（沒有書架），靠窗有一處高起的平臺，上面擺著一張寫字桌，一臺可攜式打字機，奧登用來敲出他的書評、文章或是詩作的打字稿。工作室裡最顯眼的是一套牛津英語詞典，缺少的一卷放在樓下；有個朋友發現，奧登坐在桌邊時總會用它墊在椅面上——仿佛他還是一個玩迷你兒童家具的個頭矮小的半大孩子。
當他1972年回到牛津時，在基督學院的住所中的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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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已被翻爛了，曾考慮買一套新版的來代替。
基希施泰騰鄉間小舍
奧登在基希施泰騰鄉舍的書房中
路易斯·麥卡尼斯
牛津的「編舟記」
2009年，英國作家、記者西蒙·溫切斯特的一部書名為「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非虛構作品同時出現了兩個中譯本：一本是商務版《萬物之要義——〈牛津英語詞典〉編纂記》，另一本是譯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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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選題撞車這件事引發了我國知名的譯本質檢員喬納森同志的興趣，寫出了題為「一個語言的偉大夢想：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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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及《萬物之要義》」的專文，還對兩個譯本做了一個比對和評價；有興趣的讀者可移步一看。
《萬物之要義》
《OED的故事》
在我看來，奧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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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痴迷，正是維多利亞時代人文精神在他身心的一個自然延續。要知道，奧登生於1907年，距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剛過去六年，而在一戰爆發前，英國仍處在這個帝國鼎盛時代的脈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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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誕生，來自一群對語言文字著魔並自動負有使命感的人，1857年11月5日這一天，英國語言學會的會員達成一致意見：應該有一部新的英語詞典；一年後通過了正式決議，宣布這將是一部「按歷史原則編纂的新英語詞典」。學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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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了編纂的原則：
OED要描述英語的全部詞彙：每一個詞，每一個細微的差別，每一處意義、拼法、讀音上的差異，每一個詞源演變的轉折，每一位英語作家可供闡釋詞義的引語。就是說，在解釋詞語時，要考慮它的生成、發展與變化，在提供例證引文時，例句前應寫明引文出處的年份、作者及頁碼。
要為每一個詞找出它的來源出處，這是何其宏大的野心！為達成這個目標，需要進行大量的語言素材收集，也需要大量的志願者的參與。
學會的發起人R. C. 特蘭奇由於被任命為威斯敏斯特主持牧師，將項目的主持權交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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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編輯赫伯特·柯勒律治，但年輕的柯勒律治接手沒幾年就因肺結核死去；脾性古怪的弗裡德裡克·弗尼瓦爾接手了這個崗位，他雖然缺乏管理眾多志願者的條理性，但成立了「早期英語文本學會」和「喬叟學會」，做了大量的基礎文本的準備工作。
1878年，弗尼瓦爾終於物色到一位有力的繼承者——詹姆斯·默裡。默裡少年時因家境貧寒，不得不中途輟學，之後做過教師、銀行職員等很多職業，但他對語言學習卻極有天賦，1869年他成為語言學會的會員，此後出版的《蘇格蘭南部鄉村方言》使他在語言學學術圈獲得了聲譽。經弗尼瓦爾推薦，牛津大學出版社認可由默裡來繼續推進整個計劃，次年正式籤訂了一份正式的委託協議，這時距學會的決議已過去了二十年，而要再過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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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版才能大功告成。
前排中間坐著的就是默裡
1891年，默裡訪問了因戰爭創傷的精神因素過失殺人的前美國軍醫威廉·切斯特·邁納。自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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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引語志願者的消息後，被關在布德羅莫精神病院的邁納為詞典辛勤工作了二十一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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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了大量的優質引語。1899年，默裡曾如此讚賞邁納對詞典的巨大貢獻：「他一人提供的引文已足夠讓我們可以輕鬆地完成近四個世紀的用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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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的作者西蒙·溫切斯特另有一部精彩的非虛構作品《教授與瘋子》，就描述了默裡和邁納攜手合作的故事。
威廉·切斯特·邁納
《教授與瘋子》
1915年，默裡去世，他完成了字母 A–D、H–K、O–P和T的部分, 接近了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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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的一半。1923年，第三位主編亨利·布拉德利去世，完成了字母E–G、L–M、S–Sh、St和W–We的部分。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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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棒到兩位助理編輯的手中：威廉·克雷吉負責N、Q–R、 Si–Sq、U–V和Wo–WyBy，克雷吉後來移居美國在大學任教；第四位主編是查爾斯·塔爾布特·奧尼恩斯，1914年起他開始編輯剩餘的Su–Sz、Wh–Wo和X–Z，他患有嚴重的口吃症，但人很長壽，1965年去世，活了九十二歲。
可以一提的是，1919年，後來以創作《魔戒》三部曲聞名於世的J. R. R. 託爾金，戰後退伍返校時也加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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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詞典編纂助手，威廉·克雷吉正是他的古斯堪的那維亞語的導師。託爾金負責研究從Waggle到Warlock的詞源。此後在1949年，他寫有一部中世紀喜劇寓言《哈莫的農夫吉列斯》，曾以「奧克森津的四位智者」戲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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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仁，以表敬意。1969年，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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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第二卷時，第五任主編羅伯特·伯奇菲爾德曾把hobbit（「霍比特人」）詞條的草稿寄給託爾金徵求意見，託爾金在次年9月詳細地給予了回復。
Farmer Giles of Ham
1928年，這部新詞典的首版終於問世。從語言學會發出倡議開始，至此已過了七十一年，歷經六任主編，超過一千三百名志願閱讀者加入，最後成就了十二卷巨冊的傑構，溫切斯特為我們提供了這部詞典的具體數據：原定的詞典全文篇幅在七千頁以內，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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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超出一倍多，達到了一萬五千四百九十頁，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個詞條，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零六條引語；原定的編纂時限是十年以內，結果前後延續了五十四年；原定的項目資金是九千英鎊，結果花了整整二十萬英鎊。
它最初被稱為《新英語詞典》（
New English Dictionary
），但此後它的首字母縮寫更為世人所熟知——
OED
。
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被這些為語言瘋魔的人前赴後繼地完成了，喬治·斯坦納曾對他們表示過好奇，他在一篇書評裡問道：「維多利亞時代那些腹笥甚廣的學問家，莫非他們需要的睡眠時間比我們少？」
這一年，奧登二十一歲，正好從牛津基督學院畢業。我們不妨想像一下，當他兩手第一次觸碰到這部詞典時的感受。對這名正處在創作起步期的年輕詩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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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影響既內在而又深遠：一條呈現英語語言歷史流變的大河突然出現在他面前；與他的同時代人相比，他或已蒙受了某種命定的感召。
OED第一版
OED第二版
第五任主編伯奇菲爾德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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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編輯詹姆斯·穆雷一樣，伯奇菲爾德同樣出身卑微。1923年1月，他出生在紐西蘭旺阿努伊，二戰前入讀了惠靈頓的維多利亞大學學院；戰時他中斷學業加入了皇家紐西蘭炮兵部隊，兩年服役期間一直駐在義大利。在的裡雅斯特，他偶然讀到了弗雷德裡克·博德莫的《語言的編織術》一書，這引發了他對詞源學的興趣。退役後他回到了惠靈頓，1948年完成了碩士學位, 該年獲得了羅德獎學金赴英國，1951年從牛津莫德林學院畢業。在莫德林，他的導師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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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任主編奧尼恩斯；伯奇菲爾德在編輯中世紀教義宣導長詩《奧姆倫書》時，J. R. R. 託爾金則是他的督導老師。
1953年，伯奇菲爾德獲得奧登母校基督學院的講師教席。1957年，他的個人生涯發生了一個重大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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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編奧尼恩斯這年已八十四歲，於是將他推薦給了牛津大學出版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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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丹·達文。伯奇菲爾德在擔任學術職位的同時擔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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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的主編，一直到1986年。
《補編》預期要在七年完成，實際上卻花費了二十九年。這段時間裡，《補編》擴增為四卷，A-G卷1972年出版，H-N卷1976年出版，O-Scz卷1982年出版，Se-Z卷1986年出版。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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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變成了十六卷，若將首版《補編》算入，已是十七卷的規模了。
伯奇菲爾德重建了投寄詞語引文資料的志願讀者網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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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能涵攝現代英語語言諸多新的變化，從增長迅速的科技領域到大眾文化以及通俗口語，同時也將使用英語地區的語言發展考慮在內，除英國本土以外，還收入了包括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地區的很多語彙。
伯奇菲爾德逝世於2004年7月，克里斯多福 ·霍特利在《衛報》刊發的訃告文中，讚揚他「激發了關於我們的語言的討論和對話……他的工作，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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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分卷在一個喧囂多變的時代中繼續得以滋養擴充」。
伯奇菲爾德的助手中，有一位也須一提：朱利安·巴恩斯。這位未來的小說家在莫德林學院修現代語言，1968年畢業後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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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工作了三年。此後他轉去《新政治家》等刊物媒體擔任評論員和文學編輯。1982年，他寫出了小說《福樓拜的鸚鵡》，2011年以小說《終結的感覺》獲布克文學獎。
奧登與伯奇菲爾德
在伯奇菲爾德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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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一職的前一年，奧登返回了英國，在母校牛津擔任了詩歌教授（一直到1961年）。因為牛津的共同背景，更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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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兩人很快熟絡了起來。
據伯奇菲爾德說，奧登曾幾次催促他往《補編》裡插入幾個特別的詞語：「有一次，他強迫我在disinterested這個詞條後面添了一句：『現在可以確定與uninterested同義』。」
伯奇菲爾德照做了，但後來吐槽說這是個不確當的用法。
（disinterested的這個含義已收錄在OED中。第一條引文來自玄學派詩人鄧恩， 但標記為廢棄詞。克雷吉和奧尼恩斯在1933年版OED《補編》裡移除了廢棄詞的標記，為它增添了三段1928年的引文，但未加評論。伯奇菲爾德也加了三個引文，標記為「常被視為一種不確當的用法」，很明顯，他不太贊同奧登的意見。）
另一次，伯奇菲爾德正安靜地坐在基督學院的房間裡埋頭工作，突然，門被推開了，奧登興高採烈地跑了進來，手裡抓著從打字機上扯下來的一張紙，堅持要讓伯奇菲爾德將他剛寫成的一首詩裡的某個晦澀詞重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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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1988年，在牛津的某次歷史語言學會議上，伯奇菲爾德重提了這節故事——他的觀點是：「奧登不是一名學者，常常弄不清楚那些詞彙的真實含義。」
（引文來源是亨利·斯威特學會1998年的會議記錄）
儘管對奧登的語言學學識有所保留，伯奇菲爾德仍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來記錄詩人所用的詞彙。因為新版《補編》的編輯團隊為更新補充所需的語言資料，已制定了一個著名的「閱讀計劃」，會留意跟蹤一些當代知名作家的作品。奧登的詩歌創作注重修辭和用字，他自己又在牛津受學和任教，當然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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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關注。
1959年2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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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兩年後，伯奇菲爾德曾對《星期日泰晤士報》說，為奧登所做的那些閱讀很有價值。他甚至還為奧登編制了一個收錄索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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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編》不經意間為奧登的語言試驗做了一份平行的記錄（雖然記錄得並不完整，也並不前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