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自稱「漫遊者」，在「人類的全部知識領域裡漫遊」。本報記者 孫純霞 攝
《行為經濟學講義》，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人物簡介
汪丁丁，出生於1953年，經濟學家。北京師範學院數學學士（1982年），中國科學院理學碩士（1984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1990年）。1997年至今任教於北京大學。主要代表作有《經濟學思想史講義》、《串接的敘事》、《制度分析基礎講義》、《回家的路》等。2011年出版新書《行為經濟學講義》，是他在2010年北大上課的講義整理。
經濟學家汪丁丁的最近推出了新著《行為經濟學講義》，厚厚的一大本，不好讀，裡面涉及的知識領域太龐雜，有腦科學也有人類學，有哲學也有經濟學。坐在咖啡廳的沙發上，他說應該沒幾個人讀得懂這本書。他說這話並非炫耀，甚至有一點點擔憂。在教育越來越走向專業化的今天，所謂的通識教育是否還存在，人們又是否還關心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這是他在意的。
行為經濟學已成諾獎熱門
新京報：沒看這本書之前，我猜想你的書裡肯定是講許多案例，解釋為什麼人們進行這樣的選擇，就像西方行為經濟學會提到的心理學。但翻開書就發現完全不是我之前想像的。
汪丁丁：是很不一樣，西方的行為經濟學沒有統一框架，是上千文獻拼起來的一個領域，也不一定叫做行為經濟學。現在美國有5所主要的大學研究行為經濟學，其他二流大學會跟著走。行為經濟學，我整理的三大研究方向是，田野和實驗室的實驗，網絡社會科學和腦科學，這三大研究方向每年發表幾千篇文獻，我整理這些文獻形成這樣一本教材，是2010年的授課內容。
新京報：你在書裡也提到，這幾年行為經濟學逐漸熱起來，文章也多，獲獎更多。
汪丁丁：2000年以來有3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是行為經濟學的，素有「小諾貝爾獎」名聲的克拉克獎，有至少兩個研究行為經濟學的人得獎。克拉克獎只獎給40歲以下的學者，獲獎者有0.6概率獲得諾獎。美國東海岸比較保守，所以行為經濟學先在西海岸流行，最近兩三年哈佛開始搶這一專業的講師。
新京報：在中國也一樣？
汪丁丁：我教這門課六七年了，最近兩三年，選課的學生開始多起來。2006年我在浙大講行為經濟學，最後教室裡都是旁聽的教師，只有一個學生，而且還是我熟悉的學生。那一年我徹底放棄了在浙大授課的設想，以後就只在北大講。這兩年出國的學生發現西方對這個專業的畢業生需求非常大。咱們這方面的教育失敗，於是這些名校始終在為美國的一流大學培養科研後備軍。所以註冊行為經濟學的人數突然增加了幾倍。也說明現在的人都有功利主義傾向。
拓展經濟學的注意力
新京報：行為經濟學在西方一下子熱起來，是什麼原因，是因為對現實幫助很大？
汪丁丁：這門學科解釋了以往不能滿意解釋的重要現象。行為經濟學最早是一批主流經濟學家不滿意自己的研究方法，轉而尋求另類的方法。西方社會演化到20世紀末期，發現合作出了大問題，也就是由安然醜聞揭示的華爾街腐敗。中國人說，這是貪婪造成的。但貪婪不是現在才有的，關鍵是要解釋西方市場經濟演變為何到2000年以後才出了問題？這是需要行為經濟學家解釋的。
新京報：是什麼原因？
汪丁丁：社會選擇機制出了問題。我們每個人面臨日常生活，都是從大集合中選一個小集合，更小集合是我們最喜歡發生的，比如地點，北京有很多地點可以接受採訪，我有我最喜歡的，再和你商量。
新京報：選取交集？
汪丁丁：對，對一個人來說是這樣，但在社會選擇裡就麻煩了。你有你的小集合，和我們的小集合不相交怎麼辦？就不能對話了？所以西方社會問題不是貪婪，每個人都貪婪，我們人類深層心理結構是由三分之一的貪婪，三分之一的強互惠性，三分之一的仁愛，由這三個部分構成的。但是如果大家選擇的子集沒有找到共同點，就變成空集，這就意味著利益衝突，例如，導致這次佔領華爾街的運動。有人受到損失卻沒有補償，這是社會制度發生了問題，良序的社會制度要讓大家的選擇不是一個空集。
新京報：所以行為經濟學要更多介入到實用層面？
汪丁丁：如果社會制度出了問題，就要把過分狹窄的注意力擴展到合作問題上，修正社會制度的缺陷。可能因此，行為經濟學在西方突然就熱起來了。
很多教授讀不懂這本書
新京報：在書裡你也提到，現在國內行為經濟學開課不多，大部分都是模仿西方的。但是行為經濟學到了中國，肯定有和西方不一樣的地方，在中國講授和它在西方不同的是什麼？
汪丁丁：我每年講這門課都要告訴學生，首先，行為經濟學需要跨學科思維方式。修這門課程的是雙學位本科生，來自幾十個不同學科。我們必須兼顧他們的知識結構差異。跨學科教育非常不同於傳統的應試教育，它不是教科書導向的，而是問題導向的。一個問題的求解，需要穿越幾乎所有的知識領域。你求解的問題越微小，求解過程的跨學科能力就越差。當你關注根本問題的時候，例如，人生問題和中國問題，你肯定可以把所有的人類知識都調動起來。人生問題是屬於全人類的，它的出發點不在社會科學領域，它首先是私人的思想，然後是哲學的。中國問題的開端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中國出了問題，人人感覺到，但癥結是什麼？沒人說清楚。我希望學生從他們周圍生活中間出了問題的部分，結合行為經濟學討論。我希望這門課程的理想狀態是這樣，但是現在學生達不到理想狀態。
新京報：這本書其實呈現了你上課時的場景，當時大約有多少個學生？
汪丁丁：北大最大的教室在修理，所以只能按300人座位篩選學生。這是雙學位課程，本專業可能是法學或醫學或阿拉伯語，輔修是經濟學。我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已經辦了將近10年經濟學雙學位教育。現在每年很多學生報名，於是就控制每年只招收100個外校學生。我們有嚴格的入學考試，考不上的人託各種關係，差0.5分進不來的有得是。
新京報：我注意到在某講之前您說了一句話，意思是當天來的學生很少。
汪丁丁：那是後來他們聽不懂了，尤其是星期天。現在也是這樣，一到星期天，好多外校的就不過來了。我相信有許多的教授也讀不懂這本書，於是，最近我又為一份學術期刊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導讀。
新京報：為什麼讀不懂？
汪丁丁：知識結構太多了，但是朋友們都不奇怪。我就是這樣的人嘛，就是一個「漫遊者」，在人類的全部知識領域裡漫遊。許多教授不想知識漫遊，現在每個人都專業化了，漫遊是一種奢侈。所以，人們願不願意讀這本書，這才是最大問題。這書賣不出幾本，我估計。人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太寶貴。只有少數讀者願意關注根本問題，就是哈耶克晚年提出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問題。整個社會出了問題，只不過在西方最先爆發。
本版採寫/本報記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