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學生來問我，去中國學中文該去什麼學校時，我總是毫無例外地回答他們：選擇那些美國學校運營、組織的項目。」哈佛大學中文教學項目主管（Direct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劉力嘉（Jennifer Li-Chia Liu）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aer.cn）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顯然，她不是第一次回答這樣的問題了，每一次，她都會直言不諱地建議學生不要選擇中國高校開設的對外漢語教學項目，而是鼓勵他們申請諸如普林斯頓-北京暑期中文培訓班（Princeton in Beijing，簡稱「普北班」）和哈佛北京學院（Harvard-Beijing Academy）等由美國常春藤名校負責運作的項目：「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質量缺乏保證，學生回到哈佛後不一定能跟上進度。」
此前澎湃新聞曾經報導，在北京大學交流的耶魯學生對北大對外漢語教學質量普遍感到不滿。現在北大工作的陸揚介紹說：「耶魯學生普遍抱怨在北大上中文，回到耶魯趕不上同級的課程。」復旦大學中文系嚴鋒教授（現為雪梨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就此問題發表的微博評論被廣泛轉發：「外國人在中國大學裡學漢語，還趕不上在外國大學裡學漢語，這聽上去很荒唐，但確實是有可能的，因為國外的漢語教師可能更了解外國人的學習特點，課程更有針對性，也更量大密集。所以國內不要一廂情願以為自己在對外漢語教學上肯定有優勢。」 （見《爭鋒|在中國大學裡學漢語，沒有外國大學裡學得好？》[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770]）
老外到中國來學中文，中國學校教不好，還得由美國學校千裡迢迢跑到中國來教，這可真讓人有些「心塞」。
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圖為去年6月9日，北京語言大學與哈佛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九屆哈佛北京書院項目在北語逸夫報告廳舉行開學典禮。 北京語言大學官網 圖只要有其他人在場，就必須說中文學習強度不夠，是一個重要原因。
哈佛東亞系的博士生Kyle Shernuk向澎湃新聞記者現身說法。他曾於2011年在北京、成都的兩所大學學習中文，項目都由中方獨力操辦：「上課只是老師放幻燈片，沒有提問也沒有討論，布置的作業不用交，所以很多同學也就不交了。最後考試的成績好壞也無所謂。」
「如果你的自制力夠強，堅持每天做作業，進步還是顯著的。參加中國大學的項目，就要做好『自學』的準備。」Shernuk說。
相比之下，他於2009年申請加入的哈佛北京學院，要求就要嚴格得多：「所有美國學校辦的暑期項目，在入學時都會要求你宣誓，暑期班期間只能說中文。如果超過三次被發現說英語，就得走人了。」一般而言，暑期班三個月的課時加起來相當於一學年在校的普通課程，「強度相當大，每天早上八點上課到下午兩點，每天都布置作業，每周有考試，還要演講」。
哈佛東亞系博士生Dylan Suher剛參加了今年哈佛在北京的暑期班：「最讓我頭疼的還是演講，幾乎每天都要對著全班演講，而且好多還都是華裔，壓力特別大。」
普北班的情形也差不多。本科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韓國女生Becky Bae說：「在普大上中文課的時候，一周兩次要去老師辦公室正音，老師會糾正到你把音發準為止。普北班差不多一樣恐怖，隔天就測驗，每周都要用中文演講。」
普北班的負責人，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兼中文部主任周質平（Chih-p'ing Chou）。自稱「生在上海、長在臺灣、老在美國」的周質平，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離臺赴美，在印地安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2年，周質平獲中國文學博士，次年，他開始接觸對外漢語教學工作，並出任美國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The Chinese Summer School ， Middlebury College）主任。此後三十年間，這位研究專長為明代文學及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學者，便與對外漢語教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1993年參與創辦、至今仍良好運轉的普北班已是美國高校在華舉辦的短期中文培訓班的樣板，而他本人則成了美國中文教學領域的代表人物。
入學時宣誓暑期班期間只說中文的「語言誓約」這個傳統，就發源於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明德大學是一所文理學院，位於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1966年開辦暑期中文學校，教學方式為大小班相結合，大班講解練習、小班集中操練，訓練以聽說為主，強調發音的準確和語法的嚴謹，嚴格實行語言誓約，杜絕母語，只說中文。這種讓美國中文學習者完全浸潤於其中的「沉浸式教學法」（也有評論者稱之為「明德模式」，見《略論美國在華中文教學項目》，《國際漢語教育》2010第三輯，作者為美國歐柏林大學東亞系的李愷、劉芳），被後來的美國大學廣泛地移植，用於開設在華中文教學項目。
普北班是其中最早嘗試的先行者，它所建立的管理模式和教學模式，對後來者影響深遠。主持明德暑期中文學校九年之後，周質平希望能到中國開辦中文培訓班。在周質平看來，明德模式雖然不可謂不成功，但周遭的學習大環境畢竟還是英語，「沉浸式教學法」真正想要沉下去、浸進來，還是要去中國。
在周質平的四處奔走、多方努力之下，1992年，普大和北京師範大學達成合作協議，普北班宣告成立。第二年暑假，普北班迎來了第一批學員，全部是美國各著名大學的本科生、研究生，共有一百多人。
周質平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說，普北班非常重視小班授課。一個小班一般只有五六個人，最多不超過十個人，每個年級都是如此，「效果比大班授課要好得多」。
他特別提到，普北班是「強化外語培訓班」，在「強化」兩個字上，他加重了語氣：「如果想到北京來旅遊，對不起，這個班沒有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普北班一般設四個年級，入學先考試，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分配到不同年級。學習時間共兩個月（八個星期），每天早上從八點開始，上課四小時，一直到中午十二點。下午兩點到五點，一對一單獨上課——這是最有學習壓力的時刻。晚上八點到十點則是老師答疑時間。此外，每周會安排兩次「中文桌子」，時間是中午十二點到兩點，由一個老師帶兩到三個學生出去吃飯，學習用中文點菜，隨便聊天，「總之，讓他們儘可能多地說中文」。還有一到兩次校外學者專家講座，內容涉及中國社會、經濟、文化……
大連某對外漢語教師培訓基地一位自稱「從93年第一屆普北班開始任教，一共教了四屆」的老師，在《對外漢語名人周質平及普北班的運作和教學法》一文中，記錄了他的見聞：每個學生每天上午上兩節大班課、兩節小班課，「為了上好課，事先必須預習生詞和課文，上課時教師是不進行講解的」，下午則要跟一名教師個別談話，「以獲得個別輔導」，「然後還要做作業，預習第二天的內容。學習的強度是很大的，學生們經常學習到深夜」。
不僅學生累，老師也累：「工作強度非常之大。在普北班教漢語必須全力以赴，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兼職做其他事情。」 周質平自然更不能自外於此：「周質平教授經常親自聽課，不行的馬上就讓他下來，自己親自上陣示範。開課之初還會對教師進行攝像，整個年級教師一起觀看，給教師挑毛病。」
這位老師同樣提到「語言誓約」：「在開班之前每個學生都要寫一個保證書，籤上名字，保證在普北班期間不說自己的母語。如果被發現說漢語以外的其他語言，會被開除，學費也不退還。教師也一樣，雖然沒有保證書，但是被發現用英語教學或談話也會受到嚴厲的批評。」
「語言誓約」的執行嚴格到了什麼程度呢？周質平說，不單是教室裡必須說中文，宿舍裡也一樣，「我們規定，普北班學員必須住在北師大學生宿舍，不允許在外面住，而且我們要求同宿舍舍友之間也要嚴格執行語言誓約，只說中文」。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和父母打電話，但也「必須到沒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打，只要有其他人在場，就必須說中文 」。
劉力嘉半開玩笑地稱周質平的教學方法是「集中營式」， 「我們還是更中庸一些」。事實上，哈佛的中文教學項目，學習強度也是很大的。同樣是小班教學，人數一般控制在十個人左右，以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課上參與討論、發言。作業量同樣很大，每天的課後作業需要一到兩個小時來完成。學生每周都要去老師的辦公室至少一次，用中文和老師交談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除此之外，老師還會參加學生的「外語午餐」活動，每周一次，在午飯飯桌上只用中文交談。
劉力嘉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說，哈佛的中文教學項目共有二十三名教師，是全美最大的中文教學團隊，另外配有兩名博士生做助教。
「我們的老師一般都有對外漢語專業的碩士學位。每年哈佛還會到北京語言大學去招人。」劉力嘉說，她每年大概會收到三百份簡歷，從中篩選出八十人，由劉力嘉親自面試，再選出七十人進行培訓，最後留下四十人在哈佛中文暑期班授課。這四十人中表現最為突出者，才會被帶到哈佛——從練習課的實習老師開始做起。哈佛暑期中文班每年招收大約一百名學生，師生比達到一比二，也就是說，一個老師帶兩個學生。暑期班的老師，既有從北京語言大學招聘而來的，也包括哈佛中文項目的常任教師。
與哈佛的情況相仿佛，普北班每年都會培訓六七十名老師，二十餘年下來，已經培訓出了兩千多名老師。由於課程和北師大合作的緣故，普北班老師的主要來源是北師大，也有北京語言大學、人民大學的師資，「其中絕大部分是對外漢語專業的碩博士」。當然，也有不少老師來自美國，「每年我們都從美國帶十個左右的老師到北京，都是普大的講師，由這些從美國來的老師組織各個年級的教學」。周質平說。
或許更為關鍵的是獎學金，「我們提供的獎學金的比例應該是全美最高。而且獎學金不僅給普大學生，也給非普大學生，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項目做得到」。周質平說，每年都有不少歐洲以及日本、韓國的學生慕名而來，「最近幾年，美國高校在中國辦的中文培訓班，人數一直在減少，只有普北班的人數不減反增」。獎學金無疑在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兩位哈佛北京書院的學生揮毫。 @文藝小青年兒的微博 圖對外漢語教學亟需現代化、當代化中國的中文學習項目競爭不過美國，最為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教學方法乃至思想理念的落後。
劉力嘉評論說，國內大學的對外漢語項目教學方法落後，重量不重質，授課時間雖然長，授課方式卻還是以老師講、學生聽為主，而美國高校的語言課注重的恰恰是如何讓學生開口說話，鼓勵他們積極回答問題和參與討論。
「忽視實際應用的聽說讀寫，是國內對外漢語教學的主要問題之一。教外國人的一大難點是，你必須理解他們是怎麼想的。」劉力嘉有一次在國內聽課，中國老師問美國學生如何解決交通堵塞問題，學生答「汽車遊泳池」（car pool，意為拼車），老師笑著說：「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錯了。」劉力嘉說：「這種時候就需要老師不僅懂中文，也要知道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明白他們為什麼會犯錯。教語言不光是告訴學生一個正確答案。」
哈佛中文項目的教師在教授詞彙的過程中，也特別注重難度的遞進。「比如第一年可以教『一定』，學過之後再教『必然』，到較高水平了才能教『勢必』，不能一下全扔給學生。」
而普大一直以來的做法，都是「聽說領先，讀寫跟進」，強調聽與說的重要性。周質平說，「普大不太趕中文教學的時髦。美國的中文教學方面，派系林立，學說紛紜，最近又開始流行什麼『任務法』或者『交際法』，強調語言的使用或者交際當中的流利，把準確放在了次要位置」，與這些流行的教學法相反，「普大多年來始終堅持發音準確、語法正確，先把基礎打好，再談語言功能。語言的功能不是憑空而來，必須做到語音準確、語法正確，才可能與人交際或者達成任務」。
普大這套重視聽說、強調準確的教學法，來自著名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Middlebury College的漢譯「明德大學」，也出於牟復禮之手）。二戰期間，美國國防部撥款於1943年成立了陸軍培訓班，專門針對軍人講授「關鍵語言」（Critical Languages，包括中、日、韓、俄、阿拉伯五種語言）課程。牟復禮參加了第一期陸軍培訓班，考了中文班的第一名。這個班的負責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趙元任。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牟復禮前往普大東亞系執教，同時開展中文教學。他沿用了趙元任及其女趙如蘭創設的「趙氏中文教學法」，「先求其準確，再求其流利」。
周質平介紹說，美國的中文教學領域也經歷過一場白話文運動，這場運動的開啟者就是趙元任，「趙元任生造了一個詞組，叫Sayable Chinese。過去英語裡是沒有sayable這個詞的，Sayable Chinese的字面意思是『可說的中文』，就是主張學中文要從聽和說入手」。在此之前，「美國高校所謂中文課，基本上還是漢語古籍入門，過分強調掌握漢字。直到1962年，芝加哥大學的初級中文課使用的課本還是《孝經》。《孝經》讀完了，接著讀《孟子》」。
走過這段彎路，時至今日，美國高校早已找準了中文教學的正確方向，但中國大學似乎還是繞不過來這個彎，沒有弄清究竟應該如何進行中文教學，進而正確地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
周質平對孔子學院的一些具體教學方法也有不同意見。在他看來，孔子學院太過執著於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而在傳播過程中，傳統文化又常常被「幼稚化」：「經常從孔孟學說的皮毛開始，夾雜對中國節慶風俗的介紹。簡單來說，就是『以古代今』。其實西方人更感興趣的是當代中國，比如說中國的戶籍制度、人口政策、輿論環境等。但這些都是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空白。」
為此，周質平特別寫過一篇題為「中國不是博物館」的文章，呼籲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現代化、當代化」：「很多洋人都覺得中國非常古老，結果去北京、上海一看，『喲，挺現代化的嘛』。這個問題，中國的對外漢語教學要負很大的責任。不要看來看去都是兵馬俑、長城，為什麼不能看看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呢？」
這一切，被周質平概括為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能見度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太低。」
力求與時俱進，貼近中國的社會和生活，正是劉力嘉和她的教學團隊近年來在編纂、修訂課本時所努力的方向。劉力嘉向澎湃新聞記者展示了哈佛中文教學項目的三年級課本。課本的單元主題包括：大學生該不該賣豬肉、醫患關係、微信和微博等。編輯團隊一般先選定單元主題，再設置結構，撰寫課文，列出新詞、語法、討論等模塊，最後則要求學生交一篇以本單元內容為主題的議論文。
除了普通的中文語言課之外，劉力嘉還和王德威教授一起講授「人文中文」。「其實就是帶學生通過讀經典的現代文學作品，來學語言」。課程大綱按主題劃分，從五四時期起，分為「啟蒙」、「革命」、「鄉土」、「烏託邦」等，作家包括魯迅、沈從文、老舍，甚至還有劉慈欣。哈佛的中文教學項目鼓勵學生關注中國社會和文化議題，在暑期班裡，學生也必須完成一項社會調查課題。
周質平也編了二十多本教材，全部由普大出版社出版。有一件事，讓周質平至今憤憤不平。1993年普北班設立之後，為幫助學生了解當代中國，周質平編選過一本教材，書中的文章、漫畫，全部選自《人民日報》與美國相關的報導，結果這本書的使用卻遇見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煩，更讓他不解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有老師曾發表文章指責教材故意引發學生的『反華情緒』」，而教材中所謂的這些內容， 「無非是向洋人介紹一些中國的現況：廁所裡是沒有衛生紙的，中國人大多不愛排隊……」周質平苦笑著說。
事實上，在美國待了四十多年的周質平，一直被港臺、美國的友人同事視作親華派。比如，他多年來一直堅持在普北班教簡化字和漢語拼音，而且主張把繁體字和簡化字從原來的Traditional Chinese、Simplified Chinese改譯為Old-form Chinese、Contemporary Chinese，「繁體字是古體，簡化字是今體，這個區分要在翻譯當中凸現出來。不然老外一看到Simplified Chinese就不想學了，覺得還是學Traditional Chinese比較好。有的時候，翻譯的名詞往往可以起很大的作用」。這個主張，周質平的臺灣朋友、同事特別不能理解，他卻處之泰然，「在我看來，語文就該是約定俗成的，多數人怎麼說、怎麼寫，你就怎麼說、怎麼寫。臺灣語文應該『隨波逐流』，而不是做『中流砥柱』，做『中流砥柱』就意味著被孤立」。
對中國文化，他更是深有認同，「文化上、語言上，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對中國的愛是不待言的」。二十多年來，每一年，周質平都要求普北班的學生去盧溝橋博物館參觀，「作為中國人，我想要我的外國學生知道日本人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這些年來，中文在美國高校中的地位不斷上升。2014年秋季，哈佛中文課程的選課總人數約為三百三十人，以本科生為主，且大多數人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開始學習中文。哈佛要求每個本科生都必須學習一門外語，選擇範圍很廣，從法語到阿拉伯語都有，甚至還包括藏語。劉力嘉表示，很多本科生覺得學法語、德語已經不算什麼，「學中文才顯得自己比較厲害」，選中文的學生各個族裔背景都有，大部分人的專業並非人文社科類，反而以理工科居多。對於已經有了相當基礎的華裔學生，哈佛已經開始專門針對他們設立中文課。
面對持續升溫的中文熱，周質平評論說，「過去只有極少數的美國學生出於學術研究的動機來學，現在多了很多商學院、法學院的學生來學，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墮落，目的從純粹變成了功利。其實，這個改變非常可喜，說明中文從以前的exotic language（澎湃新聞註：稀奇古怪的語言）變成了有用的語言，美國人覺得學了中文可以在中國找到工作，這和中國這麼多人學英語主要是覺得英語有用的道理是一樣的」。
正因如此，周質平特別不滿於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封閉、保守和狹隘，「中國正處在復興的過程當中，伴隨著中國的復興，才會有中文的復興、中國文化的復興」。而這一切，都仰仗於方法的改進、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以及更為宏觀的層面上廣泛、深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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