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博物館，都有自己的性格。而博物館裡的每一件「文物」，都深藏著人類文化的一段故事。現在，這些文物靜靜地佇立在那裡，訴說著它們所經歷的陳年往事，見證著如今的歲月靜好。
在博物館裡邊走邊看，你會不知不覺間就融入無邊的歷史長河……
自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2020年，600歲的故宮，經歷了歷史的風霜雪雨。它曾是權力的象徵，是具有「紀念碑性」的宏大建築群；見證了帝制的終結後，它從帝王的宮苑變成人民的博物館——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
如果沒有宋徽宗，就沒有今天的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清明上河圖》。
如果沒有以蒯福能、蒯祥父子為代表的建造者，就不會有「高敞壯麗」的明代紫禁城。
如果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沒有在明代萬曆年間來到中國，西方世界就無從得知中國有座紫禁城。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近20年後，終於借進獻自鳴鐘的機會，進入紫禁城。他在札記中記錄，他們進入一間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納三萬人，是一座壯麗的皇家建築，大殿的另一端，有一個頂部高拱的房間，有五扇大門，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寶座就在這個高拱著的圓頂的下面」。
如果莊士敦沒有擔任溥儀的老師，教溥儀英語、向他灌輸西方文化，溥儀就不會過上西式生活。
當年，溥儀迷上騎自行車，為了騎車方便，他命人鋸掉了從養心殿到御花園的所有門檻；他還把騎車變成了宮裡的時髦活動，有皇后婉容留下的騎車照片為證。
如果退位後的溥儀和他身邊的人沒有巧立名目、以各種手段將寶物帶出宮外，導致故宮的文物大規模流失，海內外就不會形成「流動的故宮」。
如果沒有清代的滅亡，就沒有今天的故宮博物院。
1914年10月，中國近代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古物陳列所在武英殿正式開幕，紫禁城外朝開始對公眾開放，首日即迎來2000餘名觀眾。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時，故宮博物院開幕式在神武門前舉行。
正如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李煜瀛在1929年所說，「以前的故宮是皇家的私有物，但現在是全國的共有物，也是世界的公有物」。
如果沒有馬衡（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莊尚嚴、吳瀛、那志良、歐陽道達、梁廷煒和梁匡忠父子等故宮人及一大批工人、眷屬的一路扶持，1933年南遷的13427箱又64包故宮博物院精品文物就不會在歷時十多年、輾轉數萬裡之後，神奇地沒有一件遺失、沒有一件損毀。
故宮人將之歸因於「文物有靈」。
「我看過他們在異鄉拍下的照片，生逢亂世，人若飄蓬，但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悵惘傷感。他們衣履簡陋，表情裡卻蘊藏著無限的驕傲。」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在一次受訪中這樣說。
南遷故宮文物中的9000多箱曾存放在四川省樂山市安谷鄉，今天，此處建有「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又稱「戰時故宮博物院」。
如果沒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舉行、故宮文物佔一半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歐洲人就沒有機會「認同中國藝術之美」。
這是故宮博物院藏品第一次走出國門，向全世界集中展示。當時的歐洲，一說起「東方藝術」，言必稱日本；此次展會之後，日本藝術在歐洲的地位被中國藝術取而代之。
如果沒有《御香縹緲錄》《宮女談往錄》等清宮回憶錄，我們會對紫禁城的日常生活缺乏實感。正是通過這些在宮裡生活過的人的講述，我們才得以了解宮裡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
正如祝勇所說，故宮600年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史，還包含了建築史、思想史甚至日常生活史。相較於重大歷史事件，其實日常生活才是歷史的常態。
如果沒有以電影《末代皇帝》為代表的與紫禁城相關的影視作品，我們就無以建構對紫禁城的視覺想像。
尤其是《末代皇帝》中那些講究的場景、畫面和美術，比如小皇帝仿佛被漫天的黃色門帘「吸」進去那一幕，為我們描述了教科書裡找不到的歷史圖景——儘管它是虛構的，但符合歷史真實。
再比如，電影中寂寞至極的太妃們通過小望遠鏡偷窺溥儀的一幕，很魔幻，但細想又覺得理當如此。這些影視劇共同形成了一個「影像故宮」。
故宮，當然是600年來最重要的中國文化符號之一，它太宏大、太豐富、太複雜了，因此有了「故宮學」這個提法。即便身在其中的研究員如祝勇，也不得不感慨：「故宮有牆，但故宮又是沒有邊際的。我們說什麼，都是掛一漏萬，我們怎麼說，都如瞎子摸象。」
故宮是什麼？它是一個大概念、一個超級大IP，其下又劃分為眾多子概念。
比如「地理故宮」——北京故宮有180多萬件文物，臺北故宮有近70萬件文物，瀋陽故宮有近10萬件文物。而圍繞文物的流轉，又有「南京故宮」、「戰時故宮」、「流動的故宮」等說法。
而影像故宮、文學故宮、動漫故宮、遊戲故宮、虛擬故宮等等，則是「故宮」這個超級大IP所衍生的眾多「故宮+」概念。
正因為故宮的龐雜，每個人眼中的故宮都有所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傳奇、一座迷宮，或者是借用卡爾維諾文學的表述——命運交叉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