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藉助丹尼爾·伏科維奇提出的漢學東方主義視角，梳理1998年至2019年間西方流行電影中出現的中國文化元素，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符號與故事進行話語分析。本文認為：經典的中國文化元素日益結晶為一種穩定的文化構件，展現出較強的跨文化遷移潛力；「傳統-現代」的故事體系趨於平衡，並展現出多元變化態勢；西方流行電影仍然呈現出複雜的漢學東方主義傾向；海外華人能夠在生產實踐層面有力推動中國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本文的結論同時能夠為中國文化元素在應用層面提供具有跨文化實踐意義上的經驗借鑑。
關鍵詞：西方流行電影；中國文化元素；漢學東方主義；話語分析
西方流行媒介對中國元素的借用與變形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其重點並不在於如何「描繪」（portray），而在於如何「建構」（construct）東方角色。電影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流行媒介，其生產過程與消費環節都持續與社會文化進行互動，因此可以作為研究者理解西方社會如何運用中國文化元素的重要載體。換言之，通過對西方流行電影中的中國文化元素進行分析，我們可以釐清西方社會理解與借用中國文化元素的基本邏輯，把握中國文化元素的跨文化傳播現狀。
就中國元素在西方流行電影上的使用而言，跨文化傳播研究者往往著眼於電影中所顯見的宏大國家與社會形象，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電影及其傳播進行類型化分析，探究中國文化軟實力與西方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的互動過程。這是可以理解的：對跨國的文化傳播行為進行分類處理（classification）能夠將文化問題與更繁雜的全球傳播行為勾連起來，實現對國際間問題的文化路徑探賾。然而，對於中國文化元素長期的跨文化傳播實踐的考察卻容易受到研究者忽視。大量現有的研究集中於對文化元素的碎片化運用進行分析，嘗試建立靜止個案中文化要素的使用行為與中西跨文化傳播一般過程之間的聯繫，其研究結論往往過於瑣屑。超越具體的個案分析，以綜合性的視角梳理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西方主流媒介對中國文化要素的借用情況，能夠幫助我們將時間要素納入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在較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考察文化行為範式的變化及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具體而言，本文希望通過這項研究探索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借用現狀，對在1998年至2019年間西方流行電影中的中國文化元素的使用變遷進行梳理和話語分析，以呈現中國文化元素的跨文化傳播規律。
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國文化元素及基於西方視角所創造的中國形象一直是跨文化傳播領域中的重點議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後殖民主義學者從諸多角度批判殖民主義話語，為探究這個話題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由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東方主義理論認為，西方主流文化所宣稱的「東方」是一種殖民主義話語的產物，它既「神秘、有趣」又「原始、專制」。這個概念不僅被創造出來以彰顯西方社會所具有的優越性，而且粗暴地忽略了東方地區多種社會、多種文化形態並存的現狀。辨析該概念背後隱含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成為了後殖民理論家探索這一問題的主要進路。進一步來說，將東方主義理論運用至考察與華人有關的文化產品的研究也屢見不鮮。
本文主要採用由丹尼爾·伏科維奇（Daniel Vukovich）所提出的「漢學東方主義」分析框架（Sinological-Orientalism）來理解西方流行電影。伏科維奇觀點核心在於「以中國為對象的東方主義」，旨在對作為整體認知對象的「中國」在西方社會語境下的「東方化」過程進行理論化。他認為，漢學東方主義傾向以「中西社會逐漸趨同」為前提假設，繼承了殖民主義者的權力優勢觀念，不僅在西方流行媒介上主導著與中國有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話語的生產，也反覆定義著與華人文化、意識形態與政治表徵相關的文化產品。本文在對上述理論與文獻進行思考的基礎上，試圖採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對1998年至2019年間的西方流行電影進行考察，依託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流行電影，梳理其間主要中國文化元素的變遷特徵與規律。在本研究中，中國文化元素是一個綜合性的話語，包括三類主要的文化符號與兩類文化故事。「中國文化符號」主要由電影中出現的經典中國符號（如功夫、熊貓、長城、龍與華人面孔等）、日常活動符號（如日常禮儀、習俗與娛樂活動等）與生活環境符號（如風景名勝、人文環境等）組成，這類中國文化元素大多以影片中的布景或人物行為表現出來。「中國文化故事」主要指文化符號的使用語境，包括電影中所借用的中國傳統故事（如民間傳說與歷史故事等）與中國當代故事。本文之所以認為文化符號與文化故事能夠成為研究者分析中國元素在西方流行電影中的主要話語，原因在於：首先，綜合現有的研究來看，旨在分析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元素借用的研究均關注到演員、風俗、風景、傳統故事等離散的載體在跨文化環境中所發生的變異，但並未形成對整體概念的梳理與理論化突破。而對中國文化元素概念的界定與梳理，能夠幫助我們在這一框架下對作為整體的中國文化的變化進行探究。其次，具體到西方流行電影產品中，我們很容易會發現其話語生產過程正是按照對中國文化符號的借用與對中國背景故事的講述兩條互相交叉的邏輯進行的，且這兩條邏輯的變化業已形成了較為一致的內部統一。在這樣的分類基礎上進行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剖析能夠為我們從作品生產到話語分析的過程提供較為自洽的研究邏輯。這項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圍繞上述中國文化元素進行個案選擇與話語分析兩個部分。在個案選擇方面，本文遵循代表性原則，遴選1998年至2019年間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流行電影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選取19部美國流行電影作為考察對象，其文化符號與敘事架構均以中國文化為主，能夠代表西方社會借用中國文化元素的主流取向。漢學東方主義的核心是回答誰能夠表述他者，以及通過何種方式來表述他者的問題。這與話語分析方法的適用範圍相契合。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所提出的「話語研究的三維度框架」為我們進行話語分析提供了操作基礎。通過對上述西方流行電影在符號與故事層面的話語考察與分析，本研究認為，西方社會在1998年至2019年間持續與中國文化互動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化元素的使用呈現出結晶化（crystallization）、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多樣化（diversification）相結合的特徵。具體而言，在中國文化符號方面，經典文化符號保持其主導地位並與時代語境相結合，生產出新的文化意義；日常生活符號日漸實現與現代中國生活實踐的呼應；環境文化符號由單一的古典符號走向多樣化再現。在中國文化故事方面，「傳統-現代」的故事體系逐漸趨於平衡，文化故事也凸顯出明確的結晶化與現代化旨趣。不可忽視的是，西方流行電影中對中國文化元素的使用特徵及其變化正與伏科維奇的理論脈絡相契合，存在著複雜的漢學東方主義傾向。相較早期西方電影對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方式，1998年至2019年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更為精細。其中最明顯的是被廣泛視作中國文化象徵的中國功夫、熊貓、龍與長城等經典符號結晶為主流的電影創作素材，並在運用層面與電影敘事實現流暢地結合。這種結晶化的符號與敘事的融合策略帶來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具有穩定意涵的文化符號能夠藉助生動的故事更新意義生產方式，並結合社會語境中實現全新的表達效果。
伏科維奇的研究著力於對漢學東方主義話語進行剖析，還原話語背後所遮蔽的真實中國，這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直接的邏輯起點。我們能看到，將結晶化的中國文化元素借用至西方流行電影中，創作者往往宣稱這是對民族文化的「普遍化改造」，但是這種普遍性與西方白人男性的宰制性地位是無法切割開的。普遍化的本質正是以西方主流價值觀對中國文化元素進行篩選與話語的重新表述。在這樣的過程中，漢學東方主義話語被強勢的文化力量廣泛地推介至世界範圍內，並重塑著不同個體對經典中國文化元素的認知。日常活動符號主要包括電影中的人物所慣常進行的娛樂、習俗與禮儀活動。1998年至2019年間，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文化元素的運用另一個重要趨勢在於，電影中的日常活動符號具有愈加現代化的特徵。也就是說，西方流行電影有意願通過多種角度塑造中國人，藉助日常娛樂以及生活中的多種活動符號展現中國人的文化生活。這種趨勢所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觀眾所觀看的文化符號不再是基於想像的單調刻板印象，而愈發源於中國當代實踐，與中國現代社會呼應。西方流行電影中的中國文化元素的這種現代化趨勢正與伏科維奇的思想相契合。伏科維奇揭露了對漢學東方主義話語體系對中國富有偏見的建構，認為漢學東方主義看似在客觀地討論中國問題，實則是在通過設定中國這一他者追求西方的自我身份。這是他對東方主義理論內核的繼承。具體來說，自改革開放深入以來，中國愈發在國際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成為文化產品不可忽視的對象與市場，這正是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文化元素運用的現代化趨勢的動因。主張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趨同，否定此前的中國歷史時期，是漢學東方主義的主要取向，也是伏科維奇理論的批判核心。這一視角有助於我們接下來分析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環境符號的運用。不論是電影中的外景設置（如中國風景或唐人街景觀），還是室內布景（如裝飾藝術符號和飲食文化符號），西方流行電影對於中國環境符號的使用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而且這種特徵很大程度上由上述的結晶化和現代化趨勢所推動。我們也發現，西方流行電影中對於中國文化元素的話語生產不僅是為了滿足觀眾的需求，也是創作團隊內部對於中國文化的協商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產業全面推行全球戰略。為了滿足觀眾對異文化的好奇，在東亞地區具有影響力的中國文化元素符號也成為了西方流行電影嘗試突破的著力點。但是正如伏科維奇所斷言的：漢學東方主義往往會選擇忽視中國話語理論體系的合理性。一旦中國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多樣性，這個空缺（gap）很快就會被妖魔化的曲解所佔領。而近些年參與西方流行電影生產的海外華人對於雙重文化的內在認同允許他們能夠實現中國文化元素的轉譯與傳播，推動西方流行電影中中國元素的多樣化使用。從多樣的中國故事中汲取創作靈感，可以為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提供實踐語境（context），促進中西思想的跨文化對話。在1998年至2019年間，我們發現西方流行電影中的中國文化故事很難在敘事與價值上與其他西方主題電影區分開來，但是在「傳統-現代」的敘事維度上存在著較為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為結晶化與現代化的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提供了新的語境。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文化故事的講述，往往採用固定的敘事模式：西方人作為主角進入神秘的中國，並通過他們的所見向觀眾傳遞中國社會的特徵。當前西方流行電影對於中國文化故事的刻意關注與奇觀化，使上述模式呈現出「拯救」向「獵奇」的轉變趨勢。西方流行電影作品始終暗涵著西方主流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態度與趨勢。本研究認為西方流行電影逐漸以「結晶化-現代化」的使用邏輯重新表述中國文化元素，這一框架包含兩個主要內涵：一方面，中國經典符號日趨成為流行電影中一種結晶化的敘事構件，這種結晶化不僅促使這類符號具有穩定的文化意涵，也能夠允許其憑藉強大的跨文化遷移能力更新意義的生產，展現出強大的跨文化傳播潛力。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元素的「傳統-現代」的故事體系的失衡狀態逐漸被打破，這是一個複雜的多元變化趨勢。此外，漢學東方主義傾向在西方流行電影中展現出不同力量的博弈過程。不可忽視的是，西方流行電影對中國文化元素的話語操演長期存在著東方主義的傾向。
原文發表於《當代電影》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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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浩
視覺：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