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你就是站在橋上看風景的那個人，你會怎樣做？
絕大部分人的選擇是不推。
這個做法被認為是公平指向的。
如果僅僅著眼於怎樣採取行動，那麼電車難題其實真沒什麼難的。通過課堂上的提問回答，桑德爾已經初步展示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給出不同答案的統計數據。
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主流意見是允許司機「撞殺」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反對者屬於異類；而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主流意見是反對旁觀者「推殺」一個人以拯救五個人，贊同者屬於異類。
有分歧很正常，共識從來都是稀缺品，有多數意見就不錯了。
「電車難題」的真正難點，是如何解釋人們從中展現出來的自相矛盾：為什麼同樣是犧牲一條性命拯救五條性命，大多數人卻會做出相反的選擇——同意「撞殺」，但反對「推殺」。
通過連續問答來揭示這個自相矛盾，桑德爾就在課堂上把大家搞懵了。
有一種解釋說，我們的大腦是高度模塊化的，有不同的功能分區，「效率腦」區別於「公平腦」，而且不在一個位置，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分別激活了效率腦和公平腦，因此在回答問題時出現上述自相矛盾。但這其實算不上解釋，充其量是個描述。
我們仍可以繼續追問：為什麼同樣是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卻分別激活了不同的腦區？
如果電車難題確實無解，道德哲學家就會喜出望外，因為這將意味著世界上確實存在獨立於後果的道德律令，或者說後果主義不能壟斷倫理和法律的全部解釋權，康德式的道德律令至少在一些邊緣問題上有望保留一席之地。
因此，關於電車難題的深層追問是，咄咄逼人的後果主義是否也有撞牆的時候？
致力於尋找後果主義的理論漏洞，電車難題被設計得如此刻意也算煞費苦心。
但是很遺憾，電車難題其實一點都不難，後果主義可以輕鬆解釋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自始至終都無需求助於公平的概念。
為什麼同樣是為了拯救五個人而犧牲一個人，大家認可「撞殺」卻拒絕「推殺」？
原因很簡單，條件發生了變化，魔鬼藏在細節裡，不變的數字只是刻意設計的掩體。
只需將兩個版本的電車難題做個比較，就會發現：
第一，決策人發生了變化。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只有作為局內人的司機才能決定誰死誰活；但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一個作為局外人的旁觀者卻掌握了生殺大權。這個變化非同小可，意味著權力的擴張。
其二，被犧牲的受害人發生了變化。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只有局內人才可能做出犧牲；但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一個局外人也被卷進了事故之中。這個變化同樣非同小可，這意味著危險場域的擴張。
無論權力的擴張，還是危險場域的擴張，都會引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如果我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只需遠離危險的職業、危險的人物和危險的場所就足夠了。
可如果允許局外人殺死局外人，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是可靠的？還有什麼職業和場所是安全的？
我還敢去醫院看病嗎？說不定醫院裡還有好幾個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其中一個需要移植肝臟、一個需要移植心臟、一個需要移植肺臟，還有兩個需要移植腎臟。如果有個醫生決心去拯救那五個病人，一個划算的做法就是把我化整為零。
這是個多麼恐怖的世界！沒有人會認為醫生是在大發慈悲，這麼做會毀掉整個醫療行業。
效率版的電車難題則不會引發諸如此類的恐怖聯想，局內人殺死一個局內人以拯救更多的局內人，這是一個相對封閉的事故場域。「封閉」意味著如果這個做法上升為法律或政策，其適用範圍相對固定，不至於造成失控性的外溢。
簡單說，在效率版的電車難題中，即使打開「撞殺」的口子，也很容易再堵上；而在公平版的電車難題中，「推殺」的口子一開就堵不上了。在電車難題的兩個版本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在這裡。
但除此之外，還有兩個細節值得一提。
第一，雖然被犧牲掉的兩個受害人都很無辜，但在我們的感覺中，「推殺」的受害人比「撞殺」的受害人更加無辜。
即使這種感覺是荒謬的，只要沒法消除，它就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更何況這種感覺其實並不荒謬，它只是反應了在人們的印象中，兩個受害人對於事故風險的耐受度不同。
認為工人比站在橋上的局外人更能耐受風險，應該算是合理的判斷，因為通常情況下，高風險的從業者在其職業收入中就包含了對事故風險的補償。
第二，相比之下，公平版的電車難題包含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當然不是思想實驗本身不確定，兩個思想實驗的條件都是被規定好的，概率值都被設定為100%，不存在不確定性。但實驗條件的設定是一回事，人們的想像是另一回事。
面對公平版的電車難題，很多人會犯嘀咕，站在橋上看風景的那個人真有那麼強悍的判斷力嗎？他把身邊的那個人推下去真能解決問題嗎？
哪怕是下意識的懷疑，都會影響人們對問題的判斷，因為懷疑意味著觀察者改變了實驗環境中已經設定好的概率值。
說到這裡，答案就很清楚了。
電車難題的兩個版本貌似相同，其實差距甚遠。並且兩個版本的難題都可以訴諸後果主義的邏輯，而無需求助於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後果主義解釋不僅足夠融貫，而且有能力揭示更深層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