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唐穎:文學一定要超越世俗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

在中國文壇，許多作家為上海這座城市提供了個性化的想像與呈現，女作家唐穎也是其中之一。她的作品被認為是了解當代上海的「必備指南」，尤擅書寫繁華都市中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與命運，追問歷史與人性、女性的自我認知、青春的追憶、個人與時代的關係等人類永恆的問題。

評論家項靜評價唐穎的寫作「以一種鬆弛的方式呈現上海空間和生活的緊實內核」。作家陳村說：「唐穎是在記錄上海這座城市的情感脈動，她的底色就是其筆下的『淮海路的小姑娘』，那些年輕、可愛、嬌氣、洋氣、敏感，憂傷、強韌、擁抱時尚，不鄙薄物慾、講究品味的女性。」

11月8日，唐穎做客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第七期「名家作家談」，以「城市寫作中女性角色的『非道德化』」為題，分享了她對「什麼是好文學」、「寫作應當注意什麼」以及一些具體寫作技巧的看法。本次分享由項靜擔任主持。

11月8日，唐穎做客華東師範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第七期「名家作家談」。攝影 葉楊莉

文學，把生活的真相撕裂開來

「非道德化」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命題，而在唐穎看來，這也是文學上某種應當正視的傾向。

所謂道德，就是社會上長久以來形成的是非、善惡標準；寫作中的「非道德化」，就是指不完全按照社會既定的道德主張進行書寫，儘量去呈現離經叛道的一面。

她以小說《傾城之戀》為例，分析張愛玲小說中「深愛只是為了謀生」的悲涼底色。在她看來，「傾城」一詞看似轟轟烈烈、前無古人，實則是對愛情的嘲諷與解構。

小說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描寫白流蘇那個蒼涼敗落的舊式家族。父母的離異、哥嫂的欺辱、家族的腐敗、父權的壓迫，這一切讓白流蘇想方設法逃離那個壓抑窒息的場所。她不惜以愛情為代價，換取求生的籌碼，從一開始便有所圖謀。

她所做的第一件「非道德化」的事就是把妹妹可能的未婚夫（範柳原）搶到手。「在一般人看來，那人是給妹妹介紹的，你怎麼能搶了風頭？但這個選擇裡有白流蘇的個人內心的反抗，她要抓住這個機會。」

唐穎解釋說：「張愛玲這個人非常叛逆，她寫愛情關係的時候，起初不是為了愛情，是這個女子要在家人面前爭口氣。」

對於範柳原「死生契闊，與子相悅」那樣一份不做承諾的告白，白流蘇憤怒了，她直接挑明自己的意圖——我來見你，是奔著結婚來的。「但像這樣一心奔著結婚的目的，是愛情嗎？不是，所謂愛情道德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是功利的。」

白流蘇來見範柳原是想通過結婚離開封建大家庭，她採取的方式是老式女人的「守」。她以守為攻，對他露骨的調情不做直接反映。唐穎分析道：「她能看出範柳原這個人講精神戀愛，而所有的精神愛戀是走向婚姻的，一旦和他上了床，發生肉體關係，他們就完了。她有這個意識，所以兩人之間始終沒有實質性進展。」

傾城的戰火似乎促成了故事圓滿的結局。香港淪陷了，範柳原沒有走，他回來找白流蘇了。「但是在淺水灣酒店，兩個人睡在一起的時候，從她在想我們至少可以和諧十年、八年，你就能看出她對山盟海誓沒有信任。」

「道德化的愛情，本應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一般，是非功利的，不顧一切的。而《傾城之戀》裡面的愛情關係是什麼？充滿了利益的考量，有人形容那是蠅營狗苟的愛情。」唐穎指出，「我們平時看到的愛情都經過了修飾、美化，而張愛玲不是，她從來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撕裂開來，這正是她深刻的地方。」

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唐穎從30歲開始寫小說，她的第一篇小說是模仿新小說派作家米歇布·託爾的《變》，近年來的作品《上東城晚宴》也是受到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蒂的影響。她表示自己「年輕的時候對現代派的東西更感興趣，但漸漸成熟以後，還是對寫實派的小說更喜歡，覺得那個東西更紮實、走得更遠。」

《上東城晚宴》書影

在她看來，好的文學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張愛玲筆下的男女關係如此，卡波蒂的《蒂凡尼早餐》也是如此。小說中，女主人公郝莉·戈萊特麗是一個紅牌交際花，是風塵女子，為了賺取一小時五十美元的交際費，不惜到監獄與黑手黨老大「社交」。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作家在寫風塵女子的時候沒有貶義，郝莉個性活潑、陽光，是很好玩的一個人，是作為一種正面形象去書寫的。我們很少能在中國故事中看到這樣的人物。」唐穎說。

在一次派對上，「我」和一位好萊塢導演聊天得知，他們本打算培養郝莉成為明星，但到試鏡的時刻郝莉卻跑到紐約去了。「這裡面『非道德化』的描寫是什麼？就是這個女生寧願成為一個被人看不起的交際花，也不要成為明星，因為她要保留自我。對她來說，當明星有很多限制，做交際花至少可以保留個性。」

經典的那一幕出現了——郝莉穿著黑色晚禮服，待著假珠寶項鍊，打扮入時，佇立在蒂凡尼珠寶店前，吃著早餐，豔羨地觀望店內的一切。「她說自己每一次到蒂凡尼的時候，心裡便安定了。那個地方很高貴、安靜，都是一些體面的人出入。女孩子喜歡名牌沒有錯，但如果為了名牌出賣自己，那就是價值觀的問題。所以她說，我可以喜歡它，但只是看看而已。」

唐穎認為，卡波蒂寫出了一個「立體、複雜的都市女孩」形象，一個風塵女子可以和各種各樣的有錢男人打交道，但同時也要保留自己的個性和自由。「按照我們一貫的道德來看，我們不會這麼寫，我們會寫她做這個行業沒有辦法，充滿了悽慘和無奈，是生活把她變成了這樣。但卡波蒂不是這麼寫，他說這一切都是她自己選擇的。」

「他非常真實地寫出了這樣一個角色，多年以後，這本書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被大家認可。」唐穎說：「我們的文學一定要超越世俗意義上的道德觀、是非觀，這個是文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

《另一座城》書影

寫作是對社會規則的挑戰

在課程最後，唐穎對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漂流到日本》進行文本分析，並鼓勵青年寫作者「如果要成為一名好的小說家，就要捕捉一些別人沒有發現而你發現的瞬間。」

小說一開始就以簡單樸素的形式勾勒了一幅火車站送別的畫面。夫妻恩愛、堅定不移，然而看似平淡和睦的生活之下卻埋藏了一股細細的暗流，這股暗流最終導致了妻子格麗塔走上了婚姻的歧路。

二人到了加拿大以後，丈夫學商業英語、做工程師，而妻子卻在讀《失樂園》。「作者用一句話就寫出了兩人之間的差異——丈夫學的都是『有用』的東西，而妻子則希望她所學離『有用』越遠越好。」

在與丈夫分別後，妻子參加了一個派對，醉酒後被派對主人的女婿送回家。路上，那個男人對她說，原來你已經結婚了，否則我想吻你。「這句話在女詩人心裡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她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思念這個邂逅的男人。」

後來，她查到這個男人在多倫多的一家報紙寫專欄，就找到男人上班的地方，給他寫了一封不具名的明信片：「寫這封信就像把一張紙條放進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就像打一個謎語，也許你懂我，也許你不知道。」

此後，門羅筆鋒又一轉，寫格麗塔在火車上與陌生男子格雷格豔遇導致了女兒的丟失。「這時，她身上母親的角色突然被喚醒了。在這個女詩人想要去找尋浪漫的時候，孩子的短暫失去喚醒了她的母親身份，她開始懺悔、慚愧、自責，甚至想要為此封筆。」

在唐穎看來，門羅寫出了平凡生活中女性的危機感。在一生漫長的時間中，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充滿了風險，這種風險不只是生病和死亡，還有在平淡生活中出軌、意外的可能。「它的確是不道德的，卻始終在人性當中潛伏著。這就是門羅對人性深刻洞察的地方。」

唐穎總結道：「寫作是對社會規則的挑戰。在一個事件當中，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值得寫的，如果你有看法，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抓住。寫作就是這樣，只要有一個小片段有你自己的東西，而且和別人不一樣，那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