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影響思維模式，前人已經意識到，即薩丕爾·沃爾夫的理論。但是其理論並不是很深入，且影響力有限。人們對於這個理論的爭論重點還在於其正確性及具體的詞語與思維對應性，二是其理論沒有人向前再邁一步，探討具體有哪些影響以及影響深度。所以我們可以對這個理論進行一些詳細討論和思考。
先說中文。中文在世人眼裡是獨特的，是世上正常大範圍使用的唯一表意文字。漢語的特點在於每一具體的事物都會有特定的語詞與之對應，而不是像英文等西方語言一樣用一套符號（字母）組合來表示紛雜的世界。在加上較隨意靈活的語法用法，使得用中文思考的人就 具有了較高的「靈活性」--凡事都以具體各自的性質去考慮，這就是中文所產生的最本質的思維性格特質。
對於特殊的事物採取特殊的態度，即對於偏差於常規的事物，採取與之對應的應對以彌補這種偏差，就產生了「中」，「中」是指以最合適的方式去做一件事，也即「適中」，但同時也意味著去「彌補」「缺少的」(之後會討論到)，到達均衡，有點像古人說的「中庸」，不過我覺得可以把庸拿掉，最本質的是」中」。
由此，中國人由這本質及衍生的「中」表現出以下行為特點。
首先就是高於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靈活性，這是最大最本質的特點。這個有時候表現為無原則、讓人無法意料、竭盡所能的投機性，被人詬病的制假者、各種投機行為。不過另一方面，靈活性是中國人遍布世界的商業成就的主要原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永遠比按一個統一標準行事重要，這是根植於每個說中文的人的思維潛意識。我們這個民族從不拘泥於某一常規、已有存在，從治水的變堵為疏到「寧候將相寧有種乎」，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甚至迂腐的孔夫子也知道「以德報怨何以報德」，變通和靈活的適中一直是對我們來說很自然的事。另外靈活性也是中國人日常生活區別於西方的快樂的一個源泉，雖然這一點很少被注意到。靈活性也體現在思想上，無論是一個多麼有定論的事物觀點，在這個國度總是會有各種各樣各種維度的觀念和態度。
其次因為這種最高程度的靈活性，產生了一個制度上的選擇，即中央集權的傳統：因為過高的靈活性，想要依靠某種「制度設計」處理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投機者總能找到更靈活的手段來鑽空子；如果缺少一個中心性的、抑制各種靈活性的上位權力，那麼各種投機者將使國家變得一片混亂。很明顯的例子是百年前的軍閥混戰，小一點的則是社會的各種坑蒙拐騙。這種中央集權的制度也許可以看作幾千年實踐的選擇，當然其也有一個弊端，如果中心不能保持正確，那整個國家也會錯誤。不過事物總有兩面性，當享受靈活性帶來的優勢時，就必然得承受副作用。以上這種思維潛意識也表現在公眾對於社會事件的態度上，比如說出現了個不好的事件，公眾的第一反應是「怎麼監管不到位？」，也即更傾向於依賴那個中心權力的作用。在法律方面也是一樣，所以依法治國也只能變成依憲法治國，對事件各種因素的綜合考慮永遠比程序正義重要。
靈活性是最基本的特性。其他如「一放就亂」等類似現象都是這一特性的表現。
第三，就是上文提到的，凡事都在兩極之間具體衡量平衡，就產生了「中」，也就意味著削弱「多的」，彌補「少的」,產生一種「彌補」的心態，這也包括特殊對待「少的」。這一思維習慣產生出對少數民族的特殊照顧心態、照顧老弱的傳統思想、一直存在的「均富扶貧」思想等，這些語言產生的思維方式簡直是潛意識式的慣性，就像是心理上的膝跳反應。比如很少接觸外國人的中國人看到外國人，就會產生一種特殊對待的心理反應，俗話說「物以稀為貴」。另一方面,如在汶川地震時表現出的舉國的救援行動，有人以一個U形形容，這是一個典型的「彌補」反應。當然這次疫情中外群眾表現出的差異也是這一點的反應。而西方人沒有補償這一心理機制，所以西方社會面對巨大災難時沒有這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思想，其結果就是中國人對於西方面對災難展現出的態度很難理解。更擴大一點，這種產生的危機越大，「彌補」反應越大的特徵正是這個文明獨一無二的長壽的原因，按危險的大小進行反應，也即危機越大，給予的對應就越大，保證了每次都能度過危機免於消亡，最典型的比如百年前的反抗。未來這一點也將繼續發揮作用，五千年後，現在的其他語言都消失了，而中文仍然存在，是大概率事件。
還有其他表現將和西方的特性比較著說，因為兩者間存在對比。在此之前，先說西方語言產生的民族特徵。與中文相對的，西方文字的特點在於用一套符號表示所有的事物，這就產生了「一元性」，即認為世間萬物都遵從一個因素。最典型的也是制度上體現出來，認為通過一個單純的技術上進行技巧處理的制度構建就可以形成社會治理。
於是就是第四點，這種思想體現出兩者對於他人他物不同的態度。在制度上，西方認為全世界都應該遵循一種模式，即前面的技術性模式。而中國官員提的「每個國家要根據自身情況選擇，不一定採取我的制度」可不是說說而已，而是真心這樣以為。這種因思維模式而體現出的包容性區別歷史上很多事已經表明得很清楚，未來恐怕還是會一樣。
「一元性」突顯了「一個存在」，從而突顯了個人個物的邊界，使邊界清晰，可以稱之為「排他性」。這體現在方方面面，如藝術、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等。可以以對環境的態度作為典型比較，對西方人的思維來說，我就是我，環境就是環境，兩者有著清晰的邊界。而對中國人來說，我與環境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雖然這不是有些人汙染環境的原因，但很多人是帶著這種態度去汙染的，小事比如說隨地吐痰等，大事則對河海山地，「天地是我家，在家要隨便」。當然這也包含了中國人從不在乎去改造環境，而在國外則是，讓山火自生自滅也是一個選項。另一方面講，這也可以說中國人對於環境的感情深厚，就好像人際關係，人與人有那麼多瓜葛，但是另一面說這也是人情味的體現。
如果西方的這種本質稱之為「一元性」的話，中國的特性又可以有與之相對的另一個稱呼「多元性」，即認為這個世界可以不是由一個規則統治的。於是我們可以看出第五點，在宗教和信仰上的明顯對比。語言上的一元性產生思想上的一元性，於是在宗教上也表現出明顯的一元性，既世界只能由一個上帝來規則。而對中國人來說，佛教或其他什麼教從來都不是必須的，而且都已經被改造成中國樣子，中國人對於世界是否由一個統一的上帝規則也不感興趣。而西方則長久地糾結痴迷於此。總之，西方對上帝和其他什麼概念的執著，只不過是思維方式上的一元性的體現。中國人很難理解這種執著，就像西方人不理解中國人不執著這些一樣。可能這種感覺，就像上文提到的中國人見到老外時的反應一樣，是無法逃避的條件反射吧。所以在信仰上，中國人寧願喜歡更有靈活性的，比如馬克思主義中的辯證法，一個事物，既是正的一面，同時也有反的一面。
總之，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特性的體現。從來都是人決定宗教，而不是相反。其他的如儒家思想等也是一樣，這些思想更多的是中國思維方式某一方面的體現，而不是決定者。
第六則是語言產生的思維定式對其民族科學技術的影響。現在的科學是一元性的。現代科學的五個基本原則,本質上是在說同一件事：即整個世界中的每一個點，都遵循同一規則。所以西方的語言及一元性思維天然與科學精神契合。而中文產生的特性則是與之相左的，中國人從骨子裡不必確定世界是絕對一個規則的。就連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也是因為提出某種宇稱不守恆而得獎的，是的，為什麼一定要守恆呢？現在仍有個別西方科學家懷疑這個不守恆。這種反襯是鮮明的，一邊覺得不守恆總是不舒服，一邊則根本無所謂。缺少思維的一元性是中國幾千年沒有發展出邏輯科學的根本原因，而未來如果中國科研領域語言仍然只有中文的思維特性，那麼在科學技術方面只能一直跟在西方後面。相反，只需要讓國內科研人員從小加強一元性語言思維方式，使其達到與母語思維一樣的強度，就能讓科學界擁有與西方一樣的科學精神，讓中國科技水平達到西方同等的高度。當然，中文的思維方式也有某種獨特的靈活性和最強的理解力，可以避免西方科研中容易出現的「每天吃蘋果可以降低百分之幾患某病的機率」這樣的局限性。也許像華為這種中國人領導的，具體理論問題主要由西方人思考的模式是最能完成科技突破的。
另外，中國也有自己發展技術的方式，那就是實踐。不是從原理入手發明創造出新技術而是靠不斷的實踐和偶爾的靈感的方法，這麼做缺點是這其中基本上都是黑箱，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有很多錯誤的地方；優點是有時能極大地跨越式超前，發現按部就班式無法達到的東西，典型的例子如中醫等。
說到這裡再說一下世界其他國家的語言和民族特性問題。前面已經提到，語言產生的「一元性」是西方最本質的思維特性。因為突出一元的存在和邊界的清晰，一元性必然導致排他性，即無法容忍與之不相同的，這一點歷史和現實已經給出了太多例子；排他性也導致其無法避免與他人的矛盾升級，一二戰是如此，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一定也是由西方國家間矛盾引發的，人類總是重複同樣的命運。現代西方領導的這種全球化多元化最近似乎有在政治右轉中終結的趨勢，本質上還是因為西方是在一元性的思維中多元化世界，這就像一個人想把自己攥離地面一樣，終究不現實。
另外，之前一直提到「西方」,但是西方國家之間也有區別，所以可能有些地方會有程度的差別。在英式英語中，表示「好」只有幾個詞，而在美式英語中，則有幾十種方式表示好這個意思。而在歐洲的語言中,限制則是要比英語多得多，各種性、數、格、人稱時態，有些甚至有幾十種組合變化。這就產生了區別，從歐洲到英國到美國，規則越來越少，靈活性越來越大，即歐洲的思維一元性是最深最強的，到了美國則是靈活性是西方國家中最高的。這表現在方方面面，最典型的就是歐洲一直以來都是認為美國是實用主義的。對某些理念的態度也是，如果說德國提真的是真心的，那麼美國提一般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歐洲有些人覺得美國和中國更像，也是因為這個。在西方國家中，靈活性最高最接近中國的是美國，可能有些人覺得最合得來的也是美國人吧。那麼現在我們會發現，世界的權力中心好像總體上是從低靈活度國家向高靈活度國家轉移，從歐洲的老牌幾個國家，到更具靈活性的英國，再到現在的美國。當然，中國一直在世界另一角處於繁榮主體地位。至於未來會不會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其實很難說，原因一是前文說的中國科技缺少一元性的現狀不能超過美國，國力本質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科技，第二個原因也是前文提到的中國對他國制度等沒有一元性的強求，而一個沒有統一宗旨方針的人是不大可能成為世界警察這樣的角色的，最多成為一個有巨大存在感的存在。和歐洲個體個人一元性較高仍大體能遵守共同目標的社會制度不同，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企圖用一種技術性的制度去規則社會，但是社會中的個體的靈活性已經超出了那制度的規範能力，造成各種利益團體投機成性、贏者通吃的混亂局面。當然美國的優勢也是硬幣的另一面：仍然屬於的一元性思維保證了科技上的優勢，而實用主義則使其在國際外交上並不拘泥於規則，以撰取最大的利益。當然一個同時具有靈活性和排他性的強大存在對世界來說可能是最危險的。
說完西方，說說我們的鄰國，日本，略帶韓國。因為這兩國家我們相對接觸比較多，也更熟悉，討論起來更有體會。日本語言中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是冗長的語氣助詞，以及詞的拆解構造，這就造成了思維時一種「渲染」的感覺，於是便形成了日本國民的最大特性—你可以稱之為極端性，但是我覺得這個詞更準確--「渲染」。是的，日本簡直是一個渲染的國家，輿論總是一邊倒地對待一個社會事件，恰如那漫天的櫻花。菊與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渲染。對於一事物，總是竭盡所能地去渲染它，誇張它，使它顯出最大的特色。渲染這一特性體現在日本人生活生命的所有方面：說話的方式，過度的禮貌，潔癖。這個特性的強烈地把思維導向某一方面。其正面作用有：在科技中擅長精細的東西，細微式的研究；藝術作品有渲染力，如日本動漫的有影響力讓人喜歡，本質是因為它的渲染力；還有整潔的環境以及各種事物中的渲染性所帶來的美感等。反面作用也是明顯的，科技上整體整合能力不強；行為上很容易一頭扎進某一事物中，不斷地糾結局部中，即使那毫無意義。看不到全局現實，提出一個目標就糾結其中一路到黑的政治態度，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為上，很容易就陷入極端和變態，以及不顧一切的殘忍。這一點無數的事物，各種事件，各種歷史，各種文藝作品，都一遍遍地體現著，我只能說語言導致的民族特性是如此強作用，影響--甚至可以說是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所有方面。容易陷入極端對人類而言顯然是危險的，有時候我會想，二戰後辛虧是美國控制了日本，會做到按一個按鈕就能讓全日本停電的程度，否則如果日本是在中國一邊，以中國這種不要求控制你的態度，脫韁的悲劇可能已經發生了。但是美國不可能永遠控制住日本，在未來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在某個時機，這個擁有一顆渲染之心的民族，還是會做出最殘忍的事。
再說說韓國，韓國人對中國人來說總是在某一奇怪的點有一種不自然的「執拗」，或者說是某種「倔」，這體現在很多文藝作品中，也體現在生活行為中。我沒學過韓語，所以也不是了解太多，但是知道韓文不是經過長久的進化而是在某一短時間內人為創造的，也許這就是韓國人特性中這一點不自然的原因吧，語言產生過程的不自然也導致了思維上某一點的不自然。
討論到這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論述語言在思維方式中起到主要決定作用。當然，像地理氣候環境、進化歷史，都影響一個民族的特徵。但是一旦這些因素影響下的語言產生，語言及其所影響的思維方式對於民族特徵就起了主要作用。就好像如果古代外國都說中文，也許就不會有宗教戰爭。當然積累也起很大作用，世界上這麼多英語國家，但是條件都不同。另外，就像歐洲一樣，不同地域的方言差異也會造成地域差異，典型例子比如中科院的院士百分之八十是江浙人士。因為方言而產生的每個地區人性特徵是地域問題的根本原因，方言不變，這些地域差異恐怕不會消失。
我說的這些雖然大眾還沒認識，但世界上一些人可能早就已經察覺。國外一些精英開始讓自己的後代學習中文，其中就有增進某種思維方式的考慮。川普一邊說中國太靈活破壞了規則，一邊又讓自己的後代學習中文以期獲得這種靈活性，也許這就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吧。而中國政府似乎也知道了僅僅只是讓某個群體學習中文，就能大幅減少其極端性。另外中國的做事方式似乎也在影響著世界，這一點也很少人察覺--有時候美國外交部的發言聽起來讓人感覺像是中國的語氣，像沙特、普京總統等的一些做法感覺比以前的時代多了某種獨特的靈活性。不過總體而言，我說的這些還不是為人們所知。人類還是不能相互理解。因為高靈活性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中國的悲劇在於能輕易理解世界，而世界卻無法理解中國。這是優勢，也可以說是一種悲哀。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