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前身是上海經濟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上海經濟研究中心於1980年12月26日成立，根據上海市政府決定，1995年12月22日正式更名為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中心是全國最早一批政府諮詢研究機構之一。
40年來，發展研究中心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發揮了獨特作用，在上海多項重大改革開放與發展舉措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多年的決策諮詢實戰經驗，使得發展研究中心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氣質和品格，中心老領導更是把它概括為「
積學為本、哲思為先、智謀為重、策行為樂」。
在這樣的精神和價值氛圍涵養中，40年來發展研究中心整個系統培養了很多人才，也淬鍊出了一套決策諮詢研究方法論。作為在中心系統工作十多年的一名老兵，筆者想在中心40歲生日的特殊時點，談談自己對決策諮詢研究方法論的理解，提煉概括一下決策諮詢研究的規律與境界，僅當作個人一份不太成熟但卻飽含情感的生日獻禮。
一、決策諮詢研究的三個基本規律規律一：學術研究和決策諮詢研究是「前半段與後半段」的關係，後者離不開但又明顯不同於前者學術研究的本質是揭示某一領域、某一事物的一般運行規律和邏輯，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找出共有規律和顯著特徵。學術研究重在解釋世界，解決「怎麼看」的問題，偏重於「知」的範疇。決策諮詢研究是在理解了某一領域、某一事物一般運行規律和邏輯的基礎上，賦與現實邊界範圍內的變量要素和約束條件，進而找出科學合理的解決方案。決策諮詢研究重在改造世界，解決「怎麼辦」的問題，偏重於「行」的範疇。
學術研究和決策諮詢研究是一個邏輯鏈條上的「前半段與後半段」關係。先有「怎麼看」，然後才會有「怎麼辦」。如果離開了學術研究對一般規律和邏輯的揭示，決策諮詢研究就會陷入「沒有方向」的困境——都不能解釋清楚，行動必然無從下手。因此，決策諮詢研究絕對離不開學術研究這個前半段的支撐。
然而，決策諮詢研究畢竟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是要拿出行動方案的，這就需要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再跳出學術研究。其中的關鍵點在於，
一般規律可能都是共通的，但是不同對象的變量要素和約束條件往往是不一樣的，面臨的環境和背景也是不一樣的，這就決定了不可能有「包打天下」的藥方。所以，必須在一般規律和邏輯的指導下，有針對性地分析研究對象的具體實際情況，進而分析出規律和現實條件之間的互適性，最後充分綜合各種因素，「量身定做」提出科學合理的行動方案。這「後半段」工作看似簡單，其實非常複雜，難度亦非常大，僅靠學術研究則很難勝任。
規律二：決策諮詢研究需要有很強的決策者「角色代入感」，必須要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和位置來思考問題沒有立場預設的純學術研究，往往是希望站在中立第三方的視角和位置開展研究。然而這種研究的問題在於，容易忽略決策者面臨的很多變量要素和約束條件（很多時候並不知道決策者的難處所在），容易習慣地按照理論的理想模型來尋找對策，
最終求出的解決方案往往都是非常理想的「最優解」。必須承認，按照理想模型推論出的「最優解」，對於改造現實世界具有重要的啟示性和方向指引性作用，人類社會的很多重大進步都發源於最優解提供的創新理念。但是，
現實世界中存在著諸多理想模型所不能覆蓋的變量要素和約束條件，導致「最優解」在解決具體問題時常常面臨「不好用」的困境。很多時候，明明「最優解」提供的方向是對的，甚至是大勢所趨的，但由於實施條件尚不具備，或者任務重要性排序並不靠前等等各種原因，那也只能是從長計議了。
這種「好有道理但不太好用」的邏輯困境，對決策諮詢研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它需要決策諮詢研究具有強烈的決策者「角色代入感」，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一定要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和位置來思考問題，要通盤考慮決策者面臨的環境、條件、資源以及發展階段等具體要素和情形，既要符合規律和趨勢，又要綜合權衡各種實際狀況，這樣提出的思路舉措才會是科學合理又穩妥可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不同於理想化的「最優解」，決策諮詢研究提供的解決方案更像是「均衡解」。這種「均衡解」體現的是對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結構性以及重點性把握，這些方面都是決策者最為關心和重視的內容。
規律三：決策諮詢研究需要以眾多「顯性知識」為依託，但更離不開大量「隱性知識」的支撐決策諮詢研究需要大量知識儲備，不但要了解一般性的規律和邏輯，還要掌握大量現實情況的知識，更要熟悉這兩者之間適配性的知識。
這些知識從「有共識、能表達、可交流」等角度來看，都屬於「顯性知識」的範疇。沒有這些大量顯性知識的收集、積累、分析與提煉，決策諮詢研究不會走向深入，更不會獲得厚重的成果。對於決策諮詢研究來說，「相關知識需要的更多」永遠是一種常態。
為了獲得更多一手、直接、鮮活的知識和資料，決策諮詢研究需要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工作。
哪怕是大家較為公認的經驗知識，是否進行了紮實的調查研究，能否親自去看、感受和理解，最終獲得的知識含金量差別都可能比較大。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陳雲也指出，「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這些至理名言講的就是「通過調查研究獲取知識」的重要性。
然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做好決策諮詢研究，除了上述顯性知識作為依託，更需要大量隱性知識來提供支撐。
隱性知識的概念來自於英籍物理化學家兼哲學家麥可·波蘭尼，它指的是一種個體化的理解力、領悟力、判斷力，其不太容易以規範化的方式加以傳遞，只能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在反覆實踐磨練中逐漸體悟出來。決策諮詢研究最有魅力的恰恰是這種能力，所謂研究「在不在路子上、是不是那種味道、有沒有那種感覺」，很大程度上指的都是這種能力。其實，隱性知識發揮重要支撐作用的道理也比較好理解：正是因為決策諮詢研究要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和位置思考問題，既要面對一般規律和邏輯，也要面對紛雜具體的地方性知識，還要拿出科學合理並穩妥可行的解決方案，思路舉措更要能夠抓住重點和要害，也能夠提綱挈領、渾然一體等等，同時做到所有這些，需要一種獨特、自信地把握問題的思維方式，需要一種「手中無劍、心中有劍」般的研究氣質，需要一種「採擷百家又自成一家」的研究感覺。這些都是最重要的隱性知識。
二、決策諮詢研究的三重境界在一般社會評論中,「知道分子」這個詞是個不太好的詞，但對於決策諮詢研究來說，它卻具有相當正面的意義。因為決策諮詢的內容涉及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多內容本身就是多元領域的複雜綜合體，很難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生態問題還是文化問題等等，這就要求我們要儘可能廣泛涉獵各種信息和知識，進行「綜合素質」養成。借用戰略諮詢專家王志綱老師的話來說，如果不具備哲學的頭腦、經濟學的眼光、史學的知識、社會學的背景（以及其他相關學科視角），將很難把握當代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
同時應該看到，知道也是創新的重要前提，筆者個人理解，創新其實是在充分積累素材基礎上的創造性爆發，很難想像完全憑空產生的創新。
知道一個事情有多種玩法的人，肯定比不知道或只知道一種玩法的人更有思路，更具備創新潛質。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做一個知道分子，是做好決策諮詢工作的一個基本素質要求。
境界二：「知識分子」境界決策諮詢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
不僅要知其然，還必須要知其所以然，客觀上要求掌握所分析對象運行、發展的邏輯和規律，也就是我們常講的「要說出其中的道道」。畢竟，正確、科學解釋世界是合理、有效改造世界的前置條件。好的決策諮詢研究之所以能夠贏得尊敬，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較好地佔據了邏輯與規律的制高點，體現了知識與思想的應有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
由於決策諮詢研究是行動導向的，因此對邏輯與知識的要求其實更高。如果說一般理論研究為了洞悉事物運行的複雜邏輯關係，往往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那麼決策諮詢研究還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升華，就是化繁為簡、透過現象看本質，重新把複雜的東西變簡單。這需要對邏輯和規律具有較強的捕捉、提煉與駕馭能力。
境界三：「知行分子」境界決策諮詢研究的最終落腳點是指導行動，所有的知識積累與邏輯分析最終目的，都是要拿出一個科學有效的行動方案，這個要求是非常高也非常難的，所以自古以來便有「知易行難」之說。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現實中很多方案之所以實施效果不佳、不能對症甚至產生很大副作用，除了執行打折扣、執行走樣等行動方面的原因，不少問題還是出在「知」上——或是對規律自身的認識出了問題，或是對規律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與現實困難的認識出了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孫中山先生才說「知難行易」。
其實，無論是「知易行難」還是「知難行易」，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
對於決策諮詢研究來說，必須以「行」為導向，以「知」為根本，做到知行合一，兩者高度融合統一。在這方面，理學大師王陽明的觀點提供了絕佳的注釋，他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這才是決策諮詢研究的最高境界。
（作者李顯波系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