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各民族間需要精神層面的「混凝土」(圖)

　　 王蒙在新疆的留影。（照片由王蒙本人提供）

　　王蒙在新疆的留影。（照片由王蒙本人提供）

　　 王蒙在新疆的留影。（照片由王蒙本人提供）

　　 王蒙在新疆的留影。（照片由王蒙本人提供）

　　 王蒙在新疆的留影。（照片由王蒙本人提供）

　　「我永遠感謝新疆」

　　「我永遠感謝新疆，我永遠想念新疆。我已經80歲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新疆的未來，新疆的光明。」2015年年初的一個下午，在北京東北四環一個鬧中取靜的小區，作家王蒙的家被書和花草包圍著。夕陽隨著時鐘的嘀嗒聲一點點後退，屋子裡滿是回憶的味道。提起新疆，他的臉色略顯凝重，有幾次鏡片後的眼眶也微微泛紅了。

　　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自己在新疆的16年是一個奇蹟，「在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快樂和安慰，在最迷茫的時候給了我永遠的樂觀和力量。我懷念在新疆與各族人民相處的日子，這是我生命中很美麗的部分。」

　　2013年5月23日，「王蒙書屋」在新疆伊寧巴彥岱鎮落成，王蒙又一次來到他當年勞動生活過的巴彥岱。揭幕儀式上，他用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表達重返「第二故鄉」的激動：「新疆的朋友對我恩重如山，我永遠是新疆的王蒙，我和你們永遠在一起。」

　　這一天，這座佔地5畝的「王蒙書屋」庭院裡歌聲笑聲不斷，多年前與王蒙共同生活勞動過的百餘位維吾爾族農民專門趕來，嘴裡喊著「大隊長」，上前擁抱甚至抱頭痛哭。巴彥岱的鄉親們說，王蒙是我們的老朋友，這裡永遠是他的家。

　　最初，走進那個99%的居民都是維吾爾族的村落時，青年時期的王蒙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伊敏老爹在歡迎王蒙的晚宴上，對一臉焦慮的他講起了維吾爾族人的生死觀。「人生在世，除了死以外，其他全都是塔瑪霞兒！」

　　這句維吾爾族諺語所傳達的人生態度，對王蒙影響深遠。「塔瑪霞兒」可以譯成漫遊、散步、玩耍、休息等，是一種自然而然、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

　　讓王蒙當初沒有預料到的是，這一幕，被新近拍攝完成的一部電影搬上了銀幕。這部電影名叫《巴彥岱》，以王蒙的新疆歲月為背景，講述了人與人之間的仁愛，特別是漢族文化與維吾爾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巴彥岱是蒙古語，意為「富饒之地」，是王蒙下放務農、進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因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成為「右派」，後來又「摘帽」的青年王蒙，在「文革」爆發的前夕作出了可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舉家遷往新疆。從1963年年底到1979年夏，29歲到45歲，整整16年王蒙都是在新疆度過的。其中7年，是在伊寧市郊的巴彥岱勞動鍛鍊。

　　電影《巴彥岱》的主人公老王是一個30歲出頭、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文弱的漢族男人。1965年春天，他被派往伊寧市市郊的巴彥岱(當時叫紅旗公社二大隊)「勞動鍛鍊」。一番含糊的介紹之後，大家知道這個漢族人是從北京來的「摘帽右派」，可淳樸善良的維吾爾族老鄉們只是把他當成幹部對待，並沒有過多打聽他的底細……

　　影片中看似平淡的生活，卻是王蒙生命中一段真實的傳奇。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與當時的蘇聯相毗鄰，邊界線長1500多公裡。「我去伊犁的時候恰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至少，我到的時候未發現什麼鬥得死去活來的緊張氣氛，倒是挺輕鬆和善。」王蒙說，正是在充滿異域風情的巴彥岱，自己躲過了「文革」的風暴中心，「新疆庇護了我，保護了我一家，平平安安」。

　　一次在維吾爾族朋友家作客，大家喝著被當作酒的醫用酒精，維吾爾族醫生朋友大講當時那種摧殘文化的做法不可能長久，老王將來一定會在文學方面作出應有的貢獻，當時王蒙嚇得一臉煞白。房東阿卜都熱合曼用一種更為古老的說法對他說：「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缺少三種人：國王、大臣和詩人。因此，你現在在這兒每天掃地也好，勞動也好，這是暫時的，你早晚還要回到你的文學崗位上。」

　　「沒有新疆的這16年，也不會有後來的作家王蒙。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伊犁，想離也離不開。」新疆生活給了重回文壇之後的王蒙源源不斷的靈感，剛回北京的幾年裡，在新疆伊犁與少數民族同胞「同室而眠，同桌而餐，有酒同歌，有詩同吟」的生活經歷，成了他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你好，新疆》、《這邊風景》，在寫這些作品的時候，王蒙往往能繞開政治主題上的困擾，而專注地寫這裡的人和這裡生活的生動面貌。

　　70萬字的《這邊風景》是王蒙在新疆16年裡創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寫於1974年至1978年，塵封30多年的手稿直到被兒子兒媳在北京舊屋無意中發現，才於2013年得以出版。這部書被評為2013年的中國好書，也獲得了「五個一工程獎」。

　　小說講述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新疆伊犁一個維吾爾族村莊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背景下的故事。王蒙說，那是個荒謬的時代，自己無法超越時代，「我是戴著鐐銬跳舞，但是也跳好了。」那部小說裡，王蒙寫人物心理，寫人物品格，寫生活對人的吸引力，寫男男女女，愛怨情仇，寫漢族、滿族、蒙古族十幾個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鹽醬醋茶，維族人怎麼打饢，維族人怎麼結婚，什麼都寫。「幾個農婦，張家長李家短，一邊喝茶掰饢吃一邊說話。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裡，擦擦鼻子給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說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開水。」這類細節讓王蒙至今都很得意，「從對人性和生活的描寫來說，《這邊風景》在我的作品裡面，可以說是最具體最細膩最生動最感人的，從頭到尾都是掏心窩子的真情實感，這是我今天再也無法抵達的寫作狀態了。」

　　1979年，45歲的王蒙因創作《這邊風景》得到前往北戴河改稿的機會，而後機緣輾轉回到北京。正是這部小說改變了王蒙後半生的命運，「它使我在最困難時回到寫字檯前，使我增加了寫作的自信，使我相信，不論在什麼形勢下，生活不可摧毀，文學不可摧毀，世界不可摧毀。」王蒙說。

　　王蒙從不掩飾自己對於新疆的關注與熱愛。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談起新疆，他就會精神振奮，充滿深情。1979年，被新疆庇護了16年之後王蒙回到北京。之後的歲月裡，他曾數返新疆，後來當上文化部部長，也始終將巴彥岱視為「第二故鄉」，從未在心靈上遠離那片土地。

　　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價值理念，王蒙總結了32個字

　　「我在新疆生活觀察到的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一樣太多了，很有意思。漢族人縫扣子，針向右外側拉，而維族人是往左肩方向內側拉。漢族的木匠推刨子是往前推，維族木匠是往自己方向拉。俄羅斯木匠也是這樣，師傅就是這樣教的。漢族洗衣服擰衣服，手腕上下相對著往外擰，維族喜歡正手手腕朝內擰。這有什麼問題呢，這樣生活才豐富多彩。」王蒙認為，尊重差異、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賞，和學者費孝通提出來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一樣，都是非常美好的理念。

　　剛到達烏魯木齊時「煥然一新」的感受，很多年以後王蒙說起來還是如在眼前：「首先給我衝擊的是火車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鋪面從右到左橫寫的維吾爾語招牌。然後是異域風格的建築，那時候建築都是粉紅色的綠色的，房頂經常是洋鐵皮的。現在回想起來，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畫，只是沒有保存下來。還有各家各戶堆著自己的煤山，因為那裡經常遇到零下20攝氏度、零下30攝氏度，有時候達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

　　多民族聚居的特點，使得新疆的飲食文化多元化融合。抓飯、烤肉、牛雜碎、饢、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馬奶酒、啤渥，各種乾果加四季茶飲，各具誘惑。俄羅斯軟啤格瓦斯的釀製配方，還有拉條子、饢、酥糖等的製作方法，即使現在，這些特色美味的「私房秘笈」他還能一一道來，去北京的一些新疆餐館找回憶至今是他生活中的一大樂事。

　　「後來好多人問我：在新疆那16年裡幹了些什麼？我開玩笑說，我在新疆花16年讀了個維吾爾語博士後，預科3年，本科5年，碩士3年，博士3年，博士後兩年，正好16年。」王蒙笑言。

　　因為每天和維族老鄉一起吃包穀饢，一起掄坎土曼，一起扛200多斤的大麻袋，剛到伊犁的幾個月後，王蒙就可以用維吾爾語在生產隊的會上發言了。社員們聽了很高興，還要給他評「五好」社員。

　　「語言對我來說是生活，不僅僅是符號。」王蒙說，寫小說的人天生就有一種對生活的興趣，而語言和生活是分不開的。在伊犁，除了勞動和日常生活，王蒙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維吾爾語，讀維吾爾語版的《毛澤東選集》，唱維吾爾語的頌歌。當時《中國語文》雜誌上刊登了一篇《維吾爾語簡介》，王蒙的父親看到後專門千裡迢迢給他寄去，這篇論文後來成了王蒙的「秘密武器」。社員們發現，王蒙的維語不光是詞彙豐富，連語法都無可挑剔了。

　　有了「另一個舌頭」，也就有了另一個世界。除了參加公社社員的互助勞動，參加喪葬乃孜爾，參加歌舞聚會，聽各種家長裡短，和維吾爾朋友一起喝酒侃山，更是這位北京來的大知識分子從不錯過的學習場合。參加那些純爺們的聚會，把段子說得半葷不素帶俏皮話和雙關才算過關，要是太過直白就會被批評。

　　「所有和維吾爾語言相關的書籍，當地農村家庭有的，蘇聯出的維文小說，我都讀。魯迅的《吶喊》、《彷徨》，高爾基的《在人間》，都有維語版的。」王蒙學習維吾爾語，同時把漢族的許多故事用維語講給維族群眾聽，和維吾爾族農民交朋友，直至後來可以隨意地出入於任何一家。當副大隊長那陣子，王蒙學會了解決鄰裡糾紛，雨天幫社員搶修房頂，當然了，路過瓜地瓜農順手摘個瓜讓他品嘗這樣的待遇他也欣然接受。這個過程在王蒙看來，既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接受，也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認同。

　　「在新疆的16年，對我的一生極其重要。」王蒙說，自己受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宗教的感悟，更懂得了求同好異、黨同喜異的道理，更寬容也更理解與自身不那麼完全一致的東西，懂得了不同的參考和比照、容受能力與理解能力對於一個人的重要，「各民族之間需要愛、理解和溝通相維繫。換句話說，需要一種精神層面的『混凝土』」。

　　在王蒙看來，中華文化是一體多元的文化，生活中各種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任何一種東西，當它傳播到一個省區或者一個民族，必然要本土化。「比如拉麵，不但新疆的拉麵和北京現在到處掛著牌子賣的蘭州拉麵不一樣，南疆的拉麵與北疆的拉麵也不一樣。南疆的拉麵一條長長的，象盤香一樣，一圈一圈轉著，估計一條就能煮一鍋。北疆就簡單多了，切成許多小記子，然後一條條拉成面煮著吃。」王蒙說，但是在整個中國，不管是中原地區文化，還是新疆地區的文化，還是藏區的文化，不管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有著非常共同的文化理念，十分一致的價值追求。王蒙用32個字來概括：敬天積善、古道熱腸；尊老宗賢、崇文尚禮；忠厚仁義、太平和諧；勤儉重農、樂生進取。

　　「很多我們的故事他們都知道，比如說屬相，屬羊的，屬馬的，他們也論；比如說跟中醫有關係的，吃什麼東西是涼性，什麼是熱性，什麼上火，他們也這麼講；很多詞就直接用漢字，比如說道理，維語裡面就說『道理』，而且它還可以做動詞，比如說咱倆道理一番；農業上的更多，白菜他就叫白菜。」不同民族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詞彙淵源，王蒙可以毫不費力地列舉出一長串，「漢族有些東西也是受人家的影響，像嗩吶，人家現在還叫『suna（維語）』，是他們的樂器，這是咱們從維族人那兒學過來的。」

　　讓新疆的各族人民搭上現代化快車

　　「像我一樣，或者比我還能夠和少數民族打成一片的漢族幹部、知識分子，那多了。」王蒙剛到新疆不久採寫了《春滿吐魯番》、《紅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報告文學，拜訪了如今已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吳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輩子，教維吾爾族群眾種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種事業的開創者。」王蒙還認識一個從北京農業大學畢業的獸醫，在牧業大隊幹了一輩子，隨同牧民們在草原上四處遷徙，為牲口治病。

　　在當時的體制下，漢族幹部真心實意幫助維族群眾。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幹，吃住也沒有太大差別，貧富相差不大。有一批「老新疆」讓王蒙記憶深刻，他們因為各種原因世世代代就在新疆生活，「和維族人在一塊沒完沒了地逗啊，開玩笑，包括惡作劇，完全沉浸在其中，根本想不到他是漢族。」王蒙還認識一個在民委翻譯局工作過的曲先生，他是解放以後到新疆的漢族，上的是維吾爾族學校，「他講維語很可能比他講漢語詞彙更豐富」。

　　「王震在新疆主政時有這麼一條政策：進入新疆的幹部和戰士，學會維吾爾語，通過考試的，行政級別一律提一級。這樣的政策，讓幹部和官員沉下去，能夠和當地老百姓交流溝通，和當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今天，還有多少幹部能夠做到這一點？」王蒙想不通，現在經濟條件那麼好，資源那麼多，硬體條件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比幾十年前好過多了，為什麼幹部群眾關係、民族團結還不如當年那個時候？

　　「這些年，中央讓各地政府支援新疆發展建設，力度很大，建設了很多項目，從城市到鄉鎮，高樓大廈。醫院、學校、劇院，去的人很多，花的錢不少。當地政府的評價非常高。但我提個小小的建議，咱們做了那麼多項目，能不能直接幫助當地的老百姓？」王蒙說，比如，內地人到新疆工作，能不能本地化一些，吃些羊肉吃些饢，至少不用自己帶廚師去吧？能不能不僅運送產品到新疆，而且發展當地的生產，多給當地人一些打工的機會，讓他們切身感受到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多和他們溝通交流，增進友誼，民族融合就不是空話，矛盾自然就會越來越少。

　　「這不只是新疆所面臨的問題，也不是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民族和宗教的問題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王蒙的態度與期望，或許可用如下關鍵詞來概括：理解大多數，關心大多數，幫助大多數，共享現代化的利好，同時保護與珍惜民族傳統與特色。這樣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與打擊滅絕人性的暴恐分子。

　　1993年至2008年，王蒙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15年期間，他幾乎年年都要在小組會上提交關於民族問題的提案，還曾專門寫報告向中央文史館建議，把「命運共同體」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主線。因為各民族有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屈辱，共同的鬥爭，也有共同的勝利，現在又面對共同的挑戰和危機。

　　「一個古老的文化，面對現代化的時候，總會有一種焦慮，有一種緊張，有一種不安，有一種尷尬，有一種兩難。現代化焦慮不但維吾爾族有，漢族也有。」王蒙說，我們真正開始現代化的步伐，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確實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在新疆16年，那時在新疆想買一瓶啤酒都非常困難。現在的生產力有了空前的發展，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有了空前的發展，這些都不是問題了。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會出現一些變化，都會面臨一些挑戰。從文化的觀點上，你會覺得現代化會讓人們付出一定的代價。但文化有兩個特點：每天都在積累，每天都在消失。」

　　半個世紀前的伊犁巴彥岱，王蒙住進了生產隊社員阿卜都熱合曼家——坐落在公路邊的村舍，用土夯出來的院牆，用土坯和歪歪曲曲的木材建造的屋子。土路、土牆、土屋小院，如今在巴彥岱早已不見了蹤跡。高高的青楊、柏油路、鐵藝大門、磚與水泥砌成的院牆、新式房屋、彩鋼屋頂勾畫出一幅全新的風景。

　　讓王蒙深感遺憾的是，白楊曾經是伊犁地區一道特色風景，後來因為木材成材率低等原因，昔日路邊成行的白楊早已被其他樹種取代。明渠也曾經是伊犁一大特色，近年來因為蒸發率高和衛生狀況不佳也已經不見蹤影。

　　「我非常欣賞新疆的一個風景就是水磨，既有風味，又是清潔能源。可水磨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用電多方便。用驢拉磨就更少了，有粉碎機，有糧食加工廠，都用電了。甚至於有人告訴我，有些地方連坎土曼都不會用了。我一聽大吃一驚，坎土曼是新疆農民最基本的勞動工具。」王蒙說，在這種情況下，新疆的各族人民能不能搭上現代化的快車就成了關鍵。

　　2014年，王蒙在北京認識了一個維吾爾族的年輕人，名叫庫爾班江。作為一名專業攝影師，在《我從新疆來》一書裡，他採訪了110多個在全國打拼的新疆人，多半是成功人士，有的成了專家，有的成了大款，有的成了高管，也有的正在打拼，開餐館的，賣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內地在現代化的大潮當中相當成功的來自新疆的各族同胞。在他們的身上讓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慮，不是不安，不是尷尬，不是痛苦。因為他們搭上了現代化這趟列車。「什麼道理也不用講，一起奔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王蒙說。

　　「現代化不是萬無一失的，不是完美無缺的，由於現代化使你離自己的傳統文化越來越遠，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王蒙強調，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面，由於現代化，你有了實力，你可以回過頭來做大量的保護、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的工作。所以我們不能把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對立起來，我們要追求的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好地來保護、弘揚、繼承、珍惜我們的傳統文化。「用拒絕現代化的方法，你是保護不了自己的民族傳統的。恰恰是在急劇的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出了多少的典籍，我們保護了多少文物，什麼時候保護文物有改革開放以來保護得多？」

　　「我愛新疆的各族人民，我相信新疆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夠贏得一個光明的美好的前途，我們一定要用光明來代替黑暗，一定要用智慧來代替愚蠢，我們一定要用開放來代替狹隘，一定要用現代化來代替無知、落後、貧困，那種自己把自己囚禁起來的生活。」不知有多少次，不論是現場演講，還是錄製節目，王蒙這段肺腑之言總是讓在座的人淚流滿面。「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是經過歷史證明的鐵的規律。」他說。本報記者 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