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於2018年11月2~3日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主題是「世界格局、『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王京清同志出席大會並做了題為《在改革開放偉大革命中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新篇章》的主旨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做了題為《科學判定時代方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充滿信心》的主旨發言。論壇共收到論文300餘篇，來自國內外的200餘位專家學者和理論工作者與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的國際影響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些成就不僅改變了中國，也在國際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的結合，與會專家學者就此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就
與會專家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巨大成就一致表示肯定。王京清指出：「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不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還是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國際地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郭銳指出，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有能力向世界提供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公共產品，使世界遊戲規則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中國軟實力提升的表現，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做出的貢獻，順應了世界人民對中國的信任和期待，在精神層面打破了西方所謂的「道義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顯著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前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以創造性的勞動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正在奪取第一位。中國正在證明，資本主義是無法在政治上勒索社會主義的，因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已經足夠強大。據悉馬克思曾經對一個朋友說，只要你有足夠大的勺子，就可以把魔鬼掖進嘴裡。」趙可銘指出：「40年來，中國人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一代人接一代人地艱苦奮鬥、緊密團結、頑強拼搏，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推動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成功實現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了中國貢獻。」倪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土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而人口為其兩倍的中國，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開啟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現代化進程——短短30多年中國就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外匯儲備比其他各國的總和還要多，鋼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十大產鋼國的總和，已有210項工業產品位居世界首位——而且這一波瀾壯闊的發展進程遠未結束。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弗·格·布羅夫指出：「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變成了強大、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經濟潛力躍居世界第二，很多行業都以出口為導向。重點是，中國經濟已經適應了全球化進程，而許多國家還沒有做到。」
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其迅速崛起，國際上有些人對此感到擔心和疑慮。北京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齊冰博士指出：「西方國家一直擔心中國會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所以認為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甚至最近又扣上『帝國主義』的帽子。即使中國一再強調是現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他們仍深表懷疑。美國學者稱這一現象為『承諾疲勞』。西方一直認為，中國明明是大象，可是一直假裝是兔子。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也解釋了西方將中國視為威脅的原因，他說『如果你看到角落裡一個小老鼠，你不會感到害怕，因為它不足以構成威脅。30年之後，小老鼠長成了大象，但房間並沒有變得更大』。西方的確對於中國崛起表現出了不適應症。」他強調，一些周邊國家尤其是歷史上深受儒家文明影響的國家懼怕中國，他們仍認為中國是個帝國，既希望搭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便車，又在自身安全問題上依賴西方國家，經常被當作地緣政治中的棋子，為了本國的自尊經常強調「自由平等」，並且一些國家仍與中國有領土爭議，所以建立周邊命運共同體仍是個問題。
2.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在參與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教授彭安玉指出：「中國通過之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能量，已經能夠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推動諸多議題，並且可以努力開創新的戰略機遇。」弗·格·布羅夫指出：「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變大。目前，在各種國際論壇上都能看見中國代表的身影。沒有他們的參與，就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做出決策。」他指出，中國有巨大的投資潛力，可以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一帶一路」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級工程，影響亞洲和歐洲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其實施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美國霸權統治的單極世界將消失，國際社會將呈現多極化趨勢，並達到新的權力平衡。
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趙可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關注中國道路、希望了解中國的發展經驗，越來越多的外國政黨和組織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希望能找到可推廣的有效範式。」周淼指出：近年來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大幅攀升，也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穩定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的發展開創了一條嶄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的和平發展正在深刻地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國道路的發展也為世界提供了一條文明型、和諧型、共享型發展道路以供借鑑，一些國外左翼學者探討了中國在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積極作用，寄希望中國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嶄新的發展道路。吳文新指出，中國是全世界或整個人類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先驅者、探路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源自西方而又超越西方文明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實現的偉大的社會變革，「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勢崛起和迅猛發展，更多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特別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國際大戰略的實踐，必將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世界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將因而成為21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最為顯著的影響因素，甚至可能成為引領性和主導性因素。」
中國的成就給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興帶來了希望。埃貢·克倫茨指出：「新自由主義者1990年過於草率地斷言稱：社會政治的根本性變革已經結束，資本主義已經統治全世界，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社會主義已經被最終擊敗。這種論斷忽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忽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綱領的存在，中國的發展給社會主義理想帶來了新的推動力，其影響超出了中國的國境。」他還說：「經過我對十九大黨代會文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深入學習，我堅信，能夠擔得起人類進步先驅者稱號的，在18世紀有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在20世紀有俄國的十月革命，在21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仁不讓。正如列寧及其同志1917年建立新國家的壯舉一樣，21世紀的中國事業同樣堪稱先驅壯舉，同樣具有決定性的國際意義。正因為中國對蘇聯失敗的原因進行了十分深刻的評價，所以我堅信，中國將不會重複我們在歐洲犯過的錯誤。中國的教材告訴我們：在1991年蘇聯解體和歐洲社會主義淪亡之後，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並沒有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輝煌成就將對21世紀產生重要的國際影響力。」
3.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實際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儘管國際上有人曾對此持有異議，但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巨大進步，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新的理解。義大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主編安德烈·卡託內指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解讀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局限於一個嚴格的民族領域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僅適合中國特定歷史的方案，而中國為促進本國發展把國際主義放在一邊、棄之不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發展成為一種形式的民族社會主義。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惡意的解讀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被解釋成一個用來掩蓋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的意識形態障眼法，中國人將成為民族主義者並將馬克思國際主義丟進垃圾箱。」安德烈·卡託內就上述異議指出：「這一解讀沒有考慮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闡述，他們並沒有拋棄一般和國際工人運動。」弗·格·布羅夫指出：「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中國共產黨開始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當時，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等概念。人們應該記得，國際上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大都不認可這些概念，他們甚至指責中國共產黨背離了普遍接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慢慢被證明是正確的。要想取得成功，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必須考慮本國國情，即具體社會經濟和歷史特點。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應該『中國化』、『俄羅斯化』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確保了改革開放的成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成就更加堅定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張全景指出：「蘇聯解體後，反動勢力叫囂『歷史終結了』、『社會主義失敗了』。但令那些『終結論』終結的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蹟，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代的一個新的階段，它將向世界證明社會主義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吳文新指出：「雖然還有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古巴、越南、朝鮮、寮國等，都由於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的生產力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先天不足，而呈現出不盡人意甚至無法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媲美的怪相和困境，但是畢竟在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邁開了雖然顫顫悠悠但也堅定踏實的步伐。」埃貢·克倫茨指出：「我們的經驗表明：凡是不相信社會科學或不重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人，就會犯下無法彌補的錯誤。令人欣慰的是，中國領導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他們毫不動搖地將馬列主義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指南針。我對他們的遠見感到欽佩，中國領導人帶著這樣的遠見邁出了社會發展的步伐，他們以這樣的遠見遵循著自己的戰略目標，並切實地一以貫之。」吳文新認為：「21世紀是人類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和建設成就影響下、引領下進而主導下，在『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並在其直接推動下，由多元制度共存的『世界社會形態』向全世界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的世界歷史意義在此過程中逐漸展現出來，真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普世價值』逐漸形成強大的實踐力量並廣泛發揮作用。」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一些與會專家學者就此發表了見解。
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順應人類發展趨勢提出的。安德烈·卡託內指出：「將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性質從一個超出國家範圍的更廣泛共同體（例如亞洲或歐洲共同體）轉變為一個針對全人類的共同體是習近平主席的功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馮顏利教授指出，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揭示了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現實依據，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世界意義。安德烈·卡託內回憶說：「習近平於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即聯合國成立70周年）上發表的講話以一種清晰而組織有序的方式介紹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提議。通過對這一具有非凡和重大意義的講話展開分析，我們能夠捕捉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說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特徵。我們還能夠確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與其他可能具有相似或相近意義的概念之間的基本差異，例如『和平共處』（在1950年至1960年期間得到廣泛傳播）和『相互依存的世界』。」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各國人民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副政委李殿仁教授指出，隨著全球化的開啟和演進，人類居住的地球變小了，相互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共同利益、責任、命運聯繫更加緊密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大勢所趨、歷史必然。趙可銘指出：「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儘管人類還遠未達到『自由人聯合體』那種理想境界，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命運與共、人類社會休戚相關早已成為客觀趨勢，在金融危機、難民危機、疾病傳播、氣候變化的宏大命題前，沒有人獨自應對、獨善其身。」李殿仁分析說：「隨著全球化的演進，整個世界在經濟層面基本上都聯繫在一起了，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但是，這只是單一層面的經濟利益共同體，是十分脆弱的，會因為國家之間在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衝突而解體。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各國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繫越來越緊密，相互依賴度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人類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具有全局性、綜合性和長遠性，比如核災難、傳染病、氣候變化，再比如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整個人類，不管何國何族，恐怕是欲存俱存、欲亡俱亡。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人類已經命運與共。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然的事物。與利益共同體相比，命運共同體已經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共同命運已經遠遠超越共同利益，它是不可交換的，共同體內的成員已經生死與共、榮辱與共。」安德烈·卡託內指出：「為了將世界轉變為一個具有強勁活力和積極主動的願景，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我們指明了一條具體而切實可行的道路。命運共同體提議的範圍更為廣泛，是一個廣泛的世界轉型戰略，從文化和精神等多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整個世界。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指南針，可以指導共產黨、工人運動、社會主義者和進步力量的行動。命運共同體是推翻剝削、飢餓、苦難和落後的世界統一戰線。」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的揚棄。D.G.諾維科夫指出：「國際關係的階級結構就是一座地緣政治金字塔，處在塔頂上的一個超級大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全世界，一旦有人敢與其政策相左就會採取包括制裁、經濟封鎖、『顏色革命』到公然幹涉等一系列懲罰性措施，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是對這種國際關係的階級結構的否定。」趙可銘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之下，我們不得不面對經濟發展區域失衡、貧富鴻溝日益擴大、生態資源難以為繼、各種矛盾衝突此起彼伏的局面，這種片面的現代化發展路徑和失衡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千瘡百孔，這種治理體系在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遭遇了信任危機；「中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對之加以揚棄，主張全面發展和共同發展，以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主張各國主權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以真正做到世界命運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由各國共同分享，逐步實現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與完善」。羅曼諾夫指出：「中國國家領導人強調人類所面臨的道路選擇的重要性：一條道路會讓人類為爭權奪利而動用武力，而很可能會導致毀滅性危機的出現；另一條道路則引導人們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共同應對挑戰，開展全球合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良好條件。我們要抓住歷史機遇，做出正確抉擇，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羅葉丹從分析資本主義後工業階段的生產特徵出發，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適應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而提出來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走出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危機的現實出路。
2.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最新成果。李慎明指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創新性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的發展與傳播增添了強大生命力，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做出的新的重大理論貢獻和實踐推動，必將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安德烈·卡託內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是馬克思國際主義和普遍主義在21世紀的體現，其概念比國際工人運動歷史中出現的諸如『和平共處』、『相互依存』等內涵更廣、更具戰略性。……『和平共處』概念將人類劃分為對立的系統，因而並沒有制定人類統一的目標。出於這一原因，『和平共處』概念並未考慮人民、文化和經濟之間的動態互動。這種理論將世界劃分為多個陣營、反對戰爭，卻無法實現世界統一。」他進一步分析說：「習近平設想了一個尚未實現社會主義卻成功擺脫了侵略性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這是一個處於世界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公私企業共存，但目的是消除貧困和尊重所有人民的獨立性。這是一個非凡的戰略項目，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及其所描繪的人類未來。儘管世界在短期內無法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命運共同體概念中提出了一個人類團結一致的過渡階段。命運共同體與地緣政治概念截然不同，地緣政治僅關注權力之間的關係（分享世界權力或者在世界大國之間分配權力）。」李殿仁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處理對外關係、加強同世界各國合作的基本遵循，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人類謀求幸福的共同願望，也是人類休戚與共的責任擔當。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聯合體」、人類解放思想有淵源關係。趙可銘提出，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就是一個「自由人聯合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在新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馮顏利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有豐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認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他們曾提出與「虛假的共同體」相對的「真正的共同體」，而「真正的共同體」即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是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鹽城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榮博士認為：「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世界歷史的命題，其中的共產主義理想不是在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民族內部實現，而是在整個人類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雖然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直接來源，但據以提出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基礎與我們今天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現實基礎是同一個基礎、同一種趨勢。」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項國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分析商品運行的規律，揭露了資本剝削無產階級的秘密，提出人類解放的理論，這一理論包括政治解放、社會解放和人的解放，其中政治解放是前提，社會解放即生產力解放是基礎，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最終目標。項國蘭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裡程碑意義在於雙重解放，既是壓迫階級、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也是被壓迫階級、國家、民族的解放——「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設假想敵、不針對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設性的夥伴關係，是從結盟或對抗的窠臼下解放出來；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安全之路，是從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威懾、遏制別人的安全觀下解放出來；倡導合作共贏，是從獨佔、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的解放；不同文明和諧共處、交流互鑑，增進各國人民友誼是從『文明衝突論』或『文明優越論』觀念下的解放；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項國蘭強調，這些理論為被壓迫國家、民族和階級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使他們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形成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共建共享共贏、包容性和建設性的夥伴關係，這將極大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並解放生產力，從而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有的學者還探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李霞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在新時代的升華，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冷戰思維以「陣營」劃線的超越。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陳躍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在處理國際關係中的具體運用和經驗總結，蘊含著深厚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民情懷和世界大同的思想，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遠大智慧。」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吳克明教授認為，毛澤東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提出了諸如奉行獨立自主，反對外來幹涉；堅持平等互利，開展對外交往；倡導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等理論和觀點，這些理論和觀點對加強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
堅持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全球化新理念。D.G.諾維科夫指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為基石的國際關係不再是競爭和強權政治，而是團結、合作和互助，這使得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成為可能。」李慎明指出，共商、共建、共享三大發展理念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內容，堅持這一思想在當今世界乃至人類文明史上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馮顏利認為，在全球生態、國際和平、全球治理、構建公平正義新秩序等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貢獻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的國際版，是國內發展理念在國際戰略中的反映。吳克明指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才能共同應對各種安全挑戰，共同建設和平世界。繁榮發展是人類的永恆追求，打破發展瓶頸、縮小發展差距、共享發展成果，是各國面臨的艱巨任務。只有實現各國之間的聯通，才能推動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打造甘苦與共、命運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建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大家庭式關係。遼寧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符豪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希望在日益失衡的國際秩序中尊重彼此，求同存異，凝聚最廣泛的發展力量共同推進世界進步；就是希望在衝突日益頻繁的局勢下認清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和諧普惠，為文明發展提供穩定安全的世界環境；就是希望在單邊主義日益盛行的『叢林法則』中重塑合作共贏的思想，互惠互利，在廣泛協作中實現利益多贏；就是希望在資源環境日益短缺惡劣的情況下繪製藍天白雲，以人類的長久繁盛為出發點，造就更美麗更宜居的『地球村』。」習近平在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時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李殿仁就此指出：「以『大家庭』來形容人類命運共同體，比『地球村』更能說明世界各國各文明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關係。大家庭裡，任何一個成員遭受災難，其他成員都會感到痛苦，都願意伸出援手；任何一個成員有了好事，其他成員都會高興，都願意分享快樂。每位成員不管能力大小如何，個人偏好怎樣，都由衷地希望大家庭興旺發達，都願意為之貢獻力量。可以說，與地球村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相比較，大家庭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了更為牢固的基礎、堅實的『身體』和持久的生命力，共同體內的成員逐步形成充分的共同價值，並在此基礎上願意承擔共同的責任。」
尊重世界各國家、各民族的不同文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謝迪斌教授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西方世界文明觀的重構。D.G.諾維科夫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揭示了世界除了相向而行和相互融合沒有其他出路，而這一融合應該是在平等基礎上實現的，而不是在某一方強迫另一方的前提下實現。」安德烈·卡託內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中存在著不同文化共存並進行動態交互的內涵，對所有彼此相互作用的文化給予相同的尊重和尊敬，將其視為人類的豐富財產。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要實現一個消除所有差異的獨特文明，而是把握所有文明的精髓，並在實現人類統一的道路上為所有文明提供支持。我們可以從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得出雙贏合作協議的理論，旨在鼓勵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尊重並重視各個國家的文化。」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範寶舟教授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維護文明的平等性、促進文明的交流互鑑，這是對「文明衝突論」、「文明優越論」、「文明隔閡論」、「文明威脅論」等形上學思維方式的有力回應。山東財經大學馮道傑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上，重塑不同文明之間、不同國度之間的和諧關係，構建良好的國際生態，這對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
尊重不同文明與資本批判之間並不矛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資本批判。安德烈·卡託內指出：「命運共同體必須以對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資本主義的質疑為基礎。」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陳廣亮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不僅是一種「資產階級上層建築+資本」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替代方案，更是實現奔向超越資本文明的「自由人聯合體」的現實選擇，堅持資本批判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實現上述目標的根本要求。陳廣亮指出，這並不是指它可以主觀對資本進行隨意裁撤，也不是指它能夠忽視資本的存在，而是強調它在如何對待資本上，既重視資本在現代社會的暫時必然性作用，也突出對資本負面影響的科學疏導。「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尊重資本在人類向世界歷史性發展上的基礎動力作用，堅持從駕馭資本和佔有資本文明中實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正視資本的內在矛盾和『資產階級上層建築+資本』無力應對當代人類世界性發展的現狀，精準把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新世紀持續發展的時代要求，立足資本批判，堅持從共同駕馭資本和成果共享中實現對其負面效應的科學疏導」。安德烈·卡託內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旨在實現人類統一的同一條道路上的兩方面內容，這種統一無法建立在現有的社會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必須改變現有的社會生產關係，摧毀最具侵略性的強權、資本主義的動物本能以及對利潤的無限渴求。」
「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探索，經過歷時五年夯基壘臺、立柱架梁的基礎性建設正在朝著落地生根、持久發展的階段邁進，近幾年在世界上持續產生重大影響，顯示出巨大潛力和廣闊前景，引起了與會專家學者的關注。
1.「一帶一路」是新的國際合作平臺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指出：「五年來，『一帶一路』由理念變為行動，由願景變為現實。從舉辦引發國內外巨大反響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到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籤署合作共建『一帶一路』文件；從建設中老、中泰、匈塞鐵路以及中俄原油、天然氣管道等基礎設施步伐加速推進，到金融合作不斷加強、各類資本積極參與實體經濟發展和價值鏈創造；從與沿線國家的貿易與投資合作不斷擴大，貿易額顯著增長，經貿合作區陸續建立，到多層次、多領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沿線民眾互鑑互學、文化溝通不斷深入，『一帶一路』建設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李慎明指出：「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得到百餘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參與，成為有關國家實現共同發展的巨大合作平臺。『一帶一路』將為推動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注入持久的新動力,將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徐光春指出：「目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核心理念，已被納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等重要國際機製成果文件。」
我們應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為共同發展增添新動力。徐光春指出：「『一帶一路』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在國際社會受到熱議和歡迎，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機構和國家表示將更全面、更深入地參與到『一帶一路』進程中來。誠如有國外媒體指出的，『一帶一路』作為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路徑和宏偉實踐，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發展前景。」李殿仁指出：「現有的國際體系存在諸多弊端，霸權主義、強權主義、冷戰思維等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逆的思維、理念乃至行為方式還大行其道。特別是一些西方大國，經常將這些國際合作機制視之為維護本國霸權、謀取本國利益的平臺。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制約，現有的許多國際合作機制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上所能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因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應當根據現實需要和條件不斷創新國際合作機制和模式。在創新國際合作機制和模式上，『一帶一路』是一大亮點。『一帶一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在理念上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全相符。『一帶一路』不追求組織形式和權力關係，而是根據相關國家的需要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構建互利合作網絡和多元合作平臺，完全是一種新型國際合作模式。」
「一帶一路」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同時向所有國家朋友開放。與會專家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應重點布局亞歐大陸，由於中國與沿線國家有技術、資金、裝備等供給與需求的對接，「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推動亞歐區域經濟一體化，從而抵禦全球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的衝擊。弗·格·布羅夫提出：「俄羅斯領導人非常了解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重要性，俄羅斯希望藉助『一帶一路』倡議，將遠東地區和亞太地區的貿易連接起來，為俄中兩國發展戰略的交流和結合創造良好機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李燕認為，烏克蘭是歐亞大陸的中心和領土面積較大的國家，其在經濟體量、國民素質、市場潛力等方面有優勢，儘管烏克蘭各界表達了參加「一帶一路」建設的願望，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與歐洲的交通基本上繞開烏克蘭。土耳其社會主義研究學術協會國際關係處凱末爾·艾美、吉姆·克齊澤提出，土耳其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作為股東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框架內促成了一些大型物流和運輸項目。格蕾蒂斯指出：「拉美國家而言，『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機會。拉美、加勒比國家必須加倍努力，與中國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金融合作，在出口產品中注入更多的價值和知識。」
2.「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
「一帶一路」建設是在中國主導下進行的，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對「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大影響。弗·格·布羅夫指出：「『一帶一路』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級工程，因為它影響了亞洲和歐洲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中國有巨大的投資能力，可以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巴西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研究員高歐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依賴於高度整合的中國能力。對於外圍國家來說，基礎設施工程由於數量多和技術要求複雜而難以完成。中國經濟的閒置產能巨大，包括一個龐大基礎產業：鋼鐵產量就是例證。中國是物流達人，其港口基礎設施龐大，擁有世界十大港口中的7家，以及大型物流和鐵路管理公司。中國已經調動其財力。」羅曼諾夫指出，中國在新常態條件下經濟減速，川普政府對出口商品徵收高稅制約中國經濟，「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僅僅寄希望於同西方國家發展國際貿易，對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持開放態度，是沒有前景的。周邊夥伴國家經濟和外交意義更加凸顯，這其中有很多國家是『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參與國。在遭遇美國前所未有的施壓政策後，中國需要向世界展示其對抗域外打擊，同時保持自身經濟穩定發展，杜絕經濟增長降速的能力。在這種新的情況下，中國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發揮到極致，以及時將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對遭受美國打擊而衰落的企業和行業給予有效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兩重性。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陳人江認為，「一帶一路」的區域化戰略固然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區域一體化，但也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陣營的經互會和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美洲玻利瓦爾聯盟這些具有鮮明替代特點的一體化。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對外經濟交往活動有兩重性：有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現行規則秩序否定甚至超越的色彩，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維持甚至加強世界市場邏輯的重要一環，這給「一帶一路」建設帶來一些挑戰。他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的許多投資項目是帶有一定國家戰略目標的，但作為實施和執行項目主體的企業是要服從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市場邏輯，尤其是國家鼓勵私人經濟主體的積極參與，其往往容易為追求一己之利而罔顧整體利益，如何平衡國家利益與經濟主體的私人利益是一個新課題。「同樣，以資本積累和逐利為主要特點的投資與『一帶一路』倡導的平等主義和合作共贏之間也會形成一定矛盾。例如，國內勞動力市場邏輯的輸出，在投資對象國形成的新僱傭勞動關係，很多時候遭遇到了當地用工制度、法律和勞工及其他社會力量的制約和抵抗，包括環境保護方面同樣碰到了此類問題。而這種矛盾毋寧說是中國40年來的市場經濟改革實踐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手段和目標之間的邏輯張力在世界市場上的再現」。
儘管中國一再重申，「一帶一路」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且超越地緣政治，但其對地緣政治產生的影響是客觀的，也不能不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並承受地緣政治的風險。弗·格·布羅夫指出：「顯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將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美國霸權統治的單極世界將消失；國際社會將呈現多極化趨勢——除了美國，還有中國、俄羅斯、歐盟、印度和其他國家，並達到新的權力平衡。實際上，這一進程早就開始了。」哈薩克斯坦中國和亞洲研究計劃首席專家安同·布加延科指出：「中國帶著自己提出的倡議來到中亞地區，這一地區早已有成熟的地緣政治聯繫。中國並沒有提出中長期地緣政治目標，中國項目的發展也不是沿著一體化軌道進行的，而且中國也沒有明確提出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同歐亞經濟聯盟的對接。受限於地緣政治現實，中國無法推行更為激進的政策。」齊冰指出，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如何有效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中國傾向於用政府主導的方式，綜合利用外交、執法、國企和軍隊等多方面力量達成目標（其中軍事力量雖然並非主導力量，而是多用於具體任務的執行），也會動用武警等準軍事力量並鼓勵國營和私營安保公司等維護海外利益。他指出，這種混合模式不對他國構成威脅，但客觀上會對地區局勢有一定影響；有限的海外軍事力量只用來打擊那些威脅中國利益的勢力，使用的方式也只會是小規模的精確打擊；通過軍事技術裝備援助等方式會增加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也會影響他國的政治博弈。
「一帶一路」建設還面臨參與國複雜多樣性的挑戰。陳人江指出，中國面對的是迥異於自身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制度，經濟水平落差極大的諸多國家，且沿線的許多欠發達國家處於不穩定的安全局勢和經濟發展狀態，再加上中國的綜合實力尚未足以在這片廣闊的歐亞經濟板塊中處於相對主導的地位，這決定了「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過程中，經貿協定的達成及其他合作關係的建立更為困難，更易受到東道國之間和內部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東道國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一帶一路」的價值理念，地區大國的勢力範圍和相關利益的協調能否達成，東道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具有怎樣的政治風險，東道國執政精英是否足夠強大或能否獲得足夠的社會認同來提供政策支持等。陳人江強調，東道國具體的政治經濟運行機制同樣決定了本國底層社會群體能否確實從「一帶一路」項目及其推動的工業化進程中獲取最大利益，而這後一點恰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共享、共贏、發展」，從而贏得世界民心的關鍵。
3.「一帶一路」助推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大力推進的結果，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既不公平，也不具備可持續性。徐光春指出：「經過近40年的快速發展後，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的弊端日益顯現。由於跨國資本過度追逐利潤增長，漠視經濟發展的普惠性，造成世界各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國家間發展鴻溝加劇。而在受益於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內部，由於巨額利潤流向少數資本和技術所有者，也造成了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不平等擴大。近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困境、難民危機等影響，西方國家的治理問題愈益嚴峻。在民粹主義的煽動下，一些西方民眾將自身面臨的問題歸結為參與全球化的後果，一時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聲音甚囂塵上，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愈演愈烈。」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曹亞雄認為，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造成了嚴重不良後果：「全球經濟發展越來越不平衡，窮國富國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可持續發展乏力；世界政局陷入動蕩，戰爭威脅依然存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勢力影響日增，民粹主義和極右勢力抬頭；生態危機日益嚴重，全球生態災難越來越明顯；文化和價值觀出現了巨大衝突，極端個人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在全球蔓延，民族國家傳統文化和價值被擠壓、削弱乃至消失；社會分層固化，社會衝突加劇，公共安全和秩序遭到重大威脅，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嚴峻考驗，疏離、虛無和頹廢成為一代人的生活狀態。」曹亞雄指出：「這種全球化違背歷史發展的走勢，把整個世界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各種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抬頭，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金融危機的持續表明，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已走上窮途末路，需要新型的全球化替代。」
新型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根本不同。曹亞雄對此進行了系統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目的是實現資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維護資本的統治和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壓迫和統治，而新型全球化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基礎上，增進整個人類的福利，擴大人的視野，朝著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方向邁進；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不均衡發展，表現在各個領域的不均衡發展和國家、地區、階級、階層的不均衡方面，而新型全球化是一種真正的徹底的全球化，它實現了領域、國家、地區、各個階級階層的平衡發展；資本主義全球化由於自身的局限而最終無法堅持下去，而新型全球化消滅了制度障礙，具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因而更能夠追求一種徹底的全面的真正的全球化。可見，新型全球化也是新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超越和揚棄，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在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受阻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以與其截然不同的發展理念和實踐邏輯，為破解全球化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中國方案。徐光春指出：「實踐愈發展，人們就愈將認識到，『一帶一路』作為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更好造福各國人民的最廣泛的國際合作平臺，必將成為擺脫舊全球化弊病的制勝之道，以其所倡導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新理念，成為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新引擎」。徐光春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之所以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這一倡議是解決當代世界經濟難題，推動經濟全球化持續、健康發展的切實有效的方案，以「一帶一路」為新引擎的新型經濟全球化將造就與資本主義主導根本不同的全球化，其結果是和平合作將唱響新型全球化的主旋律，開放包容是新全球化的精神支柱，互學互鑑是新全球化的發展動力，互利共贏是新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曹亞雄認為，作為推進新型全球化的戰略性舉措，「一帶一路」給全球化開闢了更廣闊的空間，為新型全球化提供不竭的動能，從根本上克服了過去全球化的弊端，為全球化深度發展提供了新內容，以制度和法律來保障新型全球化的發展。
當前全球化正處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圍繞兩種全球化的鬥爭正在進行中。D.G.諾維科夫指出：「可以說，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和與之緊密相關的『一帶一路』項目，為世界提供了除由美國財團控制的帝國主義全球化以外的另一種方案和選擇。」徐光春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一些西方媒體所宣揚的「馬歇爾計劃」，也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更不是所謂中國的圖謀，而是為不同國家、民族之間互聯互通架構的橋梁，是要讓更多國家搭上我國發展快車，幫助它們以我國發展為契機實現發展目標，其結果必然是世界各國間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不斷朝著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諾維科夫指出：「中國今天為世界提供了全然不同於美國引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方案。美國全球化本質在於不平等和剝削。在西方資本創造的精密體系下，西方國家得以從第三世界國家榨取資源。這些國家往往通過強迫別國籤署不平等條約、操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金融『惡魔』或公然幹涉主權國家內政等途徑達到上述目的。」埃貢·克倫茨指出：「中國倡議原本是著眼於所有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福祉的平等關係，但是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這種倡議包含著社會主義的毒害，因此不能列入他們的議事日程。實際上，中國困擾他們的要素就是共產黨。他們巴不得見到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但是我堅信，這是他們的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