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學理論界，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是法史學、法理學共同聚焦的宏大主題，也是具有恆久魅力的研究對象。從世界範圍來看，歷史法學派注重從歷史傳統中尋找法律的精神，不僅把傳統法律文化作為研究的對象，還把傳統法律文化作為研究方法、作為價值準則，這個學派對於傳統法律文化，可謂情有獨鍾。在當代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背景下，認真對待、全面研究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其理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法學界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一直都保持著較高的熱情。只是，應當以什麼樣的姿態去研究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呢?略作梳理，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旨趣，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
首先，在於尋找具體的真實。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個龐然大物，要整體地描述傳統法律文化，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理論目標。但是，在傳統法律文化的框架內，某些具體的問題是可以有效地予以回答的。譬如，在中國歷史上，劉邦「約法三章」的時間、地點、內容、效果，就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具體問題，在各種文獻資料的支撐下，可以對這個具體問題做出明確的回答。這樣的研究旨趣，就在於尋找具體的真實。這種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旨趣，主要體現在常規性的法律史學研究中。因為要尋找具體的真實，研究者通常偏向於選擇微觀的問題，習慣於「小題大做」。這樣的研究旨趣有一個未曾言明的理論前提: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某個具體問題，特別是某個細節，就隱藏在歷史的深處，只要我們去尋找，就能夠找到它的客觀真相;只要能夠揭示某個具體問題的真相，獲得關於某個具體問題的真知，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這樣的研究旨趣可以納入到歷史學的範疇，側重於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
其次，在於實現功利的借鑑。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古為今用。這樣的研究，雖然也要描述傳統法律文化的某個側面、某個維度，但是，研究的重點，更重要的目標在於實現功利的借鑑，亦即怎樣借鑑、如何創造性地利用傳統法律文化。譬如，御史制度是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御史制度中，尋找當代中國紀檢監察制度可以借鑑、吸收的制度因子或制度要素，就屬於功利的借鑑。再譬如，研究清代的秋審制度對於當代中國死刑覆核制度的借鑑意義，同樣屬於功利的借鑑。在當代中國法學理論界，這是一種常見而流行的研究旨趣。可以看到，很多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基金項目，都體現了這樣的研究旨趣。這種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具有比較濃厚的實用主義傾向，是「學以致用」或「研以致用」的產物。這種風格的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也許可以納入到「策論」或「對策」性質的範疇。比較而言，追求具體的真實主要在於求真，追求功利的借鑑主要在於致用，兩種研究相互關聯，但在旨趣上各有側重。
再次，在於完成自我的確認。所謂「自我的確認」是指在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律文化之間形成某種對照。換言之，就是在法律文化領域，強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通過彰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差異，把傳統置於現代的對立面，傳統就像映照現代的一面鏡子，可以通過傳統這面鏡子看到自己的形象，這就完成了對於自我的確認。譬如，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八議」，就與現代法律文化中的「平等」形成了某種對立關係:在傳統法律文化中，對犯罪者的懲罰，可以「議親」「議故」「議賢」等等，但在現代法律文化中，犯罪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享有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權。這樣的研究表面上看，是在對古今法律文化進行客觀的比較，背後的潛在之義，是在通過彰顯「他者」(古人)以確認「自我」(今人)。這樣的研究旨趣近似於人類學研究。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人類學主要是通過彰顯「空間上的異域」以確認自我，這種旨趣的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則是通過彰顯「時間上的過去」以確認自我。兩者之間的共性是實現自我的確認。法學理論中的「法的現代性理論」，就是由此而滋生的——通過彰顯現代法律文化與傳統法律文化之間的斷裂，以實現對現代法律文化的自我確認。
最後，在於追求規律的呈現。在學術思想史上，最能體現這種研究旨趣的實例，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這篇經典文獻是對美國民族學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的創造性研究，可以歸屬於廣義的傳統法律文化研究。這篇文獻解釋了國家與法的起源:在原始氏族社會中，沒有國家與法。後來，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促成了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剩餘產品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剩餘產品刺激了氏族首領們的私心，他們通過佔有剩餘產品的方式而成為富人，他們與其他的窮人形成了相互對立的階級。為了解決富人與窮人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國家應運而生，並成為了富人階級壓迫窮人階級的工具。最早產生的國家是奴隸制國家，同時還產生了奴隸制的法，此後，還有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與法。這就是恩格斯闡述的國家與法的產生規律。這就是說，恩格斯在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中，發現了國家與法的產生規律、演進規律。這樣的研究，旨在揭示規律，旨在追求規律的呈現。這樣的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其實是在建立一種敘事框架與解釋框架，或者說，是在建立一種「元敘事」，在於表述某種真理性的結論。較之於前述幾種研究旨趣，以呈現規律為追求的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主要是思想家的領域。
以上分述的關於傳統法律文化研究的四種旨趣，各具獨立的價值，不能相互否定，相反，它們之間應當形成互補、互助的關係。其中，「追求具體的真實」很重要，因為它是深化傳統法律文化研究的前提。以此為基礎，才談得上「實現功利的借鑑」。在某種程度上，功利的借鑑是對「追求具體真實」的一種延伸;如果沒有「功利的借鑑」，「追求具體真實」的末流就可能流於支離、瑣碎。「完成自我的確認」通過生產意義、確認價值，既可以為「自我」找到依據，還可以為變革提供理由，它與人類學研究、自然法學研究都有某些內在的關聯。但是，這種研究旨趣可能具有較強的主觀性，需要「追求具體真實」的研究來予以平衡與彌補。至於「追求規律的呈現」，則有助於解釋系統的建構，有助於為文明秩序提供終極性的依據，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更是別的研究旨趣所不能替代的，不過，這樣的研究旨趣儘管立意高遠，但如果沒有其他幾種研究的支撐，則可能流於空泛，甚至是遊談無根。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