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牟氏族人代表看望牟家貴及其夫人(左三、四)。
【編者按】
「家之有譜,猶如國之有史。國史乃國之根本,家譜乃家之根本。無史不成國,無譜不成族。」這句話,基本上在古今所有家譜中,都會出現。家譜的重大意義和作用,不用贅述。
今起,《華西都市報·四川百家姓》版面推出全新欄目「百姓擺譜」。不管是新修的家譜,還是有一兩百年歷史的老譜,只要裡面有值得講述的故事,都可到這裡來擺一擺,讓更多人了解修譜的故事、譜書中記載的先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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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重修家譜熱潮進入四川。地處成都西邊的大邑縣境內的劉、黃、孟等姓氏重修了家譜。1995年,從大邑縣誌辦退休不久的牟家貴(譜名牟志光)再也坐不住了,決定編修《大邑牟氏族譜》。
牟家貴的想法,得到了牟氏族人中不少有識之士的響應。大家湊在一起合計,決定分工去搜集、調查資料。這個繁雜的工作,差不多用了兩年時間。1997年,族譜初稿成形。在初稿的基礎上,大家又根據最新的資料進行補充、修改。1998年10月,終於定稿待印。1999年,16開本、近300頁、封面壓膜、約30萬字、11卷的《大邑牟氏族譜》出現在牟氏族人面前。
從編撰體例和內容上看,《大邑牟氏族譜》可謂都是「乾貨」,體例完善、周全,內容詳細、精煉。一群憑著滿腔熱情編撰族譜的人,其編撰水平,一點也不輸於專業的修譜者。
五年修成譜質量有保證
牟家貴今年已87歲高齡,22年前編修族譜的事情猶在眼前。
大家決定編修大邑縣牟氏族譜後,憑著退休前在縣誌辦工作的功底,牟家貴明確了資料收集的方向主要包括:
查詢各個時期的大邑縣誌中有關牟氏的記載;以清光緒6年(1880)木刻本《鶴鳴山牟氏支譜》為藍本;調查縣內尚存的牟氏墓碑碑文記載;走訪縣內各地牟氏,收集口傳資料及登記現有家庭世系等。
這個工作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卻用了兩年多時間,箇中艱辛難以細說。
1997年,《大邑牟氏族譜》初稿形成。作為主編,牟家貴通閱後,又與參加族譜編修的其他族人聚在一起討論,該添加的要補充,有問題的地方要繼續考證並修改。
這樣又耗去了一年時間。1999年年底,全書印刷體的《大邑牟氏族譜》終於出現在眾人面前。
從萌發編修族譜念頭到成書,牟家貴等人用去了5年時間,可謂是5年磨一劍。
翻看《大邑牟氏族譜》,雖然紙張因過去了18年時間而略微泛黃,但整個族譜的質量,仍值得稱道。
封面做得很用心。底色為白色,大大小小豎排的黃色篆書字鋪滿封面,在黃色篆書字上,是黑色的《大邑牟氏族譜》書名。
封面設計和題字人叫牟家瑞,從大邑縣鶴鳴山下牟家碥走出來的書法家,1960年代畢業於重慶醫學院醫學系。
黃色篆書字全文為:「正德尊師。國以善為本,王唯德作田。若敏若勤,子孫其吉;乃文乃武,邦家之光。事有是非,明以智;位無大小,在於勤。和為貴。」
一共12句,47字。內頁專門用一頁鄭重說明,這是大邑牟氏族人的族訓。
這樣的族訓,新穎而別致,在諸多族譜中,獨樹一幟。
目錄顯示,族譜一共分為11卷。
卷首包括前言、說明、總述和大邑牟氏現行字輩情況。
第一卷到第八卷,為大邑牟氏12大支系的世系情況。
第九卷是名錄,大邑縣從明清到1996年較有名氣的牟姓人,如科舉中的文武生、秀才、舉人、進士等,以及現當代黨政軍中牟姓幹部等。
第十卷為附錄,收錄了老譜中的序文、墓誌、墓表、銘、記、等,以及現存古墓上的碑文等。
先祖麻城人 明初插業鶴鳴山
編修族譜,一般來說,範圍大都局限在某一支宗族。然後在此基礎上,擴大範圍,編修鄉鎮、市縣、省市的通譜(通志)。
牟家貴等人編修族譜,為什麼把目光聚集在大邑全縣範圍的牟氏呢?
編修大邑全縣的牟氏族譜,有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全縣已知的牟氏12個宗支,其戶數、人口佔大邑牟氏的90%以上。
同時,相關的文獻資料也證明了一個不容質疑的事實:數百年前,大邑牟氏擁有共同的先祖。
清同治版《大邑縣誌》收錄了一篇由李惺撰寫的《牟氏祠堂記》。
李惺(1785-1864),字西漚,今重慶墊江縣人,嘉慶22年(1817)考中進士,成為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文淵閣校理、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等職。
道光15年(1835),李惺以祖母年老為由,辭官返川。先在成都錦江書院主講20年,後又在三臺、劍閣、眉山、瀘州講學7年。當時有民謠唱道:「天下翰林皆弟子,蜀中進士盡門生。」讚譽他在教育事業中的成就和威望。
李惺與大邑牟氏淵源頗深。李惺的祖父李振音,乾隆時考中舉人,曾任井研縣教諭,葬在大邑鶴鳴山。而鶴鳴山一帶,是大邑牟氏的主要聚居地。
李惺的侄女嫁給大邑人牟厚庵的長子,由此與牟家結緣。李惺每次為祖父上墳,都要經過由牟靜庵、牟厚庵等人修建的牟氏宗祠。
鹹豐2年(1852),李惺應邀寫成《牟氏祠堂記》,為後世研究大邑牟氏留下了寶貴資料。
李惺在《牟氏祠堂記》中寫道,四川歷來多「兵劫」,元末遭受重創,明末更是「十室九空」。全川要想找出一戶從唐宋傳下來的人家,「殆不可得。」在明初遷入四川的,都算是「舊家」了。
大邑牟氏,先祖是麻城人,但入川始祖的名字及以下都不可考證了,因為多次遭受兵禍,「譜牒久亡矣。」
李惺的話,在《牟廷燻墓表》中得到了證實。
牟廷燻,道光13年(1833)考中一等補廩(享受國家補貼的秀才),同治元年(1862)舉為恩貢。
鹹豐中葉,大邑附近盜寇四起,牟廷燻帶領鄉人建立團練自衛,使得縣境得以安寧。牟廷燻由此被敕贈為修職郎、國子監典簿等,授職西充縣教諭。
《牟廷燻墓表》記載,大邑牟氏,本為同宗,先祖是湖廣行中書省黃安府麻城縣孝感鄉人,明朝初期入川,插業定居在大邑鶴鳴山下的斜江河西畔,後人稱此地為牟家營。
至於此前大邑有無牟氏、入川牟氏的具體發展情況及世系等,都無法考證了。
根據立於明朝萬曆到崇禎年間、如今在牟家營後的燕子坡、祖墳溝尚存的牟氏族人墓碑顯示,到明嘉靖時期,當地至少有牟文質、牟藻、牟華山3個支系,明末時繁衍到了「應」字輩,有數十人。
但是,明末清初的接連戰亂,打亂了牟家營牟氏家族的正常繁衍生息。
明末大逃亡 明朝世系全丟失
崇禎17年(1644)八月初九日(農曆,下同),張獻忠攻陷成都,建立大西政權。
同年十月初五日,大西軍攻破邛州(今邛崍市),進入大邑縣,委任綿州(今綿陽市)秀才葉大賓為邛州牧。
葉大賓暗地裡是反張獻忠的。第二年,邛州舉人劉道貞和川西舉人郝孟,先後起兵反抗張獻忠,雙方在邛州、雅州(今雅安市)一帶激戰。
葉大賓與劉道貞、郝孟等人配合,用計把大西軍駐邛州的將領殺掉,擊潰3000人的大西軍部隊,然後帶領邛州、大邑、蒲江3地的居民外逃他鄉。
就在這兩年裡,四川又遭遇連年大旱,富饒的川西平原「饑民大逃亡,百裡無煙,都江堰淤廢」,「人自相食,存萬分之一」,眉州、峨眉等地「餓死者無計數」。
在這樣殘酷的環境下,居住在大邑鶴鳴山牟家營一帶的牟氏族人,紛紛攜家帶口,逃到洪雅縣止戈街(今止戈鎮)避難。那裡,仍處在南明王朝統治範圍內,相對安全一些。
此後,四川的局勢多變:清軍入川,張獻忠中箭身亡,瘟疫大流行,張獻忠部將劉文秀與南明王朝聯手,返川對抗清軍,大敗吳三桂……
直到清順治 16 年(1659),四川戰事才暫告平息。外逃的牟氏族人陸續返回故鄉,多數人仍居住在故地牟家營,聚族而居,團練自衛。
有的則到大邑縣西北的出壩河兩岸、三元場,縣城東外的幹溪河畔,王泗營南5裡的四堰河畔及其上遊的楊庵子等地定居。
300多年來,牟氏族人分支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各自在當地產生了以牟姓冠稱的地名,如鶴鳴山下的牟家營、牟家碥、牟巷子,出壩河兩岸的牟河碥、牟坪,三元場兩側的牟家山、牟田壩,天宮堂的牟老房子,縣城東外的牟家坎,四堰河畔的牟坎坎等。
同時,由於繁衍茂盛,牟氏很快成為大邑境內的同宗大族,歷次版本的《大邑縣誌》中,都收錄、記載了大量的牟氏資料。
但是,明末清初的戰亂,給牟氏族人帶來的傷痛和遺憾是永久的。牟氏族人不僅遺失了所有譜牒,遺忘了明初入川始祖及此後的情況,甚至在清初返鄉的族人中,有的連父名都沒有記錄下來。
所以,在《鶴鳴山牟氏支譜》中,只得把清初返鄉的先祖尊為各宗支的一世祖。
牟應曉支系後人發展得最好
清初返鄉居住在故地牟家營的牟氏「應」字輩,有包括牟應曉在內的8人,各自繁衍成一大支系,但其中兩支後來絕嗣了,只有6支有後世子孫。此外,還有6人返鄉後定居在大邑境內的其他地方。
因此,在大邑境內同宗的牟氏族人有12大支系,傳承至今,人口佔大邑牟姓的90%以上。牟家貴等人編修的《大邑牟氏族譜》,主要記載了這12大支系的情況。
牟家貴說,12大支系牟氏總人口如今在一萬人左右。在12大支系中,以牟應曉的後人發展得最好,出了多個文武人才。
牟應曉的玄孫牟偲一系的發家經歷堪稱傳奇。據說,牟偲在開拓房基的時候,挖到了一大石缸的白銀。牟偲用這些白銀購置家產,迅速發跡。
難得可貴的是,有了錢,牟偲想到的是子孫後代的教育問題。他把獨生兒子牟國聘送去讀書,牟國聘讀書也爭氣,考取了秀才,後被敕贈為奉直大夫。
牟國聘有6個兒子,除一個早夭外,其餘5個都通過讀書有了出息,又各自繁衍成五大房人。後世子孫中,秀才、文武舉人,知縣、知州比比皆是,民間有「牟家出頂子」的說法。
光緒5年(1879),牟應曉九世孫、舉人、曾任大邑縣訓導的牟毓培,在祖父搜集的資料、父親手抄成卷的修譜底本基礎上,編纂了牟應曉支系的《鶴鳴山牟氏支譜》。
《鶴鳴山牟氏支譜》一共11卷4本,延請大邑著名學者汪濊作序。光緒6年(1880)刊刻印刷,在族內發行。如今,《鶴鳴山牟氏支譜》只有一套保留下來,成為大邑牟氏族人眼中的珍貴孤品。
1947年,牟應曉11世孫、曾任劉成勳、劉文輝、劉湘秘書的牟允文,想編修大範圍的牟氏族譜,邀請了川西牟氏各宗支的代表200多人,在成都市區天涯石街開了3天會議,商議清理明朝以來各大宗支世系。
牟應曉12世孫、大邑縣參議員牟家燦為此專程前往洪雅縣止戈街,歷時一個多月,調查大邑牟氏先祖明末清初時,在當地避難和此後分居各地的情況。
遺憾的是,由於時局動蕩,牟家燦不久後又病逝,此事最終擱淺。直到52年後的1999年,此事才由牟家貴等人完成。
自古以來,宗祠、家譜是連接宗族之間的紐帶。大邑牟氏在清朝修建了多處宗祠,分為總祠、支祠、家祠。
嘉慶年間,牟氏族人在悅來鎮的慄子崗東麓修建總祠,供奉明朝可知先祖和清朝各宗支已故先祖牌位,被稱為公祠或總祠。1958年被拆毀。
道光30年(1850),牟應曉八世孫、曾任雲南尋甸州知州、雲南府通判的牟靜庵捐資千金,並與堂兄牟厚庵倡議,族人積極響應,在鶴鳴山天柱峰後的大坪山修建一座牟氏宗祠,建築宏偉,棟宇齊整,被稱為牟氏支祠。
李惺就是為這座宗祠寫了《牟氏祠堂記》。解放後,這座宗祠先後被改作大邑縣畜牧場場部和大坪村小學校舍。1980年代中,村小遷走,宗祠房舍被拆毀。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牟氏支祠和家祠,各大宗祠都有產業,收入有專人經管,只供每年舉辦清明會、冬至會祭祖所用。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