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icosohedral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at-is-the-problem-with-ethical-trolley-problems
在分析哲學領域，近來的許多工作都寄希望於從想像的事件中獲得新的認知。思想實驗，作為一種短小的假象場景，被哲學家們發揚光大，他們設計出獨立的，並且往往和我們形成並實踐道德的日常生活差異巨大的場景，藉此探討關於某種倫理準則的合理性。在這些思想實驗中，「電車難題」大概是最著名(或者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問題了，它探討了犧牲小部分的人來拯救電車上更多人性命的可容許性。除了「電車難題」以外，還有數千個其它的思想實驗，有些案例甚至包含了多達數十個不同版本。
考慮到思想實驗的存在幾乎和哲學自身一樣久遠，最近的哲學界對它的重視程度似乎有些異乎尋常了。有些場景與現實的差異巨大，在其中作出的判斷卻被認為是可以推而廣之，並作為我們日常行為的參照。這裡的主張是這樣的，假如你在一個人為設計的案例中表現出了某個道德原則，那麼，古怪的是，這個抉擇仍舊會揭示出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許多非哲學家反對這一主張。讓我們看一下「小提琴家」的案例，一個由Judith Jarvis Thomson在1971年提出的，用於維護墮胎權利的思想實驗：
你在早上醒來時發現身邊躺著一個有名的小提琴家，你們的背部通過一個管道連接在一起。原來這位小提琴家罹患一種嚴重的腎病，愛樂協會在查閱大量的記錄之後發現只有你的血型與他相符。然後協會成員就綁架了你，經過一夜的手術，他身上的循環系統接入了你的身體，於是你的腎臟就能幫他清理體內的毒素了。醫院院長告訴你：「很抱歉得知愛樂協會對你的所作所為，假如我們事先知道的話是絕不會允許這類事情發生的。不過事已至此，你已經和小提琴家連在一起了，假如強行切斷連接的話他就會死。不過你也不必太過擔心，只需要九個月的時間，他就完全康復了，到那時候他就可以安全的從你身上脫離了。」
關於這個小提琴家，上述思想實驗的讀者們被期望作出他並沒有更大的生命權的判斷，也就是說，即使性命攸關，他沒有權利不經準許而使用別人的身體。於是，讀者也被期望作出以下推論：即使我們承認胎兒的生命權，也不意味著他們可以未經準許使用他人的身體。
從哲學家的角度來看，即使託馬森的結論略顯矛盾，這裡的觀點仍是清晰明確的。但當我把這個思想實驗複述給臨床醫生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認為這並不是個好的案例，並且帶有點迷惑性。問題在於他們知道的太多了。對這些臨床醫生來說，這個案例在生理學和規章制度上都是不合理的，並且也缺乏必要的細節。(為什麼愛樂協會有權查閱醫療記錄？這個手術是在醫院裡執行的嗎，還是說他們有專門的醫療設施？)此外，醫生們還發現這個案例刻意忽略了許多在現實中可選擇的更優解，比如透析或者移植。於是，優秀的醫生甚至難以發現這個思想實驗中對懷孕的隱喻，更不用說去發現其中關於墮胎權利的倫理辯護了。
面對這些無法「get」到實驗中的隱喻的人，哲學家們會說這些人不善於篩選出倫理上相對重要的部分。顯然，這種回應只是在說服自己，並且掩蓋了另一重要的問題：在某個具體的情境之中，我們如何判斷哪一部分在倫理上更為重要？並且為什麼，比如說在「小提琴家」案例中，一個坐在扶手椅上的哲學家能比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更好的判斷哪些部分更有倫理上的重要性呢？
儘管哲學家們很少討論這類問題，但似乎他們認為對思想實驗的詮釋應當服從一個權威的倫理框架。換句話說，這類實驗只能包含作者的意圖，不能包含任何其它的東西，這類似於 Lewis Carroll 的 語言遊戲「Humpty Dumpty」，他用這兩個單詞表示任何他想要表達的意思。為了構造這個隱含的倫理框架，思想實驗的作者就已經指定了其中所有具有倫理重要性的元素。
思想實驗的設計者為了構造出其中的困境，通常會在實驗加入一個全能者，讀者們只能由他參與情境之中，並通過他來做出抉擇。這個全能者給出一份簡短的列表，參與者只能從中作出選擇，並且他們作出的每一個選擇都會被全能者賦予特定的心理狀態與意圖。比如在經典的電車難題中，讀者只有兩個選項：拉下操縱杆，或是什麼也不做。
所有這些思想實驗中的推理與現實生活中被認為是好的倫理推理大不相同。在現實生活裡，我們利用技能與創造力來構建複雜問題的框架。富有想像力的倫理學家們不會局限於短小明確的選項列表，他們往往看的更遠，致力於探尋新穎的、可以更好地調節衝突的解決方法。他們在此語境下擁有的知識越多，那麼他們就越容易作出明智的選擇。
只有當讀者們願意接受作者設定的大多數看似隨意的前提時，有關道德倫理的思想實驗才能達到它的效果。一個人關於此虛擬場景擁有的相關知識越多，那他就越有可能發現設定中的荒謬之處。也就是說，當哲學家們為了明確思想實驗中的選擇的明晰性，他們傾向於將場景設定在一種抽象的，與外界獨立的世界裡，於是很有可能就會喪失在相關專業細節上的合理性。
在對思想實驗的討論中，不同視角的參與者們很容易僵持不下，每一方都有各自的標準，並由此對自己的選擇作出合理解釋，然後批評對方並未達到這個標準。但事實上每一方的標準不同，這種相互批評並沒有意義，為了取得進展，我們還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從反方的視角來思考他們的觀點。那麼，思想實驗應該設定在怎樣的一個世界裡，才能讓我們更容易達成道德觀念上的進展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1)思想實驗是一種科學實驗。(2)思想實驗是一種假想。我們將會看到，不論在哪一種語境下，思想實驗都是有很大概率會失效的，所以我們應該更加謹慎的把它作為日常倫理選擇的依據。
一些哲學家認為關乎倫理的思想實驗和科學實驗非常類似，在此觀點下，思想實驗的設計者也就等同於科學實驗者，如果設計得當，我們就能通過細緻無偏見的測試來驗證假設，從而獲得新的認知。就像是在新藥研發中使用的隨機對照實驗，思想實驗中的情境也可以與現實情況完全不同，而這應當被認為是一個好處而非缺陷，因為這樣才能讓倫理假設得到明晰且細緻的檢驗。
假如思想實驗的確如字面所示，是一種「實驗」的話，那它也確實可以揭示關於我們世界的內在知識。但與此同時，它也應當包含更廣泛意義上的「實驗」所應當遵循的兩個方法論：內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內部效度與實驗本身是否成功有關，即這個實驗是否通過無傾向性的測試，並在何種程度上驗證了變量或假設與結論之間的因果關係。一個通過控制與幹涉來維持內部效度的實驗環境必然和廣泛受到隨機幹擾的日常世界完全不同，所以，科學實驗面臨的主要挑戰就在於對外部效度的遵循程度上。
對於思想實驗，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的挑戰同樣重大。舉例來說，藥物研發或者心理學實驗設計所需要的方法包括但不限於：有效的問卷，雙盲試驗，安慰劑控制，使用巨大的算力來估計同類族群規模。而哲學家們用的方法就隨意許多。直到最近，對思想實驗的規範化嘗試寥寥無幾，幾乎沒人去研究諸如不同措辭、框架效應、樣本量的影響，也很少有人會去考慮結論是普遍適用，還是會受到性別、階層或文化方面的影響。一個重要的模糊之處在於倫理思想實驗的讀者應該是誰，是任何人，還是僅僅局限於哲學家們，進一步說，道德論斷應該由專家給出，還是說它應當是廣大民眾的判斷。如今大量的思想實驗只會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因而也只能在哲學家之間傳閱與討論，於是實際上(de facto)它們只通過了那些道德理論構建專家的檢驗。更廣泛的民眾，或者在此思想實驗案例中涉及的專業人士並未參與其中。
關於外部效度的問題就更為嚴峻了，即使是一個遵循了內部效度的思想實驗，我們能把它的結論推廣到現實中的哪些事件呢？畢竟它的世界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如果你認為在「電車難題」中，拉動操縱杆來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來換取五個人的生命是可容許的，這個結論在現實中也會有很多完全不同的衍生。最保守的說，我們只能把它用於有操縱杆的火車脫軌事件。但在另一個極端，我們可以把它作最大程度的推廣，只要是犧牲少部分來保全大部分的情況，我們就應用這個結論。普通法(判例法)的法官們在作出決斷時也面臨有類似的問題，他們需要對自身的判斷作出解釋，而之後的法官可以把這個解釋作為判斷的依據(ratio decidendi)。這類依據顯示出了法官認為的最適用的先例集合。
思想實驗可以引申的範圍越廣，那它對我們倫理考量的影響就越大。而一個思想實驗可擴展的範圍是由它內含的約束條件所決定的，此類約束可以很大，以便準確的驗證某些假設，也可以很小，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好的適用性。這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它由各種考慮綜合決定。
有些哲學家認為，控制良好的思想實驗可以作出廣泛的引申。哲學家 James Rachels 在1975年構思了兩個案例，有關一個人想要殺死他的表弟獲取遺產，他利用這兩個平行的案例，向我們說明殺人與任由他人死去並無區別。
在 Rachels 的第一個案例中， Smith 在浴缸中淹死了他的表弟，然後偽造成一場意外。而在第二個案例，John 想要在浴缸中淹死他的表弟，然後偽造成一場意外，但正當他準備行動時，他的表弟不小心滑倒了，頭撞在浴缸邊緣，倒在了浴缸中淹死了。Rachels 表示，殺死表弟與任由表弟死去在道德上是等同的，也就是說，假如兩個原本是相同結局的案例中，殺人與任由他人死去並無區別，那這兩個行為就沒有內在的區別。這個結果看來可以推廣到真實世界的道德抉擇中去，並且對政策的選擇有潛在的影響。但真的是這樣嗎？
對於類似的引申，現在廣泛認為從一個簡化的思想實驗推廣到日常情境是危險的舉動。不同的場景下總是會有一些不同之處，而我們並沒有一個算法來幫助認識這種不同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舉出一個殺人與任由他人死去在道德上並不等同的例子，想像一位正準備暗殺行動的狙擊手，他把槍口對準了暗殺目標，突然暗殺目標心臟病發作倒地死了，狙擊手丟失了視野。在這個案例中，很難說殺人與任由他人死去是相同的。
有關外部效度的更深層次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將基於固定場景的思想實驗得到的見解部分的加以重構，或者說，是否在設計精良的思想實驗中也反映出某些更加碎片化的，可變多元的信息。不同的社會在財富、平等狀況、人口規模、倫理準則、語言、宗教信仰、科技水平、經濟結構、交流與聯絡的便利性、稅收水平、秩序管控等方面差異巨大，並且社會也處於持續的結構轉換之中，有時候這種變化非常迅速，比如工業化進程和資本的私有化。最近的COVID-19爆發也清晰的顯示出社會規範與社會結構的發展遠比我們所想的更具延展性。
最優的政策選擇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它需要與社會環境相符合。我們應該對一個普世的倫理準則抱有懷疑的態度，也許更好的方式是從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著手，從解決它們的嘗試中去發現倫理準則，並且明白在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內容是可變的，它們會隨著外部條件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一個反駁倫理準則不可變的理由是，有許多當前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倫理問題，比如阻止氣候變化的個體責任，性別身份的自我認同，在監視資本主義中的威權的實質，基於AI自動決策的統治，這些在100年前確都是難以被理解的。
許多哲學家仍然認為倫理準則是不變的，但即便如此，我懷疑這些準則並不能具體到為我們提供有用的建議，而倫理思考的目的就在於闡述這些準則，或是將它們代入到真實的情境中。你可以想像當你向某人諮詢意見，他不管你所處的特殊狀況，為你提供了一個與他向別人提出的相同的建議，這當然毫無幫助。
另一種觀點淡化了思想實驗與科學實驗之間的關係，如 Daniel Dennett 指出的「直覺泵」：一種通過考慮到各種可能情況的想像來達成說服的工具。把思想實驗看做是一類具有說服力的虛構作品並不會消除它們的外部效度，但卻允許我們對它進行推演。
亞里斯多德指出了一種虛構作品如何能夠提供倫理洞見的方式，他評價悲劇「比歷史更嚴肅，更具哲學性」，因為相比歷史而言，悲劇所表達的更有普適性。誠然，歷史告訴我們的是真實發生的事件，但它們通常並不令人滿意，並且充滿了隨機性。對於真實的歷史，我們居於其中的生活，發生於其中的的事件往往沒有道理，而正是虛構作品中所包含的「合理性」——一種來自於我們的理性構建的東西——讓我們確認了它的普世性。劇作家和小說家往往會將他們想要講述的故事作清晰化處理，去除其中的非理性元素，如作家 Iris Murdoch 在1970年所論述的：
我們以一種可以被穩固思考的圖景來表現人類的真實境況，事實上這也是我們唯一能夠進行思考的方式。
虛構作品能夠提供倫理洞見的觀點看起來是正確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可靠的，也不意味著在這些洞見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在不同語境之間轉移。重要的問題在於，一個講得好的故事和一個真實的故事，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它們所提供的倫理觀點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劇作家 William Goldman 在Adventures in the Screen Trade (1983) 中討論了如何構思一部關於主角和世界上最著名的女人共處一室的電影 。你可能會把它寫成一個經典的犯罪片，前半部分描寫天賦異稟的主角制定計劃並招募隊員——毫無疑問，隊員包括一個老道的行騙高手，一個破解安保系統的技術專家，一位經驗豐富的司機。劇本的後半部分就是實施計劃，然後發生了某些意外事件，然後做出任何必要的行動調整等等。
Goldman 隨後將這個劇本與真實發生在1982年的 Michael Fagan 進入英國女王臥室的事件進行了對比。Fagan 翻過王宮的圍牆，穿過皇家集郵室，順著排水管爬到樓上，脫掉鞋子翻入一扇打開的窗戶裡，並由於一系列的意外而沒有驚動警報。他在進入女王的臥室之前已經在皇宮中光著腳遊蕩了15分鐘。直到今天我們也仍不清楚他的動機是什麼，就如 Goldman 評論的：事實就是這樣，但假如你把它搬上熒幕，觀眾們準會把你這個毫無創造力的幻想家丟出門外。
無論是有關警察的工作、醫療急救還是戰爭，虛構作品中的事物通常會被簡化並扭曲，在觀看某類型的劇集時，假如你恰好是這方面的從業人員，劇情的表現總不免會讓你感到怪異。比如在電視節目裡的心肺復甦(CPR)成功率總是要比現實中高，公共健康學者 Jaclyn Portanova 和她的同事們發現，電視節目中有近70%的 CPR 嘗試取得了成功，50%的患者存活並成功出院，但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 CPR 後平均出院率只有25%。於是用於倫理反思的虛構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思想實驗——也仍會遇到與前文討論的「小提琴家」案例中同樣的問題，即過度的抽象與過多的知識。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批評與對藝術的哲學反思一樣古老。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抱怨，不論是有關戰爭還是製鞋，詩人們對自己所寫的東西一無所知，卻能讓同樣愚昧無知的他人感到信服。這種批評不僅適用於電視劇集，也適用於思想實驗。
總體而言，思想實驗只能是對我們經驗世界的不完美映射，它所構建的是簡化的模型，並隨所表達的東西增加而越發的脫離現實。所以我們是否應該放棄將它作為一種倫理思考的方法呢？
負責任的思考需要可靠的理性工具，顯然，倫理思想實驗並不算是個非常可靠的工具。但這並不是說我們還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前理論(Pre-theoretical)的倫理「常識」可以被偏見、權力和許多其它主觀因素扭曲，而我們之所以轉向道德哲學，正是因為不知如何在前理論層面解決這些模糊不清的倫理問題。倫理思考是困難的，而我們最好的工具也只能做到如此，謙遜仍應是我們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