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樸
1928年10月出生於江蘇淮陰
2015年1月9日病逝於山東濟南，享年86歲
早報記者 徐蕭
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山東大學終身教授龐樸先生於北京時間1月9日晚去世，享年86歲。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研究員陸揚在微博上得知消息後表示，「現在大家津津樂道九十年代後思想家退出，學問家進入，其實龐先生就是從文化熱到學術熱的重要人物，學術有大關懷。」去年逝世的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也曾評價龐樸道：「他是一個很傑出、很有創見的學者。」
龐樸，原名聲祿，1928年10月生於江蘇省淮陰縣。1954年，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回到山東大學任教。曾任《歷史研究》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任等。2010年，被山東大學聘為終身教授。
龐樸的學術領域十分廣泛，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古代天文曆法以及出土文獻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孫龍子〉研究》、《一分為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龐樸的主要學術思想和活動主要集中在「一分為三」說、「火歷」說、出土文獻研究以及推動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研究熱潮。
從「錄士」到學者
1939年，日本人打到龐樸的家鄉，辦了「新民小學」，要他們去讀。龐樸不去，到他爺爺朋友辦的私塾去讀經書，先是《三字經》、《千字文》，然後是四書五經—五經只學了《詩經》，就結束了。龐樸說，小時候讀經，「對於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對於長大後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處。」
17歲時，龐樸跑去參加了國民黨招聘人才的考試，考上後，被派到江寧、蘇州等地方的稅務局去當「錄士」，就是抄公文。龐樸後來回憶，那時他什麼都不懂，就是為了餬口，「沒想到它後來一度成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汙點。」1949年1月，他冒著風險從國統區渡江來到解放區，然後被留在了河北省華東大學（後與山東大學合併）學習革命人生觀，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那裡，他們進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誠、自覺自愿地交代「骯髒」的思想，比如「我驕傲」、「我怎麼能饅頭吃不了就扔掉半個呢」。
1952年，龐樸被分配去人民大學學哲學。兩年後，他畢業回到山東大學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讀《毛澤東選集》的時候，他發現裡面中國的東西比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決定轉到中國哲學。那時候的中國，各種運動紛至沓來。龐樸作為「白專」被鬥來鬥去，也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號召下自覺去批判馮友蘭。
1977年，龐樸的《〈公孫龍子〉譯註》出版，印了40萬冊，他覺得那是一個大笑話。「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籤了合同，給他們寫一本《〈公孫龍子〉研究》。交稿後，「文革」開始，一切都停止了。後來出版社去龐樸勞動的鄉下找到他，要把稿子裡翻譯的部分拿出來單獨發表，就是《〈公孫龍子〉譯註》。原因是儒法鬥爭的需要，當時江青說中國歷史就是儒法兩家的鬥爭，現在要把歷史上所有人都分到這兩個陣營裡，公孫龍被分到了法家裡。那時候的中國，雜誌只剩下《紅旗》，書只剩下《毛主席語錄》，所以一印就是40萬，全都賣掉。但龐樸並不覺得這是得寵，「因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沒有發表的那部分。」
讀「天書」讀出「火歷」說
在下放勞動期間，龐樸的書都被貼上了封條。沒書看，就看星星，「地上沒有書可念，我就念這個天書；地上有階級鬥爭，天上沒有階級鬥爭。」花了兩年的時間，龐樸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沒想到，這段經歷引出了後來他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火歷。
後來，可以讀書了，龐樸在讀《左傳·昭公十七年》時，注意到裡面的天官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順著這條線索，龐樸發現中國上古曾有一個火歷的問題，即在以太陽和太陰為授時星象以前，古代中國人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以大火星（心宿二）為生產和生活的紀時根據。
從「火歷」的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解決很多天文學史上費解的難題。「火歷」說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興趣。天文史學界權威席澤宗就曾公開高度評價過龐樸的這一發現，並認為龐樸的這種做法，才是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正確方法。
「文化不能搞全球主義」
19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熱潮的出現，和龐樸的推動有著莫大關係。早在1964年，龐樸就提出過對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創新三原則。1981年，龐樸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聘，擔任《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其間，龐樸發現中國當時極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龐樸開始在學界呼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982年，龐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發出重視文化史研究的時代呼聲，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從而掀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序幕。在這一過程中，龐樸多次發表有關文化學和中國文化史的文章，並在各種有關會議上和國內外許多城市發表演講，定義何謂文化，論證文化的兩個屬性（民族性、時代性）和三個層面（物質層、制度層、精神層），闡明中國近代史的文化歷程正是文化三個層面的展開過程，中國文化的出路在於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等思想。這一系列的探討，引起學界的極大重視，推動了文化研究熱潮的前進。
龐樸曾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他特別強調文化的民族性，並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說，「在文化上絕對不能搞全球主義，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你這個民族就蒸發掉了，或者就淹沒在人群當中了。」
中國思維的精髓是
「一分為三」
進入到1990年代以後，龐樸開始致力於解讀中華文化密碼、闡述中華智慧的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黃帝與混沌：中華文明的起源》及《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等文。龐樸認為中國人的「憂樂圓融」精神，有待於以歷史時代和歷史人物為實例，來給予生動的說明。
比如說，他從黃帝的傳說開始，用黃帝的故事說混沌，用「伯樂相馬」來談認識論，從「庖丁解牛」談實踐論，通過一批出土文物（紡錘）來談「玄」，運用幾個上古文字來說「無」，如此種種，最後都歸結到中國辯證思維。由此，龐樸歸結出中國式的思維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圓融」，在《易經》中叫做「圓而神」。儒家稱之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謂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簡化來說，就是中國人的思維世界是三分統一而不是二元對立，三分法是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國思維方法的精髓。這就是龐樸諸多創見中影響最大的「一分為三」說。
讀經就很好
沒必要恢復古禮
從1990年代開始，尤其是近些年，當代大陸新儒家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發聲，他們有的主張從恢復傳統開始，把孔子誕辰定為教師節，有的從儒學鄉建運動著手，而有的則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籲把儒教定為國教，也有強調和自由主義相結合的「中道自由主義」者。
對於當代大陸新儒家的這些主張和努力，龐樸始終堅持三句話：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他覺得兒童讀經很好，也應該在教科書中增加更多古典的東西。對於試圖恢復古禮的努力，龐樸則認為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恢復傳統的禮節和儀式呢？「現在的中國人，就是活了一百歲的老人，去恢復清朝的禮節和儀式，都搞不清楚，遑論去恢復漢唐的了。到底以什麼為準呢？漢為準，唐為準，明為準，清為準？在祭孔上不是就發生了這樣的笑話嘛。恢復到哪代？大清當然沒有多少東西，但漢唐都一樣嗎？都不一樣。現在管對襟的短褂叫『唐裝』，其實那是『清裝』，清代的馬褂。」龐樸說。
龐樸雖然強調文化傳統的民族特色，但也從來不會忘記時代節奏，「和尚是有統一服裝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沒有統一服裝的。不可能說我從你的穿著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歡穿裙子，讓她們穿好了。怎麼漂亮就怎麼穿，她們愛美呀。你說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們穿很長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來，這可是你自己找麻煩。」
而對於嘗試建立儒教的努力，龐樸能夠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終堅持的是中國歷史上有儒學，而沒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說，「如果要重建儒教，我個人的建議，就是希望你們向梁漱溟先生學習（鄉村建設運動），要立足於民眾幸福、社會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寬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