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朝鮮與韓國相互炮擊以來，國際社會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各方作出的反應基本上是選擇性的，其共同特點是不提及此次炮擊事件發生之前，韓國正在進行軍事演習，並不顧朝鮮方面反對進行實彈炮擊的事實，而是直接援引韓國的新聞報導，以「朝鮮突然炮擊韓國」為起點，譴責朝鮮的行為，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案。任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解決方案，都是一種選擇性的幹預，而任何選擇性的幹預只能產生一個後果，那就是進一步惡化朝鮮半島的安全與穩定。
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周期來看，此次韓國堅持進行的「護國軍演」，是今年3月天安艦不明沉沒以來，韓國方面屢次謀求解決持續努力的一部分：從最初提出的意外沉沒，到隨後的指責朝鮮，提交聯合國安理會，直到最後的美韓軍事演習。從軍事演習的地點到美國參與演習的部隊與具體裝備，韓國李明博政府與其說是在進行一場基於理智和嘗試的危機管理，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逐漸被情緒和政客政治前途所主導的政治豪賭。其試圖達到的目標是，按照韓國理想的方案，以朝鮮全面認錯或國際社會無條件支持韓國主張為標誌，「結束」天安艦事件，維護韓國的國家榮譽，以及政客個人的政治形象。
之所以判定榮譽和形象，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韓國所提出的目標，無論是要求各方支持韓國有關天安艦沉沒的調查結論，抑或者是要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譴責朝鮮的決議，其關注焦點，都不是一種實質性的利益訴求，而是一種榮譽，從形式上對朝鮮進行處罰，以證明韓國有能力「保衛」自己。但在這個過程中，韓國遭遇到了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困境：韓國的實力、戰略價值與試圖追求的目標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
從常規軍事實力上來看，韓國既無法在沒有美軍支援的情況下，輕鬆打贏對朝鮮的常規軍事衝突，也無法依靠軍事力量，迫使朝鮮遵守韓國製定的遊戲規則，玩一場對稱升級的遊戲。國際關係研究者經常提及的一個事實是，朝鮮僅僅依靠分布在三八線附近的一萬門火炮，就可以讓韓國首都首爾遭受滅頂之災，無論美韓同盟的軍力如何強大，除非能夠發展出未來科技，用個引力場把整個首爾罩起來，否則就只能是一場噩夢。
更糟糕的是，朝鮮在心理上對韓國的軍事實力沒有任何的敬畏感，也無意把韓國當作自己勢均力敵的對手。從朝鮮通訊社發表通訊時使用的諸多稱呼就可以發現，朝鮮政治領導人在心理上蔑視他們南方的同行，視其為美國的走狗，更願意直接與背後的美國主子對話。這種蔑視的基礎，就是朝鮮認定，即使自己的反應烈度超出韓國的預期，在沒有得到美國充分授權和援助的情況下，韓國並不敢撕破臉皮與北方大打出手。
從戰略價值上來看，冷戰結束之後，無論美國如何強調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同盟的價值與冷戰時期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儘管此次歐巴馬在越過中國直奔四周的越頂外交，似乎有重現「包圍」中國態勢的意思；儘管日本與韓國得到了美國的不少誇獎，但在今天這樣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美國就算要「包圍」其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其首要目的也是「牽制」，「延緩」，「對衝」，而非「遏制」更非「打壓」。
所以，這就可以理解為何美國曾經多次試圖以派遣航母參加美韓軍演等方式，表示美國對韓國的「不拋棄」，「不放棄」，但當中國認真表示不滿時，美國最終的選擇是不讓中國產生「誤會」，寧可為此「辜負」一腔熱情望穿秋水的李明博政府。美海軍與海軍陸戰隊最終缺席此次演戲，就是韓國戰略價值不足以讓美國冒直接與中國衝突風險的最佳證明。
既沒有實力，價值也在不斷貶值，韓國政府手上剩下的唯一真正的優勢，就是《美韓同盟條約》，他的策略也就變成了「陷阱策略」：主動設法讓危機形勢升級，使其看起來就要走向不可控制的全面戰爭，從而迫使美國作為盟友強行捲入，迫使周邊不希望戰爭出現的國家也同時捲入，然後按照韓國的設想，以韓國全面獲勝的方式，來結束危機。
這可以看作是小國試圖利用同盟體系來「綁架」同盟中的大國。李明博採取的具體策略包括：第一，在交火發生之後，首先宣布停止交火，控制實際衝突的烈度；第二，運用韓國傳媒的優勢，傳遞韓國政府有關此次炮擊事件的解釋，將其定性為朝鮮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發瘋般地襲擊韓國，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第三，作出韓國迫於國內民意等壓力，被迫進行衝突升級的姿態。李明博政府的一系列舉動，無論是啟動國家危機管理組，提升防衛等級（DEFCON），還是提升對朝情報搜集等級，都可以看作是努力持續讓局勢停留在危機階段，而不是促使危機早日緩和與解決的步驟。
就上述分析來說，此次危機中的韓國，也受到了國內政治與國際局勢變化的巨大牽制與影響，人們看到的與其說是一場戰爭的前奏，不如說是精心策劃的、主要基於國內政治需求考量的冒險活動。而作為一項政治冒險，韓國方面實現利益最大化所著力的目標，就是在美國以及其他各方的支持，通過選擇性介入的方式，將儘可能多的國家拉入到譴責朝鮮，支持韓國的隊列中，從而實現在對己方有利的情況下，讓危機進入長期僵持的階段，「迫使」盟友在危機背景下，履行承諾。
遵循韓國領導人的思維與行動邏輯，進行選擇性的幹預，將產生兩個消極的後果：第一，對韓國領導人的冒險行為產生正向激勵，並推動其在今後持續採取保持危機和僵局，而非消除危機走出僵局的措施；第二，刺激朝鮮認定的「來自外部的敵意」，激發基於自我防禦的激烈反應。朝鮮並無太多可供選擇的外交工具，唯一能夠切實使用的就是常規軍事力量。顯然，具有拉偏架嫌疑的選擇性介入，將使得局勢迅速進入某種持續上升的螺旋。
因此，現在需要的是儘快讓危機平息，不是鼓勵任何一方的冒險行為，用中國政府的話來說，就是「多做有利於半島和平與穩定」的事情。當然，對於中國來說，由於美國客觀上被美韓同盟條約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如何在面臨危機來臨的時候，主動而積極地發揮中國的影響力，推動局勢的快速平息，將成為一個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問題。
中國要做的，首先是運用自身影響力，儘快平息局勢，避免後續出現烈度更高的行動，乃至危機局勢的持續升級。在此過程中，國際媒體有關危機的報導應該遵循克制而非火上澆油與煽風點火的原則；其次是努力推動重新啟動六方會談機制，將各方拉入談判的軌道，同時在此過程中，堅持中國一貫的「將水端平」的原則，不刻意偏袒某一方，不形成幾個國家聯合對一國施加壓力的局勢，也不要逃避已經來到眼前的責任；第三，要努力學習向全球說明中國的主張，及其所依據的主要理由，而不是簡單的迴避媒體或者被動應付。
國際社會要做的，則是時刻牢牢記住，選擇性的幹預，無論基於何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最終只能以和平與穩定的受害，為最後的歸宿。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