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的修改版首發於《四川日報》2020年8月27日，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文中配圖攝於青島海濱。
2020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此後，「雙循環」成為了國內外熱議的一個新名詞。如何理解「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雙循環」的具體概念內涵以及「雙循環」意味著的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我們深入理解這個新名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宏觀背景
在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訊稿中，有兩段話可以作為「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第一段話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第二段話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之一，是全球經濟深陷「長期性停滯」格局，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中美經濟摩擦全方位升級，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可謂前所未有的複雜與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外需增長面臨較強的不確定性，中國還將面臨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挑戰。因此，要保證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內需增長。
「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之二，是在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美國竭力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打壓，試圖顯著削弱中國在技術進步方面的「後發優勢」，並努力將中美技術差距鎖定在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以晶片行業為例，目前每年中國晶片進口額已經超過原油進口額。中國在高端晶片方面非常依賴從美國的進口，而美國卻要努力來「卡脖子」。因此，面臨來自美國等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打壓，中國政府不得不通過激發國內技術自主創新來對這些高科技產品實施進口替代。
「雙循環」提出的宏觀背景之三，是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崛起，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必然會降低，未來的經濟增長潛力將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內需的挖掘程度。以出口佔GDP的比重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經由2006年35.2%的峰值下降至2019年的17.4%。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今年7月21日在與企業家座談時所指出的，「國內循環為主，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二、概念內涵
究竟如何理解「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呢？
首先，要促進國內大循環，就必須打破國內市場上存在的各種顯性與隱性的要素流通障礙，通過促進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來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事實上，從2018年以來，中國國內市場的絕對規模就超過了美國。然而，與美國相比，在中國國內，各種要素與商品的流動面臨更大的障礙。例如，公路貨運面臨高昂的運輸成本，跨省貿易面臨更加嚴苛的檢驗檢疫流程，勞動力的跨境流動也面臨各種各樣的歧視性政策等。這些要素與商品流動的障礙無疑會顯著削弱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優勢。事實上，2020年4月9日，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意見》，其核心所指就是要促進要素定價的市場化以及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要素的範圍涵蓋了土地、勞動力、專業人才、金融資本、技術成果與數據。如果這一政策能夠得到充分落實，那麼對於打破國內要素流動障礙、塑造國內統一大市場將具有顯著推動作用。
其次，要促進國內大循環，就必須確保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大與消費持續升級。第一，這意味著要保證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較快增長；第二，要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來緩解中國國內的收入與財產分配失衡的格局。只有讓全體人民在更大程度上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才能促進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大與消費升級的發生；第三，要保證居民將更多的收入投入到消費，就必須堅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構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政策，如果房價繼續快速上漲的話，更多居民收入會被用於償還月供與儲蓄買房，從長期來看，這會對消費增長形成負面積壓；第四，這也意味著必須加快戶籍改革與農村土地改革，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能力與消費熱情。
再次，要促進國內大循環，就必須確保民營企業享有足夠的成長空間以及與國有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民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素來有「56789」的說法，也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的財政收入、60%的經濟增長、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以及90%的新增就業。因此，要促進國內大循環，就必須保障中國民營企業有充分成長的空間。今年在疫情衝擊下，宏觀政策的「六保」中的「保市場主體」一項，就充分說明了中央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重視。這就意味著，要避免宏觀經濟下行與金融監管強化過程中通常會出現的「國進民退」的格局重演，要向民營企業充分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要對中小微民營企業進行財政與金融方面的支持等。
第四，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要必須確保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並促進中國企業通過各種努力實現技術進步、在產業鏈價值鏈上不斷向上攀升。如前所述，中美經貿摩擦未來有全方位升級的風險，其中美國對中國高科技行業的遏制將是重中之重。在這一前提下，中國政府必然會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來大力發展國內高科技行業，這意味著加強對智慧財產權的定價與保護、鼓勵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向技術產品轉化、對國內教育培訓體系進行調整、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扶持力度等政策舉措。當然，發展高科技也並不意味著閉門造車，東邊不亮西邊亮，在美國試圖與中國實現高科技「脫鉤」的前提下，中國仍需要強化與歐洲國家、日韓等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第五，要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中國政府就必須要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努力參與各種雙邊、區域與全球性多邊合作，實現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相互促進。事實上，即使在國際摩擦顯著上升的背景下，近年來中國政府依然在加快國內市場的開放力度。例如，今年6月1日海南自貿港總體實施方案的出臺，就標誌著中國國內自貿區自貿港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又如，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國內金融市場以及國內金融機構的開放方面速度很快。在全球經貿摩擦加劇的背景下，全球產業鏈演進出現了區域化的新特點。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應該充分發揮中國東協自貿區、RCEP、一帶一路等多邊合作機制的作用，增強中國在上述機制中的影響力與貢獻度，通過雙向開放來促進共同發展。
三、新一輪區域一體化即將提速
其實，在本文第二部分的概念內涵中，筆者已經提出了為了促進「雙循環」的若干政策方向，這裡不再贅述。筆者想在這裡重點分析的，是隨著國內統一大市場與國內要素自由流動的實現，在未來五年至十年內，中國國內有望形成新一輪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而形成的都市圈與城市群建設，則將會成為下一輪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增長極。
隨著要素的自由流動程度的上升，未來中國國內將會形成新一輪要素聚集，這意味著一些區域的整合與發展速度將會加快。筆者目前最看好中國國內五個區域的發展。第一個區域是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區域的核心城市除港澳外，包括深圳、廣州與佛山（東莞）。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有望成為中國的矽谷，這裡科技創新與金融服務結合得非常緊密。第二個區域是長三角，這個區域的核心城市包括上海、杭州與南京。長三角區域是目前中國區域一體化與區域內平等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且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發展相對均衡。第三個區域是京津冀，這個區域的傳統核心城市是北京與天津。如果雄安在未來十年能夠快速發展，那麼雄安有望成為京津冀的第三個增長極。第四個區域是中部三角，核心城市是鄭州、合肥與武漢。這三個城市是中國高鐵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們構成了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大通道」。第五個區域是西三角，核心城市是成都、重慶與西安。這個三角的特色是製造業發展與科技研究能力相得益彰，且相對而言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成本較低。
不難看出，以上五個區域都各自有一個城市三角形。在每個城市三角形中，似乎都有一個城市金融更發達一些、一個城市研發更發達一些、一個城市製造業更發達一些。這意味著這些城市之間可以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協同發展。這五個區域、15個核心城市，在未來不僅是先進位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匯聚之地，其自身的房地產市場也有著更加可持續的發展前景（因為面臨大規模的青年勞動力流入，以及有著更好的公共資源分布）。
更有趣的是，這五個區域在資源稟賦、發展程度、外向型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因此有望形成中國版本的「雁陣模式」。在這個雁陣模式中，粵港澳灣區與長三角處於第一梯隊，中三角與西三角處於第二梯隊，而五個區域之外的其他區域則形成了第三梯隊。京津冀則相對較為特殊，可以稱之為「雁頭」。這就意味著，在未來，第一梯隊的產業與企業未必要因為成本上升向東南亞或其他國家遷移，而可以更多地遷移到第二梯隊，而第二梯隊的產業與企業可以遷移到第三梯隊。通過雁陣模式的逐級傳遞與擴散，就能夠實現區域優先發展之後的全國共同發展。
（筆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