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這個話題，古今學者早已有太多論述，或歸結於經濟崩盤，又或者歸結於明朝官僚集團的腐朽、低能，再或者如清修《明史》蓋棺定論：「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上述種種，無外乎將視角都放在了明朝自身，似乎一個朝代的覆滅，一定是這個朝代自身的頑疾導致的必然結果。這就如同一個罹患癌症的病人突然離世，人們會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個人死於癌症，而忽視了「癌症存在治癒的可能以及外因也會導致死亡」。
今天我們就換個視角看歷史，來梳理下明朝滅亡時，世界上的其它國家都在做什麼。
據《中國人口史》的統計，明朝滅亡當年（1644），全國總人口從崇禎三年（1630）的19251萬人銳減到了15247萬人，而隨著戰亂的延續，這一數字還在急速下降。
然而，明朝末年的慘烈動蕩並非個例。
亞洲的日本同樣因農業歉收爆發了島原大起義，造成數萬人傷亡。在歐洲，英國的國會和國王爆發長達9年的內戰，國王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送上了斷頭臺；義大利那不勒斯則爆發了馬薩尼埃洛起義；法國普羅旺斯在1635年到1660年的二十年時間裡發生了156次民眾叛亂。
除此此外，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德意志都因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在明朝滅亡的前後，瑞典死於戰場的軍人有10萬之眾。在1640到1650年的十年裡，全球人口下降三分之一。
美國學者傑弗裡·帕克曾做過一項統計，在明朝滅亡前後的20年裡，全球共發生大規模叛亂49次，其中亞非15次，歐美34次，他將這一現象定義為「17世紀全球危機」。
在同樣一個時間維度裡，全球都爆發了如此相似的戰爭和動蕩，顯然已經不能用明朝自身的問題來解釋明朝的覆亡了。那麼當時的世界到底遭遇了什麼呢？
寒冷。
根據中國氣象研究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氣溫每變化1℃，將會導致農作物變化一個熟級，糧食畝產相應變化10%。而在動蕩的17世紀中葉，全球的冬季平均氣溫下降了2攝氏度。
以明朝為例，寒冷的氣候使得原本可以在長江兩岸種植的雙季稻南移至華南，由此導致的是大規模的糧食減產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同樣受惡劣氣候影響的後金政權將南下劫掠作為補給損失的最優選擇。
末代皇帝崇禎在位的17年裡，明朝有16年發生全國性的大旱，黃河在1640年甚至發生斷流。奉旨到陝西調查災情的禮部郎中馬懋才曾有過如下文字記載：「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糧食減產的背後卻是人口壓力。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朝全國人口7270萬，耕地850餘萬傾，每畝地供養的人口是0.085人，而到了明朝末年，全國人口已激增至1.9億，每畝地需要供養的人口增加到0.17人。在災荒面前，大明原本的人口優勢瞬間轉化為人口壓力。
正如禮部郎中馬懋才所言：「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所以，農民的起義暴動，最根本的原因是耕地與人口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的激化，歸結於17世紀中葉的全球性氣候變冷，其影響因子遠遠大於土地兼併和官吏腐敗對農業減產所帶來的影響。
清軍和李自成缺糧缺餉，可以通過劫掠明朝來實現資源補給，但崇禎卻不能採取暴力手段搶掠自己治下的臣民百姓。
但在人地矛盾不可調和的背景下，明朝任何源自自身的改良式政權修復都是無法成功的（事實上明末並不乏勤政的皇帝、睿智的臣子和勇猛善戰的將軍），唯有依靠暴力手段，完成「優勝劣汰」。
總兵力不到二十萬人的清朝，正是在這一獨特的歷史時空當中，僅僅用了短短20年時間就完成了對擁有1.5億人口、廣袤的版圖和數百年豐富的統治經驗的明朝的徵服。
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李伯重對此有非常精闢的評價，他說：「明清易代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明亡五十年前的萬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期之一，緊隨這個繁榮時期而來的是明朝滅亡，這確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