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器移植技術已經成功,可人們還在爭議倫理問題
2020-11-30 網易科技（原標題：Genital Transplants: Is Science Going Too Far, Too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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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器官移植技術的顯著進步，現在醫生已經可以移植受傷的生殖器了。外科醫生移植卵巢組織已有十多年的歷史，現在他們也可以成功地移植陰莖和子宮。
今年早些時候，一名在阿富汗被炸彈炸傷生殖器的美國士兵在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接受了世界首例陰莖和陰囊移植手術。然而，法律規範卻沒有跟上生殖器移植的發展速度，對於社會應該如何處理一長串棘手而又微妙的問題，人們也沒有達成共識。
圖1：醫務人員急忙地將器官送往外科進行移植
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的生物倫理學家克雷格·克盧格曼說:「我們需要記住，人體不是具有可更換部件的機器。這些手術很複雜，操作非常困難，而且有潛在危險。人們需要在生理、心理、精神和經濟層面上進行深入考慮。」
現代生殖器移植的目的有兩個，分別是治療(女性)不育症和恢復(男性)生殖器的外觀與功能。外科醫生曾成功地將卵巢組織從一名女性移植到另一名女性身上。去年，美國阿拉巴馬州一名女子接受雙胞胎姐妹的活體子宮移植手術後，誕下一名男嬰。
美國和南非的外科醫生已經成功地將死去男性的陰莖移植到四名生殖器受損的男子身上。據報導，一名男子在手術後還有了孩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行了第一例包括陰囊一起移植的手術。但由於倫理問題，睪丸沒有被移植。
外科醫生已經可以成功地將睪丸在人體之間進行移植，但這一過程並沒有更多實踐，因為測試顯示，睪丸會利用捐贈者的DNA產生精子。因此，受贈人可能生養一個與捐贈者有基因關係的後代。
生殖器移植是否值得冒險？
生殖器移植並不簡單。這種手術非常昂貴，子宮移植的費用估計高達25萬美元。此外，手術同樣充滿危險，因為病人通常必須服用強力藥物來阻止免疫系統對新器官的排斥。而且，這種手術在醫學上是沒有必要的。所有這些手術都有風險更小、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泌尿科醫生希登·帕特爾博士認為，這些因素加起來使得陰莖移植變得不必要。
關於女性生殖器移植也有類似的問題，它可以幫助不孕婦女懷孕，而不必求助於領養或代孕。麥吉爾大學研究子宮移植的雅克·巴拉伊拉博士說：「這不是救命的移植，即使沒有子宮女性也可以很好地生活。我們的底線在哪裡？懷孕是一種特權嗎？這是對的嗎？」
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泌尿科醫生亞瑟·伯內特二世表示，當其他替代療法不可行時，陰莖移植才是替代選擇。伯內特醫生是陰莖陰囊移植手術外科團隊成員，他補充說：「恢復常態也很重要。我們希望有人能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能感受到男性的尊嚴，並恢復身體健康的正常感覺。」
圖2：進行陰莖移植手術的外科團隊成員，圖片右七為整形重建外科中心主任WP·安德魯·李（W. P. Andrew Lee）
至於那個匿名的生殖器接受者，據報導他在移植五個月後恢復得「非常好」。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網站上的一份最新報告稱：「他的泌尿功能正常，並且開始在移植組織中恢復知覺。」
當器官捐獻者進行活體捐獻時
伯內特所在的機構宣布將開始進行陰莖移植手術後，許多奇怪的信息傳到了他的辦公桌上。幾名男子想捐出自己的器官。但就目前而言，移植的陰莖只來自已故的捐贈者，而且他們的近親已經同意了捐贈。伯內特並不希望活體捐贈者參與陰莖移植手術。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指導方針或政策來阻止外科醫生從活體捐贈者身上移植陰莖，或者移植睪丸。
目前，已經有女性捐獻了子宮和卵巢組織，這迫使她們自己也要面對移植手術的風險。麥吉爾大學的巴拉伊拉博士說:「這讓捐贈者處於危險之中，因為她必須接受非常昂貴的手術。而從技術上講，這種手術並不能挽救生命。」
當涉及到子宮移植時，這種風險甚至超出了捐獻者和接受者。巴拉伊拉博士指出，移植過程還涉及到第三個人——胎兒。他說:「免疫抑制劑可能會對嬰兒造成傷害，而你給嬰兒提供營養的是一種非天然血管，而是用針縫合起來的。」
對於外科醫生和倫理學家來說，存在指導鴻溝
生物倫理學家們正在討論生殖器移植帶來的其他問題：這種手術適合變性人嗎？男性是否應該僅僅因為整容原因就接受陰莖移植？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基因親子關係。
假設一個女人接受了子宮移植，一個男人則接受了睪丸移植，他們用傳統方式生了一個孩子。孩子將與捐贈者有基因聯繫，而不是與孕育他或她的父母有基因聯繫。
也許是時候讓醫療領域或法律介入，來決定外科醫生手術的邊界。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子宮移植有相應的指導方針。而在其他情況下，由每個執行移植手術的醫療機構自行制定政策。
奧爾巴尼醫學院的生物倫理學家麗莎·卡姆波-恩格爾斯坦說:「我不知道醫療機構是否能夠做好自我調節工作。在這個國家，生殖醫學是個巨大的盈利性行業。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營利性的生育公司，就有可能出現剝削行為。」
而且，正如生物倫理學家克盧格曼指出的那樣，「指導方針畢竟不是法律，人們的確可以違反方針，卻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克盧格曼認為，法律也不是解決生殖器移植帶來的倫理問題的最佳辦法。不過他說：「我們確實需要就這些話題展開全國性的探討，為醫生和病人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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