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的第一章「逍遙遊」中，莊子借幾個寓言故事，講了「小大之別」；又借與惠施的「有用無用」之辯，闡述了他的人生觀。莊子的最高人生理想是逍遙。莊子認為，如要達到逍遙之境，就要做到「無所待」。大鵬需要風的託舉，沒有風它就無法飛翔；列子縱然得風仙真傳，可以在天上飄然飛翔，沒有風他只好落到地下來；宋榮子不以天下榮譽為非，不以天下非議為恥，看淡是非榮辱，但他仍然未能擺脫生命的生死大關。唯有那些「至人、神人、聖人」，他們忘記了小我、忘記了事功，忘記了虛名，從而「無己無功無名」，從而無情無累無擾，完全做到了「無所待」，他們是逍遙的。
因此，莊子的《逍遙遊》，其實講的是他的人生觀。莊子希望用超凡脫俗的人生態度，超越生活的一切束縛，達到心靈上絕對自由，這就是逍遙遊。
《逍遙遊》體現的是莊子的人生觀，而《齊物論》則是莊子的認識論。我們知道，認識論決定人生觀，也就是說，你看世界的方式，決定了你生活的方式。
儒家把世界看作一座大舞臺，我們有責任做最好的自己，用最美麗的狀態來贏得人生的鮮花與掌聲，這種認識論決定了儒家的入世態度。因此，儒家的人生價值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進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使命和擔當；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神聖的使命感；是「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有立功」的人生態度。
而莊子的認識論來自於道家的創始人老子。老子認為，萬物的終極動力與根據就是「道」，「道」雖然無形無狀，卻統治一切駕馭一切，道雖無為，卻實實在在時時刻刻的發生作用，因此無論是人還是世界，都是道的產物，因此，人生就應該「道法自然」，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理論，不過莊子在老子的認識論的基礎上，有了更新的創見，這個創見就是「齊物論」。通俗地說，「齊物論」就是平等地看待萬事萬物。而萬事萬物其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形的物，二是人世間的意識現象。世間萬物千差萬別，有高山有深淵；有高低有遠近；有廣大有渺小，但都受到「道」的支配。
而莊子在《齊物論》中想要表達的是一種更為深邃高遠的認識論——假如你站在道的角度去觀察萬物，你會發現其實它們是一樣的，這叫做「齊物」。同樣，人類社會中人們的認識看似千差萬別，比如美麗與醜陋，但情人眼裡出西施，別人看起來是醜的，但你在情人的眼裡是最漂亮的；再比如，成功失敗、尊貴與卑賤等，在莊子看來，這種差別其實沒有真正的標準，都是人的主觀判斷在起作用。而事實上，莊子認為主觀判斷受到人私心的影響，因而是不足為據的。
再比如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蜂起，各家都希望用自己的學說駁斥對方。儒家的孟子，他罵墨家與道家的楊朱是禽獸，而墨家就罵儒家的厚葬與禮樂是浪費社會資源。總之，他們之間臉紅脖子粗的辯論，在莊子看來是毫無意義。因為，是非彼此一方面是對立的，另一方面是相互轉化的，而人的價值標準受到人的私心偏見的影響，往往以己為是以彼為非，因此永遠找不到一個真正的共同價值標準。唯有超越人的主觀偏見，唯有站在萬物齊一的「道」的角度，才能解決共同的價值標準的問題。
站在「道」的角度，人世間的彼此對立、是非榮辱、富貴貧賤都是一樣的，這就是莊子的「齊論」。簡而言之，就是「齊物之不齊，論之不齊」，用著名莊子研究專家王先謙在《莊子集解》的說法，「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事之，不必置辯，守道而已」。也就是說，莊子的 「齊物論」就是「齊物」加「齊論」的理論。這種齊物的認識論，塑造了莊子的人生價值觀，讓他能用一種超脫於人間是非的態度去看待人生。
人總有期待，希望能住朱門居高位；希望能得大名受萬人景仰；希望能珠圍玉繞美女在側；希望能富可敵國風月無邊，但人又是欲望的動物，孜孜以求於無限的物質。得到了，悵然若失；失去了則捶足頓胸。無論是得還是失，人總是沉浮在物質與欲望的糾纏之中不得解脫，這就是人痛苦的根源。
因此，人要逍遙，就要做到齊物，把所謂的是非成敗得失榮辱齊同待之，如此就可以擺脫欲望的糾纏，擺脫有待的困境，從而是非兩忘於自然，走向逍遙之境。
這就是莊子的齊物論，它決定了莊子逍遙遊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