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物理學家霍金來到中國開設微博,賺足了人們眼球。霍金對中國表達了喜愛之情,但他也許不知道,在中國有一批把他捧為上帝,卻時不時想要推翻他的人,這群中國人叫做「民間科學家」。而這群中國民科的由來,可能更會讓霍金大跌眼鏡。
科普作家盧昌海將「民間科學家」一詞定義為沒有接受過系統科學訓練,也無意接受系統科學訓練,遠離某一學科的基礎文獻,但卻試圖「研究」學術界最艱深、最宏大的課題,試圖「推翻」最具實證基礎的理論的人。這個定義基本符合我們對「民科」的一般認識。雖然業餘科學家在世界各國都不乏其人,但符合以上定義的「民科」卻幾乎是中國特殊歷史環境下的獨特產物。
中國「民科」的一大特色是向早已確立為科學共同體共識的理論發出挑戰,例如有工程師試圖證偽萬有引力定律、光速不變和能量守恆定律,試圖發明永動機者更不乏其人;或是試圖攻克令科學共同體束手無策的理論難題,例如證明「哥德巴赫猜想」或「四色定理」。這兩類行為的背後幾乎都有共同的心態:身為外行卻對科學共同體極度蔑視。要追溯這種心態的來源,就不能不提大躍進、文革時期對專家和學術權威的貶低和對「人民群眾創造性」的極端誇大。
1.「知識越多越反動」一路從蘇聯來到中國,在大躍進、文革中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反智奇觀
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心態來源於蘇聯史達林時期對舊知識分子的鎮壓和清洗。史達林把舊知識分子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響最有技能的」,他們在十月革命後先是「反對蘇維埃政權」,「實行怠工」,因而「被蘇維埃政權機關粉碎和驅散」,而後來其中「漏網的大多數」,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間諜」,這就是說,他們知識技能最多,也最反動;「另一部分」,是「舊知識分子中技能較差而人數較多的」,他們「很長時間內還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動搖的;第三部分是「知識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識分子」,他們則「已經向人民靠攏,擁護蘇維埃政權」。
史達林從俄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哈伊斯基主義中推演出這一理論,作為對帝俄舊知識分子進行清洗的理論基礎。在打倒舊知識分子的同時,史達林還大力提拔新政權培養的「蘇維埃新人」——這並不只局限於政治領域,文藝、科學領域也不例外:史達林在科學領域「欽點」李森科學派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1930年代的李森科。/GettyImages & 視覺中國
李森科的「獲得性遺傳」理論依靠似是而非的實驗結果,號稱推翻了西方學術界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基因遺傳學,一開始受到蘇聯遺傳學界的廣泛批評。但史達林親自指示,給李森科的反對者摩爾根學派戴上了「反動的」和「資產階級偽科學」的帽子,並禁止學校講授摩爾根遺傳學,解除該學派學者職務,封閉其實驗室。在史達林的「欽點」下,形成了李森科學派偽科學獨霸蘇聯遺傳學界的局面。
「知識越多越反動」心態從俄國來到中國後和本土反智主義土壤相結合,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反智奇觀。大躍進中政府極力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並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口號。民間「土法煉鋼」、「深耕」、「密植」甚至狗肉湯澆地等違反科學常識的實踐得到官方的讚許和推廣,同時「畝產14萬斤小麥、30萬斤蔬菜」等荒謬的統計數據也被廣泛採信,並登上《人民日報》等官方權威媒體。
1967年的文革標語。/GettyImages & 視覺中國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受到廣泛迫害,「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越多越蠢」,「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等口號經官方宣傳為整個社會所耳熟能詳。雖然文革後官方不再宣傳這些口號,但其代表的反智思潮顯然對中國社會留下了深刻影響。
2.一批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卻又備受文革思想荼毒的中國人,借著「科學的春天」,開始爭相挑戰永動機、哥德巴赫猜想
文化大革命後,官方為了彌補文革期間的損失,大力提倡科學研究,官方將1980年代的這段時間稱為「科學的春天」。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田松博士考證,「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科普類雜誌、期刊有了將近十年的繁榮,其中一種現已停刊的雜誌的刊民很能體現當時的時尚——《我們愛科學》。
在那段「科學的春天裡」,其中對日後中國「民間科學家」們啟發最大的無疑是徐遲描述陳景潤工作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與西方科學報導冷靜客觀的風格截然相反,充滿了中國報告文學特有的誇張煽情,其中將陳景潤證明數論難題的過程比喻為攀登珠峰,充滿了浪漫的英雄色彩。這篇引起轟動的報告文學作品掀起了一場「人人爭當陳景潤」的熱潮。時至今日,中國民科界很多人都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作為自己的畢生使命,足以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巨大影響。
陳景潤在文革中孤身投入研究的事跡令很多沒有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人誤以為自己也能複製陳景潤的成功軌跡。於是,《哥》文掀起的對科學研究的狂熱和文革遺留下來的對科學共同體和正規科研訓練的蔑視在中國民科身上結合起來,形成了他們的獨特性格——忘我地投入科研,同時卻對科學共同體的共識和基礎文獻不屑一顧。正是這種「奮其私智智而不師古」的心態造就了中國民科爭相挑戰「哥德巴赫猜想」、「熱力學第二定律」、「永動機」等問題的奇景,涉獵的研究內容越轟動、社會影響越大,也就越符合他們「獻身科學」的願望。
只有小學文化的曾凡成,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開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視覺中國
「民科」的治學方法不論,但其心態大多是真誠的,但還有一類的民科則完全可以歸為騙子一類。1984年王洪成「水變油」事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王洪成是哈爾濱一名司機,聲稱發明了一種「可燃炔」製劑,溶解於水後可使水成為「水基燃料」,成本及其低廉。此技術及相關文章一度刊載在各種媒體上。1985年冬天,王洪成從大慶到北京、河北、浙江、上海等地表演。這個騙局竟然得到了錢學森、「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等人的背書。
1987年,中國國家計委撥款60萬元人民幣給王洪成在河北省定州勝利客車廠生產燃料。1992年11月22日,「洪成新能源澎化劑有限公司」成立,1993年1月28日,《經濟日報》發表《水真能變成油嗎?》的文章,稱此是繼傳統四大發明以來的中國第五大發明。後來水變油技術被認為是騙局和偽科學,1998年王洪成因為利用水變油技術和其他一些犯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至今,網上為其辯護者仍然不少。
3.大眾傳媒和網際網路將科學活動誤讀為「靈光一現」、「鐵杵磨針」、「為國爭光」,進一步造就了轟轟烈烈的民科潮
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民科自我宣傳的手段主要是到各個大學去散發傳單,或給專家、教授寫信,或到北京等城市試圖拜訪專家、教授、媒體或是有關政府官員。這些努力往往得不到任何回報,效率低下。大眾傳媒以及網際網路的出現對其自我宣傳有如虎添翼之效,「民科」在大眾傳媒和網際網路上一般以「被科學界迫害的科學鬥士」面目出現,且真能讓一些網民、記者對他們的成果信以為真。並且確實增進了其傳播效果。
《中國青年報》就曾登載過《一位鄉村醫生對古地球的玄思》,《南方周末》也曾報導過署名「李燕」的「科學新說」,其中包括「同姓同病說」、「基因互滲說」、「愛滋病是一種宇宙病」、「『種』的原則推翻了進化論」等,2003年還刊發《令人深思的「蔣春暄現象」》,為著名數學民科蔣春暄鼓吹。認為蔣在國內學術界「長期受到難以言說的冷落」,但「牆內開花牆外香」。指責「現今的科技體制還不夠健全,缺少應有的推動科學原始創新的機制和保證學術成果得到公正評審的健全體制。……蔣春暄的成果一旦成立,可能會改變全部數學現狀,成為通向未來數學領域的裡程碑,因而蔣春暄現象正召喚我國科技體制的深層改革到來。」。
這些報導、網帖把科學發現的豐富過程簡化為最後一步的靈感與機遇,簡化為拍腦門出點子,本質上是對科學活動的誤讀。但由於這種敘事模式自身極具戲劇性,再加上主流意識形態對這種「為國爭光」、「鐵杵磨成針」故事的長期默許甚至是肯定,使得這些民科故事反過來造就了一輪又一輪的轟轟烈烈的民科潮。科研機構不願意否定他們,更傾向於委婉地推託,誰也不想惹上「打壓人民群眾搞科學,打壓理想主義」的罵名。
「民科」中大多數都是寒門人士,其中不乏為推廣自己的成果而窮困潦倒者。但「土豪」民科也不是沒有。華裔富商廖凱原就是最典型者。因為個人學術成就「軒轅反熵運行體系2.0」,廖凱原突然暴得大名。這個「軒轅反熵運行體系2.0」,其內容覆蓋了量子力學、相對論、宇宙學,以及黃帝內經、陰陽八卦、馬列經典,「論證了軒轅是人類首位領袖、首位全科醫者、首位環境學家和首位人權律師」「『天命人』是原生孫悟空,手持如意時間棒,對我們的多元宇宙發號施令。」廖凱原以學術捐助為手段,到北大、復旦等知名學府宣傳自己的理論。
廖凱原被知網收錄的文章。/知網
不可否認的是,「民科」如果正視科學共同體的科研成果,潛心向專家學習,其成果確實有可能得到主流科學界的承認。例如僅有初中學歷、潛心於恐龍研究的山東天宇博物館館長鄭曉廷。他在2013年連續在《科學》、《自然》雜誌上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論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鄭氏曉廷龍」挑戰了始祖鳥作為鳥類祖先的地位。他在採訪中強調自己一直堅持向主流科學界學習:「我只是一個初中肄業的人。從事現在這樣的研究,第一我愛好。做古生物研究其實是很枯燥的,沒有愛好很難長期堅持。第二我學習。這些年,我關注的方向,無論是鳥類、爬行類、哺乳類,有關研究者的文獻能找到的我都找來看。英語我不懂,我需要看的文章,我就找人翻譯過來看。這樣除了了解相關研究的最新進展,我更多的是學習最專業的人是怎麼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