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白馬藏人 多元一體 和而不同
【中文分類號】G127 【文縣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009（2020）06-0009-06
2008年6月，國務院公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國發[2008]19號），甘肅文縣白馬藏人的「池哥晝」被列入傳統舞蹈儺舞當中；2017年，甘肅省政府又將白馬人民歌列入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先後而來的非遺認定，吸引了國內外文化學者的目光。十多年來，赴白馬山寨考察和觀光的學者、旅遊者絡繹不絕，特別是每年正月元宵前後，走村串寨的遊人如潮，蔚為壯觀。學術界對白馬人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數量和質量都有了新的突破。白馬藏人神秘的「面紗」被逐漸揭開。白馬人怎樣「從遠古走來」？白馬人的族源問題首先成為近幾十年來學人探討的一個熱點，成果常見諸報端、學刊及專著。筆者自小生活在文縣，與白馬人接觸很多，也一直在思考和研究這一問題，覺得有寫篇研究心得的必要。筆者綜合各種相關歷史文獻和白馬人口述史，藉助費孝通「多元一體」理論，就白馬人族群來源及歷史上與漢族和藏人的關係申說一二。
一、白馬藏人與氐族的關係源遠流長
先賢及時賢大多認為，白馬藏人最早的祖先為氐族。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因為有豐贍的歷史文獻作支撐。可徵引之史料及其他相關文獻，上自先秦之《逸周書》《竹書紀年》《山海經》《詩經》《呂氏春秋》，中至漢—唐的（以下按成書時間先後排序）《史記》（西漢）、《漢書》（東漢）、《說文》（東漢）、《魏略》（三國）、《三國志》（西晉）、《華陽國志》（東晉）、《後漢書》（南朝宋）、《魏書》（北齊）、《南齊書》（南朝梁）、《南史》（唐）、《北史》（唐）、《通典》（唐）、《括地誌》（唐）、《唐書》（五代）、《舊唐書》（五代），晚至宋-清的《資治通鑑》（宋）、《大元一統志》（元）、《宋史》（元）、《讀史方輿紀要》（明末清初）、《岷州衛志》（清）、《皇清職貢圖》（清）、《甘肅通志》（清）、《續資治通鑑》（清）、《武階備志》（清）及隴南各縣的縣誌，等等，至少有數十種之多。
認真研讀上述史料，我們可以得出四點認識：
（一）古氐族系統的民族共同體歷史很悠久。「氐」作為族群概念出現，應不晚於商代。《詩經·商頌·玄鳥》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而《詩經·商頌》創作於商代，目前已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創作於戰國時期的《竹書紀年》也載：「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賓。」「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不過從商代到戰國時期，「氐羌」都是並列統稱，例如《詩經》鄭玄注說「氐羌，夷狄國在西方這也。」孔穎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說明在這個較長時期內，氐、羌從族群上是籠統的，尚未區分其異同。據《大荒西經》載，氐與羌均為炎帝之後裔，「炎帝為姜姓，氐人酋帥與羌人同，亦多姜姓。」氐羌原始文化相同或相近，都是炎帝氏的後代，均以炎帝為宗神，所以至少是近親關係。周人是一個古老的姬姓部落，最早和羌人姜姓部落結成部落聯盟。公元前十三世紀末，周武王領導西方各部落興兵伐紂，羌人協助有功，遂與周人和平共處，接受中原文化最多，並在周代開發四周的同時，也接受了商文化、古巴蜀文化和各地土著文化，進一步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但與周人始終和而未化，偕而未合，保持了自身的「不同」性。「氐羌」的這種籠統淵源，甚至到了元代還有史家認為白馬氐為「羌類」，如《宋史·蠻夷傳四》載：「白馬氐，在漢為武都郡，今階州、墳州，蓋羌類也」。
事實上，氐和羌本來是可以區分的。據先賢的研究認為，「古代氐族分布在甘肅東南部的西漢水、白龍江流域，古代羌族分布在青海東部的何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兩族的原始分布地相距甚遠，不能把他們混為一談。[1]12將「氐」作為一個獨立族群，至少起自《史記》。《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中說：「西南夷……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氐族是「西南夷」之一。這裡的「蜀之西」，正是甘川兩省交界的文縣（古陰平道）、平武縣（古剛氐道）、松潘縣（湔氐道）、九寨溝縣（甸氐道）一帶。「道」的設置起自秦朝，大致跟縣同級別，專門針對少數民族聚居的偏遠地區而設。《漢書·地理志》解釋為「有蠻夷曰道」或者「縣主蠻夷曰道」。司馬遷將「冉駹以東北」的「西南夷」稱作「氐類」，說明「氐類」在西漢時期就有其自身的特點。魏晉以後的史籍，除個別志書沿襲舊說，氐、羌不分，其餘史籍已將氐、羌區別開來，有了清晰的界定。如撰於北齊的《魏書》、撰於初唐的《北史》都有《氐傳》。此時及以後的史籍中氐、羌分稱，是由於史家對氐人認識深化，明晰的結果。
（二）氐族人在歷史上飽經戰亂，是一個在夾縫中生存的族群。自西漢至三國，統治階層為了政治秩序的穩定，經常將勢力較大的少數民族遷徙他方，「分而治之」。《魏略·西戎傳》中說「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自漢武帝以後，氐人先後被遷徙至酒泉、清水、陝西隴縣一帶。三國「魏興之初，與蜀分割，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晉江統《徙戎論》）歷史記載此時曹操曾「拔武都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對於不接受遷徙的氐人則武力攻伐，逼其逃離故地。據白馬人祖先口耳相傳留下來的「話把」（即口碑史料），公元二九九年蜀軍第三次北伐曹魏，攻佔陰平、武都二郡，陰平氐王楊氏不願接受安撫而起兵反漢，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被追殺的一批氐人從青川繞道江油、平武，被迫遷徙到深山叢林中棲息生活。由江油到平武的石門關，至今留存一個叫「殺地坎」的地名，原名實為「殺氐坎」，相傳早先此處有「殺氐坎」石碑一座，正是當時殘酷戰亂的語言「化石」。
（三）氐族在南北朝時期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力，也受到中原政權的重視。早在魏晉時期，氐人與漢人已經有著頻繁的交往，在政治制度及文化上學習效仿，政治經濟文化便逐漸強大起來，南北朝時期則達到巔峰。《北史》（李延壽撰）記述了北朝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及隋六代共二百三十三年（386-618年）的史事，其《氐傳》云：「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自濟、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王侯，受中國拜封。」南北朝時期，隴南氐人曾先後建立過仇池、武都、武興、陰平四個地方偏安政權，都先後受到南朝和北朝朝廷的「拜封」，在軍事上多次為南朝或北朝所利用。前秦苻堅的氐族集團更是有過叱吒風雲、與周邊政權乃至晉室抗衡的輝煌歷史，大大加強了氐族的影響力。
（四）唐代以後，氐人的影響力大大降低，生活區域也漸次萎縮。這與氐人的漢化有直接關係。馬長壽先生認為：「關中氐的漢化始於晉初，終於十六國之時，其發展情況特別迅速。」「武都仇池的氐人，繼仇池國之後又建立了武都、武興、陰平等國，保留了一部分本族的文化和習俗。到了隋唐以後，氐人除保留一部分特殊的漢式姓氏，如苻氏、啖氏等之外，其他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與漢人很少區別了。」[1]22
盛唐之初，氐人生活區域還遍布隴南的成州（所轄地域含今甘肅省成縣、西和縣、禮縣、徽縣、兩當縣和康縣部分地區）、武州（今武都區）一帶。據唐魏王李泰、蕭德言等人所撰寫的記述唐貞觀年間疆域政區的地理書《括地誌》之卷四《成州·上祿縣》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見之於張守節《史記正義》所引。張守節是唐開元年間人）。元明時期，氐人生活區域就南移到了今武都、文縣一帶。由扎馬剌丁、虞應龍、孛蘭盼、嶽鉉等人先後負責編纂官修地方總志《大元一統志》（1303年定稿），其卷四《陝西等處行中書省·西河州》中說：「州境西通吐谷渾，至青海之塞，南直白馬氐地。」清初陳如平所纂《岷州衛志·形勝》則說岷州「南臨白馬之氐」。而據清康熙以後的文獻，氐人區域就已萎縮到甘肅最南部的文縣和平武一帶了。如康熙年間江景瑞纂《文縣誌》說：「白馬峪在縣城西南五十裡，古白馬氐也。」乾隆時期《甘肅通志》卷六《山川·直隸秦州》「文縣」條有如下記載：「白水江，在城南，……民居水上者為白水氐」。
上述所據史料，都明確告訴我們：今隴南地區西和、禮縣、康縣、武都、文縣等縣曾經有一個主體民族為氐族的漫長階段。白氐、白馬、白馬氐、白水氐等部族名稱的反覆出現，足以證明白馬氐族是白馬人最早的祖先。《晉書·江統傳》記載太子江統「徙戎論」，認為「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各附本種，返其舊土。」這個建議並未能實行，但陰平、武都一帶是氐人的老家，這在晉代就已是時人的共識。今文縣西南的鐵樓藏族鄉，一直沿用「白馬峪」的地名，這也是一個鑿然有力的實證。著名藏族學者毛爾蓋·桑木旦先生在《談談達布人的族屬問題》一文中認為 白馬藏族屬於藏族的分支，「白馬人是吐蕃軍隊的後裔」，「白馬」是古藏語，意思為「藏族的兵」①。我們認為這個論斷很難站住腳，因為吐蕃人進入河隴是唐朝「安史之亂」以後的事，而早在南北朝之前，「白馬」之名已確然存在。如《魏書》（魏收撰）記載了公元4世紀末至6世紀中葉北魏王朝歷史，其《氐傳》云：「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有些學者則認為因「白馬」是白馬氐人崇拜的圖騰而得名，有望文生義之嫌，沒有產生多少影響力。依照「名從主人」的常理，筆者傾向於「白馬」是古代隴南氐人部落名之音譯，其具體含義已難考知。
二、白馬人與漢族、藏族「和而不同」
先說氐人與漢、藏之「和」。氐人跟漢文化的接觸、接受起步很早。由於氐人主要從事農耕，居住區域比較固定，且地域上比較靠近農業文明較高的中原地區，向華夏學習的機會較多；更由於政治要仰仗中原王朝，氐族統治者為了鞏固其政權，一直倡導漢族文化，從而促進了氐族的漢化過程。這個過程早在三國時期就顯示出來了。《三國志》（卷30）裴松之引魏人魚豢的《魏略·西戎傳》云：「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姓如中國姓，語言使用上，氐人對內說氐語，對外說漢語，換用今天的話，就是使用「雙語」[2]。這是對漢族文化認同的最直接體現，從那時起，氐人就一直在向漢人靠攏。隋唐以後，因氐族政權不復存在，保護本民族習俗和語言的強力作用消失了，氐族加速了與漢族融合的進程。明代以後，漢族成為隴南的主體民族，融合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加上清代雍正時期的「改土歸流」，居住在川區平地的許多氐人（熟番）融入了漢族。據劉鬱芬、楊思、張維纂《甘肅通志稿·民族五》載：「清乾隆時，階州直隸州原額人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三，又滋生人丁一千七百四十四、屯丁一千四百七十，又滋生屯丁五百二十一，投誠番民四百六十八，又滋生番民一百五十二」。這裡，「投誠番民」，當是「熟番」。又載：「清嘉慶時，階州直隸州轄文縣成縣，原額民丁共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七，屯丁共一千六百五十八，今滋生民丁男婦大小共二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三名口，屯丁男婦大小共九萬三千九百六十三名口，統計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四戶」。不到百年時間，階州直隸州人口增長了十倍。除了漢人大量湧入外，「番民」漢化應有相當的數量。就拿文縣而言，「清光緒三十四年，文縣戶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口十萬五千九百七十三」；「民國十七年，文縣戶三萬九百四十，口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四」②，戶數增長很快，人口也穩中有升。這裡不能排除包括白馬人在內的「番民」的漢化。
白馬氐人何時跟藏族開始融合？唐代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從公元 762年吐蕃東進，佔領河隴地區，到北宋大將王韶收復，吐蕃先後經略及統治河隴地區達三百餘年。這個時期，吐蕃融合被佔領區的吐谷渾、党項、羌等民族，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即後世所謂藏族。《新唐書·吐蕃下》記載，大曆 「十三年（778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三渠以擾屯田，為朔方留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眾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舊唐書·吐蕃傳》亦記載，十四年（779年），「十月，吐蕃率南蠻眾二十萬來寇：一入茂州，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崍關，連陷郡邑。」吐蕃帥被徵服的吐谷渾及隨吐蕃東進的溫末等進入隴南地區，佔領了扶州、階州、成州乃至松州、茂州等氐羌民族居住的州縣，統治時期達到百餘年。以成州為例，《新唐書地理志》載：「成州同谷郡寶應元年沒於吐蕃，貞元五年（789年）於同谷之西泥功山權治行，鹹通七年（866年）復置徙治寶井堡，後徙治同谷。」自寶應元年至鹹通七年，沒於吐蕃超過百年。吐蕃與原居住地的氐、羌民族聚居融合，形成了隴南川北的番族。吐蕃對隴南地區進行了長期穩定的統治和經略，直接的影響就是推動了白馬人與番人之間的交往和聯繫，從而進入一個「蕃化」時期，白馬氐人成為宋代以後的「白馬番」、「文州番」。《宋史·兵志》(卷198)「馬政」條云：「宋初，市馬惟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惟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宋史》為元脫脫撰修於元朝末年，其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等書，說明宋代已經將白馬氐人視為「蕃」人。
乾隆後期隴南康縣人吳鵬翱所撰的《武階備志·蕃夷》(卷20) 云：「其(指吐蕃人)在階、文等州者，皆與氐羌雜處，自分部族。中朝人總以西蕃名之，不復別其漢種、唐種也。」蕃人本有「漢種」「唐種」的區別。所謂漢種，指的是從漢以來就居住在這裡的氐羌民族；所謂唐種則指的是在唐末才遷來的吐蕃，今藏族的先民。至此，「總以西番名之」，說明番人此時已經合流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筆者曾從一位白馬老人口中聽到：漢人說白馬話為「打番說呢」，番人說漢語為「打漢說呢」。這說明他們接受「番人」的稱謂。白馬男子喜穿麻布衫，顏色多為黑白兩色或絳青色，均束偏襟，腰纏毛腰帶，白馬語稱「蘭布格拉」，膝下纏麻布綁腿，白馬語稱「斯哩業吉」，夏天穿麻布草鞋，冬天穿氈筒鞋，白馬語稱「具奧」，漢人稱之為「番鞋」。這些裝束和羌人男子近似；冬天翻穿羊皮褂子，則跟藏人相同。這也說明白馬人此時在族群認同上與漢人遠，與藏人近的事實。透過白馬人近代以來的婚姻生活，我們也可以看出與藏人的關係更密切。白馬男女除了在本村或臨村之間互相婚配外，也習慣於跟遠處的藏族人婚配。例如平武的白馬人常與松潘一帶的藏民婚配，文縣堡子壩寨上村的白馬人常跟甘南舟曲縣的藏民婚配，一般不跟漢民通婚。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在。從語言上講，直至今天，白馬人的語言中有半數以上的語詞與藏語相同，與甘南迭部、舟曲乃至卓尼的藏民可以進行基本的交流。上述情況與白馬人跟「藏人近」的論斷都是基本吻合的。上世紀50年代，白馬人被國家認定為藏族，70年代後期，四川省平武縣、南坪縣（後改為九寨溝縣）提請重新認定白馬藏人的民族成分，並上報國家民委。1986年9月24日，國家民委下發了《關於審定「白馬人」族屬建議的答覆意見》，指出：「白馬人在五十年代定為藏族，後白馬人中的部分人要求重新識別。……經多次的調查研究，座談討論，均未取得一致意見，就是白馬人內部的部分人中的意見也不一致。鑑於此種情況，我委經與有關地區、部門商議，從有利於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暫以維持『白馬人』為藏族的現狀比較適宜。」至此，白馬人的族屬問題雖然學術界還有爭鳴，但「白馬藏族」稱謂已經明確並穩固了。
再說氐人與漢、藏「不同」。《武階備志·蕃夷志》(卷20)曰：「在周以後，廬落耗散，其種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楊氏、竇氏、強氏、苟氏、毛氏諸巨姓，皆與漢民雜處，不復為寇盜。唯楊氏竊據爵土三百餘年，西魏滅武興。其子孫流移至宕、沙、岷等州者，仍為酋豪，迄今千餘年，世承不絕」。所謂「迄今千餘年，世承不絕」，說明他們一直保持著自己民族的傳統和獨立性。
據乾隆《皇清職貢圖》記載：「文縣地連秦蜀，所轄居民，蓋亦苗蠻之一種，與西陲諸番不同。居縣屬之下舍書、英坡山等處，明時設王馬二百戶分領之。至本朝雍正八年改土歸流，按地輸糧，由縣徵解。男帽插雞翎。每農事畢，常挾弓矢以涉獵為事。番婦以布抹額，雜綴珠石，衣五色褐布緣邊衣。近亦多效民間服飾者，頗勤。」「與西陲諸番不同」，也是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民族的傳統和獨立性的寫照。「番婦以布抹額，雜綴珠石」，至今猶然。白馬女性頭纏黑似帕，長辮子上串著圓魚骨和四色玉石小珠，綰在頭上吊至右耳旁；「五彩服」即「衣五色褐布緣邊衣」，胸前佩戴金色的魚骨牌，豔麗端莊，富於想像。特別是「衣五色褐布緣邊衣」，這是非常悠久的服飾傳承。東漢許慎的《說文·糸部》就有記載：「絣，氐人殊縷布也。」段玉裁注「殊縷布者，蓋殊其縷色而相間織也」，即用雜色線編織成的布。雖然「近亦多效民間服飾者」，但從其慣常的著裝樣式、特殊的民俗事相來看，也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獨特風貌。白馬人認可自身為「番人」，但稱自身為藏族則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民族身份確定的以後的事。筆者也多次聽到白馬人的口述史：山下的漢人把他們往山上趕，山上的藏民把他們往山下趕，最後好不容易在陡峭的半山腰上紮下了村落。可以聽出，他們跟藏民是有區別的，而且當初與藏人的關係算不上友好。
三、番人（含白馬人）對漢民也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前已述及，中唐至宋吐蕃佔領隴右的二百多年，造成民族融合的事實。吐蕃人學習漢人的語言與文化，生活方式也受到漢人的影響。唐代詩人王建《涼州詞》描寫陷落後的涼州：（吐蕃）「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來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當時漢人也部分地接受了吐蕃的同化，語言生活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司空圖的《河湟有感》云：「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正是其真實寫照。當時隴南的情形，雖然沒有相關文獻可考，但推料也應相去不遠。
經過元蒙、明清的歷史演進，隴南各縣民族融合一直在持續中，總的趨勢是「番人」（含白馬人）逐漸同化於強勢民族——漢族。前文所引《甘肅通志稿·民族五》之人口數量就是明證。就文縣而言，現今的漢人中不乏來自「番人」者。筆者的老家——文縣堡子壩鄉就能找到足夠多的例證。牌坊行政村有個叫「殺番溝」的村子，相傳是漢人圍剿「番子」的地方，上世紀五十年代才改為「平溝」，該村上世紀末還有一戶姓趙的村民一直被稱作「番子」。堡子壩鎮有幾個村名來自於藏語：賈那哈——漢人的村子；勿席——通向半山的路；愣幹——山梁；有兩個叫「扎多」的村子，漢語義未知。就全文縣而言，藏語村鎮的名字也隨處可見：洋湯天池，是藏漢「合璧詞」，「洋湯」本身就是藏語「天然湖泊」的意思，後加漢語詞「天池」而成；哈南寨——藏語含義為「大溝口的村落」；尚德，原名「窮德」，是藏語「落大雁的河灘」的音譯，「窮德」字面漢語意思欠雅，取反義造詞法，改為「尚德」。
從宗教信仰看，文縣山區居住的很多村民家族都信奉家神——「老爺」。筆者見到過許多祖傳的「老爺」畫像，許多都稱「都剛」，陪伴者都是藏人裝扮，而「都剛」就是梵語的「護法神」，由藏語借入漢語。筆者自小也多次見到漢民家人「爨老爺」（也叫跳神）的場面，主持的「司家」轉述「老爺」的話都是「賓動式」，是藏語語法的底層體現。
語言是民族的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們探究歷史最可靠的「抓手」。上述材料，足以說明文縣漢民有來自「番人」（含白馬人）者。
一個族群的演變是個長期的過程。先秦以來，居住隴南的強勢族群經過了數度變化，「你方唱罷我登臺」，但無論哪個時期，不同族群之間的同化、融合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一直純粹地保持自己的「基因」不變，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一定程度地保留自己的「個性」。白馬藏人是一支發源於古氐族，在後來的演變中，先後受羌、吐蕃、藏人的衝擊和侵染，並受漢人的長期影響而形成的一支獨特群體，是一朵飽受艱難、頑強生存下來的獨有「奇葩」。她對共同生活的其他族群（包括漢族）同樣產生著影響，並得到認同。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3]，也完全符合白馬人，白馬人正是「多元一體」的一個「具體而微」之典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我們熟知並普遍讚賞的一個論斷。白馬人也有自己優美的文化傳統，我們不僅要認同、包容，而且要相互學習，才能構建一個多彩、多元的區域和諧社會。
注釋及參考文獻
文章出處：《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6期「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專欄
【作者簡介】莫超：甘肅文縣人，蘭州城市學院副校長、甘肅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西北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甘肅高師學報》主編、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語語法學、漢語方言學、古典文獻學及西北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接觸研究；出版學術專著8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70多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方言文獻研究」等3項、「全國漢語方言有聲語料庫建設」之蘭銀官話有聲語料庫建設等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子項目2項、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1項，相關成果先後獲得甘肅省優秀社科成果獎一、二、三等獎多次。曾獲得甘肅省高校青年教師成才獎、甘肅省「園丁獎」，三次入選甘肅省第一層次領軍人才，也是甘肅省「四個一批」專家（理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