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無定法，而萬變不離其宗。要想解決各說各話的棘手難題，編年體是重要的憑藉。編年體本來是中國固有史學的主要體裁之一，晚清民國以來，一般被視為傳統史學，與章節新體不大合拍。時下歷史學的學位論文，除文獻學外，更明確規定不能以編年體的編年、長編、年譜之類為體。編年體之所以被打入另冊，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覺得有史無論，與強調史論結合的所謂現代史學格格不入，二是誤以為編年僅僅簡單地排比羅列史料，沒有史學。其極端的看法，甚至於編年體能否算著作也高度懷疑。
通行觀念與高明的見解明顯有別。編年體的最高境界，當屬宋代的長編考異，而近代學術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學方法，正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宋代治史，尤以長編考異之法最為適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講究，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學之說，稍詳者如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所說：「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採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聖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於《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闢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更為詳盡的發揮，則見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比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並得其頭緒的闡釋。
陳寅恪主張盡力吸收外來文化與不忘本民族地位相輔相成，對待西學則效仿宋儒，取珠還櫝，將域外正宗的比較研究與合本子注、長編考異相融合。傅斯年則乾脆宣稱宋代已是比較不同史料的新史學。在他們的眼底心中，古今中外並無扞格牴觸，傳統的編年體史學，與歐洲時興的比較文獻學、比較語言學和比較宗教學是一脈相通的。三說詳略各異，要旨則一。認真揣摩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並且根據具體研究對象的千差萬別而靈活運用，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且臻於化境。
三位前賢的說法，主要還是針對古代，而古代文獻相對簡少，立說不易，反證亦難。史料愈近愈繁，各種記錄，層出不窮，不僅覆蓋史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而且羅生門的現象所在多有。按照自圓其說的標準治近代史事，誤判亦有證成實事的可能。學人對此認識顯然不足，以為資料易得，史事易證。其實恰好相反，由於資料繁多，當事人的記載不一，除了人時地等基本信息外，詳盡再現史事各層面的真反而不易確證。簡單依照時間順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較關於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而近真，亦無法比較前後相連的幾件事而得其頭緒，更不要說理解前人思想言說的本意。而要囊括所有材料，勾連貫通，解釋疑滯，將各說整體及部分的真偽異同詳加比勘互證，必須卷帙浩繁，才能容納。
近代學人關於研治中國近代史相對容易的普遍誤判，自然會影響到編年體應用於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人物研究的領域。編年體之於人物研究，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年譜及年譜長編。受晚近歷史的研究比較容易觀念的誤導，民國一些學人以為編撰近代人物的年譜並非難事，梁啓超就明確說：「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著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或詳或略之間，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
今人未必有多少注意到梁啓超的這一說法，可是近代人物的編年體著作的確普遍存在類似於梁啓超所說的情形。相對於材料的極大豐富，各種年譜或長編於徵引的廣泛，比勘的精密，取捨的講究，拿捏的當否等等方面，頗多可議。尤其是以長編考異之法的應有之義作為標準，顯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在方法應用方面，應當藉助中古史大家的成熟經驗。而陳寅恪等人關於長編考異法的各種論述，正是對症的良藥。所謂自圓其說，不能只是論著的取材立論可以講得通，而必須將所有材料史事貫通無礙。若是誤以為自圓其說的重心在於「自」，懸問題以覓材料，用後來的系統各取所需地採集論據，形成論點，難免斷章取義，穿鑿附會，有此說不知不覺間變成如此事。不能達到貫通所有材料事實的「圓」，則自圓就成了互異的根源，見仁見智非但無助於近真和得其頭緒，反而導致無休無止的聚訟紛紜。
近真又有本事之真及當事人記錄之真的雙重性，不知後者，於前者勢必模糊不清。而逐一坐實後者，則還有無限延伸的事實聯繫。因此，研究特定人物，不宜只看其人的直接材料，也不能單純以其眼界看周圍人事，以致以其是非為是非，結果反而無是非可言，必須將前後左右上下內外各事各說相互比較參證，才能置於歷史本來脈絡的適當位置加以理解把握。
考異為長編必不可少的輔助方法，以宋《通鑑考異》最為史家所稱道。其本意是將同時各說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諸異。因為史料之於史事，往往為殘篇斷簡，有時各說相互排斥，或間有異同，而難以其中一說否定其餘，於是只能權衡前後左右，選取相對較能貫通且近情理者立說，而將其他各說依近真度順序存列，一則留待新材料的發現，二則高明者目光如炬，均有可能重新解讀史料史事，不至於以一己之見強加於古人和天下。晚近史料繁多，可以徵實之事遠較古史為多且易，治史又由通史轉向專題研究，遂以歸納代貫通，一般多重考證而輕存異。實則史料多既使研究層面深入擴展，又增加了史事記載的歧異，如何近真以及如何才是真的問題較古史更為複雜。除人時地等簡單層面外，要考證史事準確恰當，極費工夫筆墨。
有鑑於此，考異至少應當包括：前說有誤，排比史料能夠糾正至當；未有成說，匯聚史料可以立說無礙；諸說並立，取比較近真之說其餘存異；諸說真偽正誤間雜，須相互參證，酌情條貫；實事往往無實證，須以實證虛，而不涉附會。各種情形，或分別，或兼具，須根據具體問題有針對性地靈活運用，為編年排比連貫史料史事提供有力的支撐。
究歷史人物，若僅就特定人物的言行立論，很容易誤讀錯解其言行的本意本相，並且流於以其好惡為是非，以至於無是非可言。如此這般描述出來的歷史人物，實為研究者心中的形象，與歷史人物的本身貌合神離，似是而非。近年來孫中山研究的切實進展，往往並非專門研究孫中山而得，而是由其他相關研究取得意料之外的收穫。單就孫中山的言行反覆解釋，反而如陳寅恪批評民國時文化史著述所說，只抄舊材料或僅就舊材料作新解釋，非滯即誣。
中國為倫理社會，最重人倫關係。所謂禮法綱紀，即以倫常為根本。相應地處世治學，也極為講究人脈。影響及於治學的具體取法，又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兩種，一是以所研究人物為主線放射擴展，一是將其人置於整體關聯脈絡之中。前者無非是定向放大，難免先入為主，後者才能得其所哉，安放於合適的位置並恰如其分地解讀相關材料和史事。編輯孫中山史事編年，雖然看似仍以孫中山為中心主線，取徑卻是力求將孫中山放到整個歷史聯繫的相應位置，使得理解孫中山的言行與認識歷史的風雲變幻相輔相成。
同理，研究人物的思想學說也不宜簡單地直面文本加以揣度解釋。以三民主義為主體的孫中山的思想政見，從問世之初，就不斷引起內外各方的爭論，這些爭論反映了時人的意見分歧之大，同時也折射出孫中山的主張認識往往牽涉中國前途命運的大節，為同代人及後來者的目光所聚焦。對於這些分歧論爭，可以說從來就是史學界關注討論的重要領域。如革命黨與保皇派的幾番論戰，前人研究較多；同盟會內部關於三民主義的取捨，亦有所論列；國民黨內對於一大宣言的分歧，也已經揭示。
不過，這方面可以擴展的空間仍然相當廣闊。例如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從一開始就與孫中山的思想相牽連，現有的認識有待解惑的問題很多，遠遠不能覆蓋當時各種社會主義的實情，以及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引進傳播和理解。要想恰當認識孫中山自認以及同時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還須細心解開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孫中山言及對於社會主義的認同，以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心中所指的社會主義顯然與今人通常所以為的有別。閱讀西文的能力較強、足跡又遍及世界多國的孫中山，能夠更加直接地接觸各種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乃至組織人員，與一般有賴於翻譯西書或中文介紹的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有所分別。這些分別或多或少體現在他的民生主義主張之中。同時，孫中山要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傳播民生主義，不能不對源自歐洲的社會主義有所取捨，也不能不考慮國情的實況，而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解便是要項之一。如果對於當時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及其在中國的際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很難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觀及其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理解得當。
共和的問題同樣如此。共和的概念有本意與新解的分別，雖然都不是由孫中山提出，可是以共和作為與帝制對立的政治制度而且列為組織政綱，並且通過不斷發動革命運動使之普及深入，卻與孫中山關係密切。只是當共和思想普及之日，卻有虛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國共和等等觀念的參入，即使作為政治制度，也不再簡單地與帝制對立。而孫中山的共和思想一開始就包含的聯邦制構想，源自美國和瑞士的體制，如何應用於中國，解決分治與統一的兩難，在清季乃至民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成為立場不同、派系各異的國人關注和討論的中心問題。由於各方意見紛繁，牽連到歷次制憲如何確立國本，於此始終搖擺不定。與此相關，省的地位及其設置，直到國民政府時期，仍然困擾著當局和各方人士，其影響至今依然深刻存在。梳理南北各方各界的諸多意見，包括所謂帝國共和主義，對於認識共和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衍影響及其演化，可以大進一步，同時也有助於把握民國時期許多長期爭議不絕、變動不居的觀念和體制的來龍去脈。
或者以清朝為正統，評議辛亥時期南京臨時政府的合法性。姑不論革命就是要破除舊法統，建立新法統，即使以袁世凱而論，雖然他後來千方百計要將自己的權力來源與清朝正統相聯接，其目的只是為了避免與南方民黨政府有所牽扯。實際上，南北和談時南方民黨的前提就是承認共和，否則免談。袁世凱既然接受這一前提，等於將清朝的正統性連根拔起。而袁世凱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卻不無自己的盤算。繼續帝制，即使立憲，實行責任內閣，充其量不過是政府首腦，而非國家元首。況且清朝的各種勢力對其不無掣肘，即便當上內閣總理，也不能隨心所欲，遠不如做大總統逞心如意，儘管也不得不面對內外危局的考驗。只是在清王朝大勢已去，大統已絕，失去繼續掌控國家權力的資格的情勢下，袁世凱才利用這副空架子的所謂正統來抵消南方民黨對自己的種種限制。
孫中山一生中的確有些言行備受質疑，尤其是用今日的觀念看待，更加難以理解。可是，回到歷史現場，與同時代人比較，則又並非不能理解。例如清季民初社會矛盾激化，政爭之際，使用暗殺行刺等非常手段，相當平常，不僅革命黨崇尚，政府當道慣用，就連表面主張和平變革的康梁等人也屢屢暗中買兇，甚至公開鼓吹遊俠刺客，令一班少年熱血沸騰。矛頭所向，不僅僅是敵對方，也包括同道者。孫中山所牽連的數起著名命案，姑且不論本人是否知情尚難定論，就算由其指使授意，也並無多少特別之處。用所謂恐怖主義來檢視，就仿佛將道法自然說成綠色和平，跡近荒唐。至於孫中山與日本關於滿洲的交涉，脫離清朝長期禁止漢人出關以維繫龍興之地的禁錮，以及日本趁機不斷滲入的背景，簡單地從民族主義的視角加以評論，難免隔靴搔癢，似是而非。諸如此類的時代意見，在今日的歷史研究當中相當普遍，高談闊論者渾然不覺與歷史意見大相逕庭。
由此可見，長編考異既是基礎性建設，又有很高的史學要求。治史是否經過長編的訓練以及專題研究是否具有長編的底蘊，高下立判。當然，若以為長編僅僅是將資料按時序編排羅列，則有無亦區別不大。
（本文選摘自桑兵《提升孫中山研究的取徑》，系《孫中山史事編年》一書序言，中華書局，2017年8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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