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前夕，微博認證用戶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博士的張勁碩首先發消息稱《走近科學》即將停播，而後這一信息不脛而走，眾多網絡科普達人隨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個人也在朋友圈和微博寫下了這樣一段話，「要和《走近科學》說再見了！曾經有那麼一段，因為收視率主導，它打著科學的旗號，以偽科學的手法，拍出了玄幻的效果。但正是這樣一條崎嶇的道路說明了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永恆的話題，也凸現了科學與媒體之間的張力。雖然《走近科學》戛然而止了，但是我們對科學的追求不會停止，對科學的激情不會熄滅，對科學的普及不會停歇！」。
《走近科學》的作用不能抹殺！
1995年5月6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隨後有關部門組織召開專家座談會，研討廣播電視行業如何為「科教興國」戰略服務。而電視成為了進行科教宣傳的重要手段。1998年6月1日，日播科教節目《走近科學》欄目成立，並在央視一套播出。2001年7月9日，《走近科學》改由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播出，同時節目形式從追求涵蓋面廣的板塊式結構變為了每期一個主題的通篇結構。
《走近科學》以弘揚科學精神、宣傳科學思想、提倡科學方法、傳播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每期節目由一條新聞線索引出，講述新聞熱點背後的科學問題和科學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對社會生活中焦點、熱點、疑點、難點及新現象給予科學的解釋：對科學事件進行真實記錄，引發觀眾對科學的興趣。
應該說在公眾獲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手段遠不及今天這麼豐富的時代，《走近科學》為公眾提供了一檔必要的科普大餐，拓展了觀眾的科學視野，傳播了熱點的科學知識，為電視機前的廣大觀眾送去了國內的重大科技事件和重大科技成果的解讀，拉近了觀眾與科學之間的距離，成為了電視科普方面的一個典範。正如某些評論說表達的那樣，《走近科學》是一個雜誌型的板塊式欄目，該欄目對於國際國內的重大科技事件，重大的科技政策，重大的科技成果，重要的科技人物，都給予了充分報導，受到了科技界和觀眾的好評。《走近科學》作為一個科普的低端產品，填補了科普電視較少涉及鄉間受眾的空白。
此外，從節目開播當年到2001年，《走近科學》每年都摘得全國性獎項，包括1998年度全國優秀電視獎，1999年、2000年以及2001年的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新聞獎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佐證《走近科學》欄目開播之初的幾年得到了廣大觀眾的認可。
被收視率扭曲的發展方向！
2003年，《走近科學》因為收視率不佳而受到了黃牌警告，欄目的生存一度受到威脅。2004年3月，節目表現形式從報導科學問題，解釋科學事件轉變為：關注和報導生活中的推理故事；熱點、疑點的科學解析。
雖然初心不改，但是這種做法卻招致了各種各樣的批評，包括「打著科學的旗號，以偽科學的手法，拍出了玄幻的效果」、「用科學「羞辱」了我們智商」以及「打著科學幌子的人造鬧劇」等等。
在對該節目口誅筆伐的同時，也許我們該去思考為什麼出現在這樣的問題。1939年5月，鄧拉普（Orrin E. Dunlap, J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就寫到說，「為了吸引和抓住看不見的觀眾的注意力，有必要在每一幀中竭盡全力地納入趣味和多元性。」雖然科普節目應該趣味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過度娛樂化。一檔叫好又叫座的科學類電視節目一定是把信息傳播與趣味結合起來的，就像infortainment（information+entertainment）這個詞所表述的那樣。
但是電視這種媒介有自己的運作機制，在將科學與電視節目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充滿著科技工作者與電視從業者之間的張力——科學家接受的節目類型和內容，在電視從業者看來往往對觀眾缺乏吸引力；而電視從業者提供的「科學產品」也往往會讓科學家感到難以接受。因此，「最終出現在電視上的科學是各方與通過遙控器施加影響的電視觀眾進行討價還價的結果，包括科學家、機構管理者、電視管理者和製片人、願意承擔節目費用的基金會和公司。」一言以蔽之，收視率左右了電視節目的發展方向。
經過改版之後的《走近科學》收視率應該有所提升，但是它卻讓我們「走不近科學」了。這到底是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
科普的出路在何方？
2016年受聘為科普中國形象大使的《走近科學》欄目主持人張騰嶽在當年的全國科普日期間做客人民網。他在訪談期間所表達的一些觀點也許能讓我們去反思科普的出路。這裡可以摘取幾點以便於接下來的討論。
首先，他認為電視的主要功能不是做科普，而是獲取資訊和娛樂，另外當前的科普模式也需要有所躍遷，並不能單純地拘泥於傳教式的灌輸，同時當我們把發展的中心轉移到依靠科技創新上來的時候，科普的氛圍一定會很大改觀，當然科普也應該是泛在化的，並不能拘泥於一次活動，或者一檔節目。
那麼，後《走近科學》時代的中國科普該走向何方呢？或者說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如何去反思中國科普的發展之路呢？
應該說在電視時代，科普中的傳者與受者的界限非常明晰。正如美國學者馬塞爾·拉夫萊特在《美國電視上的科學》一書中談道的那樣，「與其說電視逐漸演變成了教育的動態工具，還不如說它改善了教育方法。這種結果給電視媒介如何呈現、吸收和改變大眾科學帶來了影響。」而此時佔主導的傳播模式依然是缺失模型，也就是認為觀眾是一個等待用知識去灌滿的空瓶子。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新媒體的博興，傳受這種二元關係受到了挑戰，媒體結構也逐漸被消解，那麼我們的理論與實踐都需要有所提升，科學傳播模式，公眾參與科學模式，甚至是公民科學模式愈發明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通過電視等手段來開展科普不再必要了，如今媒介融合發展的勢頭正猛，一些渠道和平臺也嘗試著尋求突破，並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作為中國的新聞輿論機構和思想文化陣地的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也應該承擔起開展科學普及的責任與義務，這既是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的舉措，也是貫徹《關於加強國家科普能力建設的若干意見》的要求。
其次，科普的氛圍需要全社會共同來塑造，也需要把科學融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科學普及並不能單純地依靠某一個或某幾個科學家來完成，它需要科學共同體，媒體機構，社會各界的齊心協力，「眾人拾柴火焰高」，科學並非孤立地存在於其他領域之外，它與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是有機結合的，只有依靠科技創新來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的可持續發展，科學普及也一定會蔚然成風，「問渠哪有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再次，科普的理論與實踐需要有機地結合，畢竟當前的科普已經不是少數「明星科學家」的保留戰場。它是由各種各樣的全職傳播者（與許多熱心的志願者一起）組成的領域，同時科普的實踐者與研究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隔閡。從業者和研究人員相互之間的交流相對較少，而且人們確實長期擔憂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如果科學傳播研究與「接地氣的」實踐現實無關，那麼研究者將發現，這難以產生有生命力的學術。比如近幾年多家電視臺和網絡平臺參與製作播出的一些科技節目，抖音、快手以及微博視頻等平臺上活躍著的網絡科普達人，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展示出了新時代背景下的科學普及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方向，但是我們的理論研究是否能夠敏銳地捕捉到這些現象和背後的規律，並且進一步地用來指導下一步的工作呢？
結語
《走近科學》的停播並不意味著利用電視這種手段開展科普的腳步會停滯，它甚至會激勵更多的媒體人去思考和求索新時代背景下利用電視來開展科普的方式與方法。同時，我們也要向以《走近科學》為代表的電視科普節目致以應有的敬意，因為是它們在上下求索中國電視科普節目的未來，雖然道路曾經曲折徘徊，但是探索的初心未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