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先講兩個故事！
康熙46年，黃河泛濫，沿途百姓流離失所。在中華最高統治中樞，康熙與眾臣子商議救災事宜，太子與八阿哥都建議立即撥款救災……這時四阿哥從戶部匆匆趕來，聲稱，已無糧可調，已無錢可用！國庫餘銀不過二十餘萬兩，至少有兩百萬兩的缺口……朝堂之上，頓時鴉雀無聲。
同樣是康熙46年，西方世界也有一個故事。英國海軍上將肖維爾爵士擊敗了法國地中海艦隊，從直布羅陀凱旋，因為算錯了經度，誤入蘭茲角，整個艦隊5艘船，觸礁沉沒了4艘，包括肖維爾爵士在內的2000多名官兵葬身魚腹。
英勇的海軍沒有被敵人打敗，卻敗給了海洋。與黃河大水一樣，英國艦隊的沉沒也屬天災，但英王沒有感嘆人事不修，而是懸賞重金，希望科學家們能找出精確計算經度的方法。為此還專門成立了經度局，設立格林尼治天文臺。
這兩個故事都說明一個事情，即數據問題。康熙46年中西方並沒有完全拉開差距。一個是大一統的農業國家，財務制度暴露問題；一個是商貿國家，航海技術出現偏差；一個是幾百萬的巨大差額，一個是僅僅算錯一度，便偏航二十海裡的小誤差。
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解決思路，而思路決定出路。康熙大帝首先想到的是，人事不修！國庫虧空全在於沒有管好底下的人；而英國政府則認為他們缺乏一種精確測量經度的工具，於是他們在工具上做文章。
二十世紀有個英國人叫李約瑟，他很納悶，中國在世界上強盛了幾千年，為何在近代落後了，科技革命怎麼沒有在中國發生。
按現在西方學者的研究，即使在182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前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都是世界第一的，佔到全世界的1/3。
一說到近代史，中國人總是頭大，什麼科技落後，政治腐敗，連國民劣根性都扯出來，中國精英階層自卑不已，拼了命的找中國人的問題！這是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
其實這個教育就像康熙說的人事不修一樣，聽起來好像有道理，其實是假大空。
大家可以算一下帳，從1840年到1949年，多少年，109年，這是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再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幾個大分裂時期，三國184年黃巾起義到280年晉滅吳，也有105年；南北朝時期，420年——589年，170年；五代十國907年——960年，54年。
對比歷史數據不難發現，所謂的百年屈辱並不是前無古人的，至少是在歷史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而有些落後並不是痛斥自身就可以解決的。比如著名的諾基亞，它突然就跟不上時代節奏，時任CEO奧利拉不禁動情地說道，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輸了！
收購諾基亞的微軟似乎也面臨著這個魔咒，它一直很強，一直佔據著市場主導地位，可是移動網際網路來臨了……它做錯什麼了嗎，也許同樣只是不合時宜罷了！
中國之前持續的領先跟近代短暫的落後（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短暫一瞥）也完全符合這樣的邏輯。
這就要搞清楚中國之前為什麼會領先。
中國自秦開始，就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這種大一統是建立在皇權，吏治（郡縣制）的有效協作之上，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式無疑是超前的。反觀西方，他們的城邦傳統，封建領主制度則要散漫的多。
單拿收稅一項來說，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什伍相裡制，十家為什，五家為伍。到西漢，進一步發展成編戶齊民，將個人信息完整記錄到官方文書中，只有這樣的管理技術才能維持那麼龐大的帝國統治。
而歐洲的賦稅則是各管各的一畝三分地，國王管國王的，教士管教士的，貴族管貴族的，平常歲月誰也管不到誰的頭上。這就是小國家的好處，政治上比較單純，大家看問題比較簡單，技術問題就是技術問題，政治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現在都鼓吹西方的小政府，這是因為你站在現代物質水平的基礎之上來理解古人。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古代社會，散漫的治理是很難形成強盛的國力的。你看西方近代化的過程，不僅是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國家整合也是如火如荼，鐵血宰相卑斯麥就是以統一德國大大小小的公國而聞名。
這就是西方的發展路徑，科學技術發展推動政治整合，科學技術發展在前，政治整合在後；而科學技術的發展又仰奈於小政府，相對鬆散和包容的社會氛圍。
而中國的發展路徑則是另一種，它是政治整合推動生產力發展，政治整合放在了第一位。這種大政府，整合的資源更多，管理的人口和幅員更廣大。其副作用是，管理太過嚴密，人們的創造性受到了壓制。而在人類漫長的農業史上，中國模式顯然更為先進。
近代東方與西方的分野實際上是政治與科技的分野。在這之前，政治整合能夠形成優勢，推動生產力的較快發展；在這之後，科技展現了旺盛的生命力，其效率遠遠超過了政治整合的水平。
中國很多公司都注重模式創新而非技術創新，其實是這一文化傳統的延續。因為所謂的模式創新，其本質就是政治創新，停留在整合資源的層面。西方更注重技術創新而非模式創新，這是西方發展模式的延續，也是他們的成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