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印度仿製藥,入獄五年,一個醫生的急速墜落

如果沒有因「銷售假藥罪」入刑，張醫生的夜晚通常瀰漫著消毒水和血液的氣味，有時是搶救放療後大出血的癌症患者，有時衝進病房卻只能看著晚期病人嘔血離世。

但如今他會在夜晚8點準時出現在西安城郊的牌場上，操作多年的醫用直線加速器變成握在手裡的撲克牌，菸草和酒精的味道滲入黑色T恤。

他在夜晚總能保持清醒，這是5年牢獄生活留下的「後遺症」，和20多個獄友擠在看守所堅硬木板床上時，他總做關於自由的夢，夢醒了，他睜開眼，依然身陷不足30平米的監室。

一個正值盛年的腫瘤科主任，在捲入印度仿製藥的代購潮後，他的職業生涯如同一條斜插進懸崖腰間的公路，一路攀升至高峰，驟然跌落低谷。

張教授，603001號犯人

2020年6月初的西安，雨水比往年更多一些，打在酒店窗戶上升起一層白蒙蒙的迷霧，映著街道上的樓宇和樹木有些模糊。「賭局」又是天亮才結束，張醫生睡了不到2小時，就匆匆從「場子」趕往醫院辦理離職手續。

原先一進門診樓就能看見的腫瘤科，現在搬到了一處不起眼的角落，張醫生以前的主任辦公室也分配給了血液科，綠色牆體脫落顯露的斑駁提示著歲月的痕跡。

5年間人事更迭，信息部一位年輕女孩足足盯了他5秒，才忍不住開口問，「張主任現在在哪兒？」

後勤部負責人禮貌地稱呼他為「張教授」。張醫生表面上客氣寒暄，轉身走出辦公室後，就張口罵了一句本地方言，又自嘲了一聲「張教授」。

他對這個稱呼五味雜陳。2014年，張醫生即將被評為副主任醫師，相當於大學裡的副教授，獲得這一評定，被認為是從「小醫生」變成「大專家」的標誌。老主任和醫院領導層也都喜歡他，他本來就是這家民營醫院最年輕的二級科主任，晉升為整個腫瘤科主任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但隨後他的人生急轉直下。

張醫生正在接診一位鼻咽癌病人時，被警察帶到醫院附近的派出所。

近40度高溫的夏天，張醫生被跨省逮捕的警察問詢了一整天。190斤的胖子坐在五名警察對面，幾十身汗溼透了衣服，「人都臭了」。

「你拿印度藥掙了多少錢？」

「一直都是多少錢拿的，做個統計，病人家屬來了交錢，我把藥給他。」

張醫生拿到的印度版易瑞沙是950元/盒。

在主任辦公室裡，張醫生從病人家屬手裡收過十張百元大鈔，又從錢包裡掏出50元找給病人，有病人看他找來找去麻煩，建議張主任「以後就收個整，1000塊錢」。

張醫生接受了這個提議。他屢次強調「賣藥沒掙什麼錢」。他從不隱晦進貨價低於1000元，但「湊個整」是病人主動提出的，於是進貨價950元時，張醫生賣1000元，跌到700、600元時，他還是賣1000元。按照平均每個月能賣30盒，每盒藥加價200-500元計算，銷售金額總計190萬，他總共賺了30-50萬元。

「那等於你一盒也加了二、三百塊錢？」

「你要這麼說的話，那就算吧。」

張醫生說完「啪」一拍桌子，「就是這份筆錄把我套進去的，」他心存僥倖，「要是一口咬死就是原價給病人的，就沒有這個事」。

一審時，張醫生被判處「銷售假藥罪」，有期徒刑5年，罰金100萬。

任何一個新人來到看守所，首先需要坦陳「三情」——基本情況、家庭情況、案情。

在接下來的1843個日夜裡，張醫生的故事逐漸為人所知，獄友們有小毛病也都會來找他。加上他是看守所裡少有的知識分子，學識淵博，自稱能從盤古開天闢地講到新中國成立，也因此被尊稱一聲「教授」。

一個星期六晚上，一位20歲出頭的年輕人前來「問診」，「教授」將他衣服捲起來查體，用手一摸便診斷為「急性闌尾炎」，建議看守所的管教立刻送他去醫院。

另一位獄友主訴體乏、臉色差，「教授」一看他眼睛、皮膚發黃，是典型的肝炎症狀，甚至跟他開玩笑，「你把症狀跟看守所醫生一說，說不定都能取保了。」

其他監室的管教聞名帶各自管轄的人前來，「天天說自己側面疼，醫生也看不出來，教授你給看看？」「教授」讓病人轉身，在疼痛處輕輕一敲——「腎結石」。

在出身名校、有近20年三甲工作經驗的張醫生看來，過去五年裡他至少救過3個人。

這是「603001號」犯人張醫生最後的職業輝煌，「現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回不去囉。」

走過新建的行政樓，張醫生很快注意到樓對面那排整齊的黃色公寓。那裡面有以前醫院分給他的一套140平米的三居室，當時他和同為醫生的前妻住在西京醫院，這套房一直空置至他出事後被醫院收回。

腫瘤科護士長和他擦肩而過，回頭又喊了聲，「張醫生，是你不？你來報到？」

「還報到呢？我辭職來了。」張醫生必須面對前同事的詫異眼光，被問到「現在在哪兒高就時」，一遍遍重複自己是無業游民。

相熟的腫瘤科護士長主動介紹起工作，張醫生趕忙擺手拒絕。

張醫生不可能重回醫院了。在和前同事聚餐的飯桌上，他用5秒鐘思考了這個問題，迅速得出了否定答案。

他想起曾經共事過的一位婦產科醫生，她所經手的一位「熊貓血」剖宮產孕婦產後突發大出血死亡，最終被鑑定為醫療事故，由醫院賠償家屬50萬元。儘管他知曉這位醫生醫術精湛，但圈裡提及她仍是流言四起，「就是那個把人弄死的，你還敢找她做手術？」

3小時後，拿著籤完字的兩張表格，張醫生在行政樓門口駐足2分鐘，最後看了眼這所見證了他的榮光和墜落的醫院。

離開不需要有儀式感。張醫生的職業生涯在最高峰時戛然而止，一個腫瘤科主任背上了「銷售假藥」的罪名，在圈子裡名聲都臭了。

誘惑

多年以後，回想起老主任在2005年邀請他加入這家民營醫院，張醫生將之形容為一種「誘惑」。

那時，他是個30歲出頭的年輕主治醫師，剛剛開始在當地「大三甲」西京醫院獨當一面，每隔3、4天值一次夜班，因病人病情突變而一夜未眠是常有的事。

值班室外響起奪命的敲門聲。張醫生小步快跑趕到病房時，地上已經放了半桶血，側臥在病榻上的病人是肝癌晚期，鮮血一口接一口地從他嘴裡嘔出。張醫生眼看著病人吐了半桶血，明白這是肝癌並發食管胃底靜脈破裂的表現，搶救不了。

醫生必須學會習慣人間世裡的生死無常。張醫生見過太多病人因為經濟原因放棄治療。

2007年，張醫生的小姨因肺癌被收治入院。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數據，我國每年新發肺癌人數約78.7萬，發病人數和死亡人數均連續十年佔據惡性腫瘤首位。在亞洲非小細胞癌症病人中，約30%-40%的病人具有靶點EGFR突變，而靶向藥易瑞沙是這近30萬病人的希望。

靶向藥就像是瞄準癌細胞精準開火的一顆顆子彈，小姨想試試被稱為「有魔力的子彈」之稱的靶向藥。但「魔力」是昂貴的。在國產抗癌靶向藥問世以前，病人只有兩種選擇，跨國藥企阿斯利康生產的原研藥「易瑞沙」，單盒價高1.4萬元，或是在黑市流通的印度仿製藥，價格在2000元上下。

一邊是命，一邊是法，擺在醫生面前的問題是，要不要向病人推薦便宜有效的印度藥？

面對遊走於法律邊緣的印度藥，並非所有醫生都敢於冒險。接近張醫生的多位腫瘤科醫生都表示，病人自己有買藥渠道，他們一般會讓病人先自己聯繫，實在聯繫不到再來找醫生。

但當病人是自己親屬時，這道醫患之間的安全距離產生微妙變化，風險考量變得沒那麼重要。張醫生在QQ群聯繫到江蘇連雲港藥企的醫藥代表柳楊後直截了當地挑明情況，「我小姨得了肺癌，我是一家醫院的腫瘤科醫生，你多少錢能給我？」

盲吃後的效果很快在張醫生小姨身上奏效。一個星期後，小姨不喘了，印度藥的療效在病友間傳開。腫瘤三科的病友們一打聽，張醫生拿到的價格比市場價還便宜300元，有人找他幫忙買，當時每個月總量為7、8盒。

十幾盒易瑞沙讓小姨的壽命延長了一年，直到2008年底小姨離世後，張醫生都沒有刻意去加價賣藥。

當時比賣藥謀利更重要的是，張醫生需要用便宜的印度藥把病人們留在他的科室。

2010年，張醫生收治了一名被其他醫院「趕出來」的肺腺癌晚期病人。這位60多歲的老太太雙肺積水，此前被醫生判定活不過半個月。

不同於公立醫院床位周轉率高，民營醫院缺病人，收治的很多是別的醫院不要的晚期病人。

張醫生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將前一個病人離世前沒吃完的半盒仿製易瑞沙給了老太太。3天後，老太太能躺下睡覺了，又過了一個星期，就能下床活動了，半個月之後，就上街買菜了。老太太多活了2年9個月。

這帶給張醫生極大的鼓勵。他認為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手工藝人，將殘缺破碎的手工藝品最大程度還原，是他追逐的目標——「醫生既然是我的職業，我就希望把它做得很好，哪怕最後病人死了，我都不希望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留下遺憾，沒有給他做到哪一步。」

毋庸置疑，靶向藥就是修補手工藝品的最佳粘合劑。張醫生承認自己有私心，作為二級科室主任，他當然希望自己科室拔得頭籌，病人治癒率、滿意度、生存質量都比別的科室高。

在他看來，腫瘤科醫生的成就感不高，因為治的病人動不動就死了。他是一個對事業有追求的人，現在機會就在眼前，為何不把它握在手心呢？

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

在被按了停止鍵的人生裡，發生在張醫生身上的故事越來越呈現出他個人的複雜性和和被時代裹挾的命運。

35歲那年，張醫生小姨確診肺癌，吃了一年仿製藥易瑞沙，總計花費2萬餘元，同樣的價格連兩盒原研藥都買不到。3年後，一位肺腺癌晚期病人的治療奇蹟讓張醫生「出圈」。

場面雖然不能用「門庭若市」來形容，但因為印度仿製藥轉投這家民營醫院的病人著實不在少數。在醫院腫瘤科醫生的印象中，當時確實有在公立三甲醫院治療的病人專程前來，直接走進科室裡就問張醫生，「聽說你有這個藥」。

△2018年夏天的一部電影讓印度仿製藥被廣為關注

圖片來源：電影海報

病人們慕「藥」而來，不少人乾脆「住」下來。

2012年，是醫院的鼎盛時期，整個醫院1000多張床位時常爆滿，腫瘤科尤其搶手，150張病床住滿後，病人還在排隊等著加床。如此盛況，哪怕在這家醫院多年後被升為三甲——中國醫院的最高序列——都望其項背。

不僅病人們知道張醫生有「那個藥」，就連公立三甲醫院也有不下20名醫生聯繫張醫生買藥。

買藥者逐漸增多時，張醫生也曾心生顧慮，但他沒有停手，他最終將為開出的這道口子付出代價。

張醫生打心眼裡覺得自己冤。同案的4名徐州藥商將印度藥賣入蘇魯豫皖地區的民營醫院，80餘位醫生的起訴都被撤銷了，只有張醫生一人落得如此結局。

1680公裡之外的廣東，張醫生的前妻、這位最熟悉他的同行在電話裡道出一句很中肯的評價：他的心思已經不在醫學上了，他想的是賺錢。

如今回想起過往的從醫經歷，不論是在西京醫院早年間的艱苦訓練，還是在民營醫院作為學科帶頭人，張醫生覺得「辛苦歸辛苦，現在想想挺有意思的」。

但他也暗暗為醫生抱不平。一個碩博畢業的醫學生，在經歷近10年的臨床學習後進入醫院，能夠獨當一面時往往已經年過30，高成本的投入卻只對應萬元上下的月薪，顯然難以滿足他所渴求的生活品質。

1994年，張醫生從蘇州醫學院本科畢業，進入西安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做軍醫，並結識了同在四軍大從事科研工作的前妻。1998年，兒子出生時，夫妻倆都在四軍大讀研，只有1500元/月的基本工資。

千禧年到來之際，這對性格迥異的夫妻分別走向岔路口的兩邊，前妻繼續讀博，張醫生回到西京醫院，擔起賺錢養家的責任——兒子即將上幼兒園需要教育經費，而此時家中存款只有5000元。

名聲響亮的西京醫院，是許多醫學生心之所向。光鮮的另一面，是上升通道的狹窄。彼時，許多專業能力突出的醫生，因為在公立三甲醫院遭遇晉升瓶頸，不約而同加入民營醫院謀求更多發展機會。

△張醫生在西京醫院開啟了他的醫生生涯

張醫生夫妻倆均從事放療工作，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前妻留在西京醫院求穩定，張醫生出去闖一闖。

2003年，張醫生的前上司來到這家民營醫院擔任腫瘤部主任。過了兩年，在醫院極速擴張之際，他主動邀請張醫生「過來幫幫忙」。

時年33歲的張醫生此時正面臨職業瓶頸期。對方開出的條件十分誘人，工資翻倍、績效獎金，更重要的是，他將被視為特殊人才引進，毫無疑問會成為科室裡的領軍人物。

2005年，張醫生放棄軍銜，正式加入這家民營醫院，彼時他在西京醫院年收入不足10萬元。

2010年前後，張醫生晉升張主任，他又多了一筆主任津貼，明面的年收入可達40萬元，隱藏收入還包括被他成為「灰色收入」的藥品回扣。

談到「紅包」是否屬於灰色收入時，張醫生立馬揮了揮手，「紅包不是灰色，是黑色的，是病人直接給你的收入，這錢不能碰。」

做主任時，張醫生常常告誡醫生，「紅包是一條高壓線，你可能為了2000元的紅包，丟掉一年20萬元的工作」。他沒想到最後丟掉工作的是自己。

晉升為二級科室主任讓一切都更加順利了。過去他對於下級醫師只有技術上的指導，建議「可以給病人用靶向藥」，而當上主任後他可以發號施令，即「你要給病人用這個藥」。如果他的醫生談不下來，張醫生就會親自出面說服病人用印度藥。

在這所建立之初就以腫瘤科為特色的民營醫院裡，在西京醫院擁有近10年放療經驗的張醫生理所應當地受到重視。腫瘤科主治醫師小廖曾和張醫生共事多年，在他的印象中，年長一輩的專家雖然治療經驗豐富，但對新設備、新技術的應用缺少了解。張醫生加盟後，手把手教下面醫生制定放療計劃，確實為「後起之秀」的這家民營醫院帶來一些重要的治療理念轉變。

他經常請科室裡的人吃飯，周末組織大家到周邊泡溫泉。同事們欣然接受他的慷慨大方，人人都知道張醫生來錢快。有次打牌贏大了，張醫生直接開了輛牌友抵帳的「大黃蜂」跑車停到醫院底下，走得近的同事好心提醒，「你這還像個醫生的樣子嗎？」

汽車駛過環形路口時，張醫生單手握著方向盤，騰出一隻手指著馬路對面的商場，說起2010年他開始有了錢時，他和前妻突然來了興致，就會來這裡的高檔餐館吃海鮮，「一頓飯2000塊錢」。那幾年家裡幾乎不做飯，天天下館子，但凡西安稍微有點名的餐館，他們都去過，消費不需要考慮「性價比」，「想什麼就是什麼」。

車和房都是2013年買的。張醫生換第三輛車時想買「寶馬5系GT」，但考慮到院長開的車是「奧迪A6」，他在前妻的提醒下才意識到要保持低調，最終花30萬元入手一臺原裝進口的「斯巴魯」。

唯一的房產位於第四軍醫大學內，毗鄰西京醫院，近十年過去，這套地理位置俱佳的房子已經從幾十萬漲至數百萬。眼下這套140平米的房子已經不歸他所有，從看守所出來後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和妻子離了婚，房子留給前妻，他主動要了180萬現金。

他在看守所時就隱約察覺到前妻的離去，以往每個月2、3號，他都能準時收到前妻打來的生活費，後來變成三個月打一次，再後來時間不定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想起來，才會打進來一筆錢。如今婚姻連最後的一紙契約都蕩然無存，張醫生也不想再去探究箇中原因。

他自詡為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能夠在逆境和困難中，找到讓自己能夠安慰或者快樂的事情，像是告誡我，又像是勸自己，「回不去的，就不要回頭，回頭只能帶給自己傷害和遺憾。」

從高峰墜落

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張醫生感慨上帝將人生劇本的前半章編撰得過於平坦，他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到達了職業高峰。

同事們在提起張醫生時無不惋惜：

第四軍醫大學碩士研究生學歷，「大三甲」醫院10年工作經驗，以特殊人才身份從西京醫院聘請到這家民營醫院，6年後晉升為醫院最年輕的二級科主任，並於2010年獲得「醫院優秀工作者」的榮譽稱號。由於出色的業務水平和溝通能力，張醫生還擔任了醫院對外發展部主任，負責為醫院開拓市場。

在張醫生自己描摹的人生軌跡裡，他的命運轉折幾乎與醫院的衰落如出一轍。2013年開始，醫院調整了市場營銷方案，來看病的人少了，買印度藥的人也就少了。他感受到這種前後落差，空有理想抱負無處實現，甚至萌生出離職的想法。

△張醫生工作過十年的醫院門診樓

醫院前同事不好意思問起張醫生的看守所生涯，倒是他滔滔不絕講起在看守所裡的經歷。

張醫生回想自己從業20餘年，沒有一起醫療糾紛，在專業能力之外，他能說會道，擅長與病人打交道，連病人跳樓這樣的大事都打點得井井有條。

2011年的某個清晨，一位70多歲的食管癌晚期病人因不堪病痛跳樓輕生，老人先後經歷胃全切、腫瘤復發，一根管子插進腹部，硬是靠腸胃營養劑活了一年，疼痛讓他對生命不再留戀，終於趁著病友都出去買早飯的時候，從7樓病房一躍而下，被送到急診科時已經皮膚撕裂、血肉模糊。

值班醫生打電話請示張醫生，半小時後，張醫生從家中趕來，安撫病人家屬逝者已逝，醫生們則齊力為老人縫合傷口、修復儀容，不出2小時便將這場悲劇「大事化小」。

張醫生將這次成功的危機處理歸結為平時跟病人及家屬有良好溝通，他們也充分理解食管癌術後的嚴重性和不良後果，也知道老人的精神狀態不好，可能會產生輕生的念頭。

當未分化癌、淋巴結轉移、侵犯顱頂等醫學術語從他嘴裡蹦出時，張醫生聲音激昂，一瞬間又回到了做醫生的輝煌歲月，但當他試圖進一步講解鼻咽癌病人放療出現皮膚或黏膜燒傷的治療方案時，又擺了擺手，卻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要用什麼藥了，他也不願意去想。

出事之後，他先是被押至看守所關了15天。花了40萬元保釋金取保候審後，張醫生沒有再回醫院，而是給自己放了個假，去了一趟博鰲參加德州撲克大賽，儘管最後連第一輪都沒過便鎩羽而歸。

他沒能等到時間衝淡同行們對這件事的記憶，便再度被關進看守所。

2014年11月，最高法、最高檢通過《關於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認定銷售金額50萬元以上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依《刑法》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

新的司法解釋出臺後，對於銷售印度仿製藥的行為處理更加嚴苛。此前問詢時的「加價兩三百元」成為張醫生重新進入看守所的重要指控。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腫瘤科裡有時也會聊起張醫生是不是「進去了」。老崔打電話給張醫生妻子，對方覺得臉上沒光，沒有透露更多信息。

「還是那句話，做自己能力範圍以內的事。」多年後，張醫生長嘆一聲，「說起來這次我被關進去，就是做了自己能力範圍以外的事。」

再見張醫生

在看守所裡，常年伏案工作導致的偏頭痛終於有所好轉，儘管好轉的代價建立在失去自由的基礎之上。

5年間，腫瘤醫學迅速發展，曾經風靡一時的「易瑞沙」已經有了第三代「奧希替尼」，張醫生卻只能留在原地，等待著被時間淘汰。

看守所李管教把嶽父的基因檢測報告拿給張醫生看，對於化療、手術和靶向藥物的選擇，他給出了和專家會診一樣的結論。但是一些小細節仍然提醒著他正在遠離醫學——他看不懂檢測報告上的英文縮寫指標了。

「這是很討厭的事情。」即便被關了五年，張醫生也能從大腦的角落隨意翻出各種與腫瘤相關的知識，這是融在血液裡的東西，但言語之間，這些碎片化信息又不斷提醒著他，醫生終究只是他過去的身份了。

花費10萬元請的律師，5年來只看過他3次，連藥品管理法修改這樣的重要政策變動，他也無從知曉。

2019年12月5日，看守所裡的人照常排成一隊，兩層緊閉的鐵門突然拉開，管教查號喊了一聲他的名字。

主審法官站到張醫生面前，向他解釋新的《藥品管理法》生效後，「銷售假藥」罪名不成立，考慮到他們羈押時間比較長，法院決定先對當事人取保候審。

「如果罪名不成立了，我這五年是不是坐的有點虧？」

「應該會定』非法經營罪』，因為你們都沒有藥品經營資格。」

在當事人和家屬的微信群裡，張醫生被認為是幾位當事人中最慘的，他的小聰明曾經讓他職業生涯的前半段無往不利，又讓他在之後對風險視若無睹，最後讓他失去了一切。

「銷售假藥罪是以盈利為目的，那麼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需要用藥的病人，而不是隨便賣給一些不特定的人群。」張醫生在做最後陳述時依然不解，他不過給病人用了有療效的印度仿製藥，為什麼會判得那麼重。

出獄這一天，前妻依然出現在看守所前，當天下午直接返回廣東。前妻如今事業有成，受邀去了廣東一家民營三甲醫院擔任腫瘤科主任，獨自帶領一支團隊，在腫瘤治療領域小有建樹。

張醫生和表妹乘坐當晚上的航班回到西安。他過去居住的那條文化巷，兩年前經由政府施工改建，如今幾座高樓已經成形，母親拿著拆遷款在附近另購置了一處住所，他搬去和母親同住。

二審宣判是在2020年6月2日，張醫生不想讓年邁的母親知曉，在網上隨便訂了間快捷酒店，獨自開車到了15公裡外的南郊等待網際網路開庭。家在東郊，打牌在北郊，潛意識裡，他就想跑得遠遠的。

看到判決結果中「非法經營罪」、「三年」字樣，這個性格豪爽的北方人頃刻間鬆了口氣，總比銷售假藥罪好，「按照新的法律，我確實有一些違法行為。」他接著在酒店睡了個午覺，睡醒直接奔「場子」裡打牌。

過去無論在牌場上，還是在看守所裡，醫生的身份讓他備受尊崇。有次他加入了老頭局，老頭們怕打得太緊被贏錢，本來不歡迎年輕人，但一聽說是「張大夫」，「大夫這個人好得很，啥牌都上，也贏，都是運氣好。」

但如今，張醫生已經不知道要怎麼向別人介紹自己，人生前半場已經走完，他曾是醫生、丈夫、父親、兒子，如今諸多身份中只剩下「兒子」。

陳鑫|撰稿

徐卓君|責編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