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當自然科學受益於旅行者、編纂者和理論家之間的合作時，旅行者和哲學家之間的關 系在18世紀末卻變得很糟糕。直至19世紀末，大型的科學考察包含了所有的自然科學專家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天文學，以及人類科學專家地理學、民族志與語言學。
在年輕的自然科學領域，他們以親密無間的團結作為標誌。與之相反的是，在人類科 學領域，觀察者和理論家之間的關係卻非常緊張。這是為什麼呢？ 在自然科學領域，我們已看到布豐依據德· 布羅斯完成的概述，後者編纂了前幾個世紀旅行者的記述。在人類科學領域，我們已經看到，蒙田受啟發於讓· 德·萊 裡與希 羅多德的著作，並且去使用報導人各種各樣的見證。在18世紀時，一種建立於對科學工作既尊重又批評的分工上的合作，得以在自然科學領域繁榮，那為何單單在人類科學的領域裡就行不通呢？
我們曾將「哲學家」稱為房間裡的學者，他們負責概述對人類文化的描寫，卻「不用 離開他們的扶手椅」。這一形容後來被職業的人類學家用來批評「扶手椅上的人類學 家」。像博物學家一樣，哲學家曾投身於人類科學的建設，但他們的努力極少涉及旅行的 成果。 一些哲學家從對自然狀態的構想開始進行推理，這種猜想從未得到證實，也無法被證 實，即如何得以觀察到不存在社會的人群？這些哲學家很少囿於旅行記述，如霍布斯 ，對他來說人天生是惡的；或者盧梭，對他來說人天生是善的。其他哲學家 代替了學者型旅行家，他們與一個脫離原境並被搬移到歐洲上流社會的當地人建立一種想像的關係。
他們的冒險正是對當時風俗展開一種譏諷的、政治的與社會的猛烈批評的時機。因此，孟德斯鳩於1721年出版了《波斯人信札》，狄德羅於1772年出版了《布幹維爾航海補遺》。他們通過揭示外國人的出現及其改變壞境的經歷，從而嘲笑他們的同代人。毫無疑問，我們今天可以將這兩部作品當作出於距離化的民族志進行重新解讀，它們講述的不是野蠻人，而是所謂的文明人。野蠻人身份的雙重性同樣是當時許多文學作品的核心。在1611年，我們已經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找到兩個虛構的角色，壞人卡利班和好人愛麗爾， 他們代表了野蠻人的兩面。
在他們的船遇險之後，貴族普羅斯佩羅和他的女兒米蘭達生活在一座島上，那裡也住著被普羅斯佩羅用魔法成功降服的卡利班可能是「食人者」一詞的異位構詞。這裡與蒙田和萊裡的貴族野蠻人 形成對比。卡利班是一個半人怪獸，與充滿天賦並且頑皮的愛麗爾是性格相反的雙胞胎兄弟。莎士比亞這部作品有很多後繼者。卡利班和愛麗爾分別代表了被殖民者的兩面：反抗 者與順從者，就像安的列斯作家艾梅·塞澤爾在1969年的作品《一場暴風雨》中所描寫的那樣。莎士比亞自己也受到很多歐洲記述的啟發，如 麥哲倫考察團隊成員的記述和一個遇難船隻倖存者的記述。
此外，他還讀過 蒙田於1603年被譯為英語的作品。一個世紀之後，丹尼爾· 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於1719年以英文出版。此書受到另一個遇難船隻倖存者 記述的啟發。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文明人是如何被轉換到野蠻的生活之中。20世紀的讀者 們只記住了一個好的野蠻人的形象，即星期五，但食人者的形象也同樣存在著。 在這個對他者抱有幻想和對社會充滿諷刺的時刻，出現了一些嘗試，即利用二手材料 的編纂，將對過去文化的繼承理論化，或者將他們在地球上進行重新分配。
因而，那不勒 斯歷史學家詹巴蒂斯塔· 維柯在他1725年出版的《新科學》一書中指出，要從歷史資料中發現一種三階段的周期，及發展、成熟與衰落，這一周期對世界所有的民族都適用。不久之後，孟德斯鳩因試圖定義主導人類法律多樣性的科學法則，發展出了一個基於氣候影響，尤其是受到溫度影響的地理決定論。1748年，《論法的精神》出版，它展現了特別是在野蠻人當中，習俗和國內政治制度對自然和氣候的直 接依賴。這種地理決定論，長期被認為是錯誤的，但它並沒有妨礙社會學家埃米爾· 塗 爾幹自願從孟德斯鳩那裡借用這種決定論，從而去解釋文化的多樣性。
事實上，維柯像孟德斯鳩一樣，為不同於19世紀的生物進化論的社會進化論建立了基礎。只要旅行者不覺得自己介入到一項科學的集體工作中，他們就不會擔心來自哲學家的 批評。不過在18世紀，科學旅行成為一項真正的制度，並且這種考察大範圍地聯合了博物 學家、畫家、語言學家和民族志學者，他們出於同一個科學使命而聚集在一起。而哲學家 表現出的輕蔑，破壞了這些旅行者的職業榮譽感。科學旅行最終得以正名，成為一種開銷昂貴的考察，它由政府提供資金上的贊助，由學術機構提供科學上的支持。
16世紀的大型遠航，這種類型的考察只保留了航行日記的做法和探險的集體維度。以下的這些混淆都是錯誤的，那就是將18世紀時以科學為武裝和目 標的探險者，混淆於中世紀的克里斯多福· 哥倫布以及他的猶豫與恐懼，或是混淆於與 宗教戰爭做鬥爭的維萊加農地考察。儘管出現了兩個最早的自主性的概述，即維柯的歷史演變和孟德斯鳩的地理多樣性， 但這兩者都是對社會意義上的人進行思考，而不關心實際的人，因此，繼續將博物學和民族志式的觀察與奇珍收藏室的形象聯繫起來，這一做法在這些旅行中並沒有減少。在人類 科學方面，探險家的報告與房間裡的概述之間差距加大。
同時，那些新興的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的協會，開始廣泛並系統地傳播新的《旅行者指南》。這些指南以同樣的形式重拾旅行手冊的傳統，但為了做到系統而客觀地描述，它放棄了培養正直的人這一人文主義目標。 在人類科學領域內，必要的概述作品是否對孤獨的研究者來說過於龐大？換句話說， 孟德斯鳩的工作比布豐的更為繁重嗎？又或者，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發現普遍的法則，換句話說，將從未以同樣形式重複的現象的起因歸納出來，是一種固有的困難嗎？處於這一知 識的描述階段，難道不更應該指出一種建立社會科學專有分類的困難嗎？
這種困難與下列事實相關：當地人所說的與植物學家相反，他們用一種不同於學者和旅行者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世界。 實際上，在18世紀時，關於社會的新興科學，最缺乏的就是哲學家對田野材料的關注，換句話說，是旅行者和理論家之間的相互信任。一直要到1795年和法國大革命，歷史的教學工作才被委任給一名出於使命召喚的旅行者：語言學家和外交官沃爾內教授。
並且，除了旅行者與哲學家之間不信任的關係之外，我們同樣可以思考18世紀的旅行者是否為了理解當地人的觀點而有所儲備？與為了改變所研究人群的宗教信仰而定居其 間數十年的傳教士兼語言學家相比，旅行者是否由於同當地人的接觸較短而沒有過於迷 失？通過創造一種分鐘式的民族志，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是否 不會直面衝突或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