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展現出人類的多樣性時，歐洲是否給自己賦予了和其他大洲不一樣的地位？這已經 不是17世紀時的情形了。《四大洲》這幅畫雖然把歐洲畫得和其他大洲一樣，但她的象徵是武器和旗幟，這使她明顯與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富饒相區別。
一直要等到18世紀末，才 會出現了新的爭論，這些爭論與正待建立的人類新科學的詞彙有關：需要去區分遠方人的 科學與歐洲人的科學嗎？除了詞彙，被提出質疑的，還有野蠻人與歐洲人之間絕對的差異，此外，還有一方或是另一方的優越性。僅在19世紀，這個問題就已經圍繞著種族被提 了出來。此前，古希臘對野蠻人的優越性在於語言，歐洲對其他文化的優越性則在於歷史。大概在1860年之前，當印歐種族理論首次出現時，就受到了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歐內斯特· 勒南以及法國體質人類學之父保羅· 布羅卡的嚴肅反對。
然而，這並沒有阻止該理論在20世紀初的捲土重來，當德國納粹在 歐洲大地上對被他們認為的低劣種族，即猶太人和吉普賽人進行種族滅絕時，印歐種族理 論被用來充作辯護之詞。那麼，如果不陷入歐洲優越性的幻象，應該如何去思考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文化差異呢？我們還記得，蒙田在發現美洲大陸近一個世紀之後，曾斷定食人族比歐洲人更具優越性，這是因為後者在宗教戰爭中曾暴力地相互廝殺。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們試圖推動科學認知的進步，從而反對偏見和宗教蒙昧主義。
與此同時，他們還揭示了以下兩件事：盧梭指 出，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社會中，出身的特權比個人功績更重要；伏爾泰和狄德羅則指出， 專制的權力蔑視其臣民的意志。這些社會意義上與政治意義上的批評，往往通過對非歐洲社會的論述來展開。 在《布幹維爾航海補遺》中，狄德羅就藉助一個年輕的大溪地人奧盧的聲音，來嘲笑歐洲人自命不凡的優越性。
奧盧假裝相信大溪地女人想要與歐洲男人結合的願望，是出於歐洲男人在智慧上的優越性，但實際上奧盧充滿自豪地觀察到他們要比歐洲人更加強壯和健康，他對此非常確信。狄德羅藉此嘲笑了歐洲人的文化傲慢。 啟蒙哲學家們充滿矛盾地去看待歐洲。當法國哲學家借用自然狀態的概念，試圖讓舊社會與舊制度消失時，對一個民主的和智慧的歐洲的建構，伴隨著一種歐洲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是要以某種方式與古希臘時期的觀念相關聯，這種觀念對應的是古希臘人對野蠻人所具有的優越性。亞里斯多德論證了已文明化的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治理，這是因為前 者有更多的理性，並且有能力去規制後者。
康德則通過歷史和法律來提供證明。在上述兩 個例子中，他們的哲學理論不僅可以被用支配權力的欲望進行解釋，還證明了他們的支配 性。尼採之後的馬克斯· 韋伯稱之為「社會論」：通過社會理論對世界秩序的證明；這 種社會理論取代了神正論，而神正論是通過神學對世界秩序進行辯護。 哲學家伊曼努爾· 康德在1784年，也就是狄德羅去世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九本也是 最後一本書《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在這本書中，康德精彩地寫道：「從古希臘史開始一直到我們的時代；我們斷斷續續地介入其他人的政治史中，諸如我們可以通過那些見多識廣的民族，來實現我們的認知；我們因而可以從世界中我們所屬的部分，發現一個完善公民憲法的常規路徑。」
既然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無法同樣間歇性地介入歐洲的歷史，歐洲有著一個與其他大 洲不同的哲學地位，歐洲也處於人類歷史的中心。這種人類的歷史，被解讀為完善公民憲 法的常規路徑，授權哲學去預見它對世界上「其他所有的」部分的合法的支配。既然將公 民憲法的概念與歐洲的優越性相互關聯，上述那些論點的後繼影響是巨大的。它們影響的首先是法國的其次是世界的人權宣言，並將這一宣言封閉在一種普遍歷史的種族中心主義 視域之內。從人類學的歷史來看，康德的文章使得以下的觀念根深蒂固，那就是社會人類學的歐洲起源，以及它與那些歐洲優越性觀點之間的聯繫。狄德羅則完完全全地失去了位置。
但是為了能使這種優越性成為可能，歐洲人就必須與其他人截然不同，研究歐洲人的 科學也應該與研究遠方人的科學不同。當然，不同國別的傳統沒有以同樣的方式來回答這 一問題。「人類學」這一術語正是在18世紀末出現在所有的歐洲語言當中，去描述一種聯合起 來的人類的科學，這種科學擺脫了《聖經》中展現的人類神學的歷史，所有人都同意人類 學是一門有待建設的科學。這種人類的科學應當處於哲學、關於自然的科學與關於社會的科學的相互交叉之下。
比如，這也正是讓巴普蒂斯特·羅比耐 所下的定義，這一定義出現在其1778年的《道德科學的通用詞典》（道德科學是人們給關於社會的科學的名稱）中。同樣，康德教授 的課程的名稱「人類學」也強調了其重要性。在這門課的基礎上，康德撰寫了《實用人類學》一書，在書中他明確區別了生理學的人類學和實用人類學，後者研究的是作為社會存在和自然存在的人類，今天我們稱之為「社會人類學」。 然而，描述社會人類學的這些詞都不是精確的或一成不變的。「民族志」這一術語開始在義大利語、法語和英語中流傳，但在德語中卻遇到了困難。
曾是康德的學生、浪漫主義哲學家約翰· 戈特弗裡德· 馮· 赫爾德，一度參與到對德國民謠進行搜集的事業中去，他後來於1778年出 版了一本文集。他從1772年起就強烈地反對大學教員施洛澤，後者在研究中使用了「民族志」這一術語。赫爾德通過批評這一術語，進而維護另外兩個至今還在德國 大學中被強調的術語。通過在單數和複數之間變化，德語事實上可以區分複數的人的科學。複數的人的科學，對應的是歐洲對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支配的建立；單數的人的科學，對應的是德國民族的建立，這要歸功於對人及其精神的彰顯，也就是說，對德國人的語言、風俗和傳統的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