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示】面對中國與世界出現諸種「新變局」的複雜局面，經濟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也應該相應多樣化。「中性、理性、包容性」應作為經濟理論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第一，「中性」：事物有「正」，有「反」，也有「中」。80年代提出的「商品經濟中性論」成為破解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水火不容」關係的「鑰匙」；在當前「新變局」的背景下，「中性論」有著更廣闊的應用空間。第二，「理性」：不偏激，大均衡，平衡則「吉」，失衡則「兇」。在錯綜複雜的制度變遷中，國家如何「避兇化吉」？「兩個不拘泥於」的思維可成為破解難題的「鑰匙」。第三，「包容性」：「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核心是一個「容」字。包容性改革是基於「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探求「文明交融、特共一體」新境界的「鑰匙」。「中性、理性、包容性」，這一理論研究的思維方式，既得益於經濟學界前輩學者的啟迪，又需在新的實踐中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面臨著諸多複雜的情況。在這種新格局下，作為理論工作者究竟如何走向「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路」，思維方式是應該而且也可以多樣化的。
一、「中性論」：打開思想禁錮的一把「鑰匙」
（一）20世紀80年代初期「商品經濟中性論
這個「中性論」，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老一代經濟學者提出的。改革開放開始不久，1981年南開大學承擔了國家重點課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北京其他研究單位也有承擔）。課題要回答「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其理論依據到底是什麼？」
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馬克思在《資本論》說，商品貨幣價值等範疇，「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這是我們「老祖宗」的經典思想，他們認為商品經濟姓「資」，是與資本主義制度聯在一起的範疇。正是基於對商品經濟姓「資」的性質判斷，所以恩格斯在談到未來新社會時斬釘截鐵地說：「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這就意味著，一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商品生產在內的商品經濟體系就將「被消除」。
這兩句是傳統理論的重要觀點，商品經濟姓「資」，它與社會主義是水火不容的，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搞商品經濟，反之，要搞商品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老祖宗」是不允許我們搞商品經濟的，或者通俗地說，不讓商品經濟這個「媳婦」進社會主義之「門」。
在參與南開大學谷書堂教授主持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課題過程中，筆者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教益。谷老師親自寫的課題報告「前言」有句話很要緊——他說：「商品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關係，不論存在於哪個社會，都具有商品經濟的共性」。我理解，所謂「商品經濟的共性」堪稱「共同的價值」，既不屬於「資」，也不屬於「社」。我問過谷先生，「共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中性」？他說也可以的。
經研究，我們實施了一種把商品經濟與社會制度「剝離」的手術。因為當時商品經濟是與社會制度纏繞在一起的，跟天津「十八街大麻花」一樣，「兩股」擰成「一體」了。需做一個「剝離」手術，把其中的「社會制度條件」屬性，與商品經濟自身的「中性」剝離開來，以論證商品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它姓「商」，是個「中性」範疇：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它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它完全可以與社會主義對接結合，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這就推導出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兼容論（又稱「結合論」）。
就這樣，課題組以「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結合論」作為主線來撰寫課題研究報告。圍繞此主線，從理論到實踐，從國際到國內，從歷史到現實，從不同維度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進行了系統闡述。經過三年的研究和寫作，完成了一篇16萬字的研究報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請注意，這裡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間沒有「的」字，這很關鍵，不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而是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只是個「條件狀語」而已。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理論為改革提供某種「決策參考」
1983年6月，課題研究報告完成後，作為內部研究成果供中央有關部門參閱。沒想到，後來發生了一段有趣的「缺頁」故事。
1983年6月報告上報後，一直沒有反饋消息。到1984年夏，谷老師接到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送的報告複印件中間「缺一頁」（說缺第**頁），要求儘快補齊。根據安排，我把缺頁迅速複印上報。當時對此並未多慮。
事隔30多年後，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先生主編的《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方知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圍繞是否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高層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據《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記載，「這一文件的起草於1984年6月開始。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提出了一個提綱，但這個提綱，沒有脫離原來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調子，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意，因此，重新調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據張卓元先生回憶說，當時曾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搜集有關「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研究材料。前面講到的「缺頁」事件恰好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有兩個突破性觀點：第一，明確提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判斷，請注意，這裡的「商品經濟」沒有帶「社會制度」的前綴，揭示了人類社會「商品經濟發展不可逾越性」這一客觀規律。第二，指出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完全可以結合在一起。考慮當時的條件，《決定》作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雖然這裡仍有「有計劃」三字（有一定妥協成分），但落腳點還是放在「商品經濟」上。特別是，鄧小平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這個文件好，……講了些新話，……老祖宗沒有講過的話」，並評價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後，按照規定，課題研究報告可以公開。很快，1985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將該報告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為書名正式出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在「六五」總結報告中，評價此書是「一部帶有開創性的學術著作」。
（三）從「商品經濟中性論」悟出的「哲理」：「一分為三」
以上是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段學術史實。從這一實踐中悟出了什麼？我悟出「一分為三」的哲理。長期以來，中國學界流行的哲學思想為「一分為二」或稱「兩分法」，對此記憶深刻。年輕時雖然初讀老子的《道德經》，但是理解不深，更未融會貫通。商品經濟「中性」論提出之後，我對年輕時候死記硬背的《道德經》相關段落開始有所領悟，並逐步豁然開朗。
老子《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通常都認識到「道生一，一生二」，但是這並不是認識的終結；老子接著說：「二生三」，只有「三」，「才能生萬物」。這就意味著，世界上的萬物是由「三」生成的。我由此得出了「一分為三」的理念。
按照「一分為三」觀，事物有三種形式：有「正」，有「反」，有「中」。從社會屬性來說，有的姓「社」，有的姓「資」，有的無所謂姓「資」姓「社」。所以，從「商品經濟中性論」而引申出的「中性論」，特別是從認識論層次悟出的「一分為三」理念，給了我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實際上已經超越經濟學，而是哲學，至少是經濟哲學。
後來，進一步向哲學界朋友請教，得知國外哲學界有所謂「三值邏輯」學說，該學說超越古典邏輯中的「二值邏輯論」，特別是挑戰「排中律」，認為在傳統二值原則（真或假）之外存在第三值——不應被排除的「中間狀態」。西方哲學界這裡的「三值邏輯」與中國古典哲學中的「三生萬物」學說內旨是一致的（有異曲同工之妙），屬於更高層次「道」的境界，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文明。
（四）自覺運用「中性論」，堅守改革的市場取向
有了「中性論」以及哲學層次的「一分為三」或「三值邏輯」理念後，似獲得一把「鑰匙」，對於自身在20世紀80年代研究改革過程中打破「思想禁錮」起到了「開蒙」作用。例如，1987年，應邀參加在重慶舉行的全國中心城市綜合改革研討會，我在會上以悟出的「一分為三」觀談了對改革的看法：「現在一項辦法、方式、措施出來，……『非社即資』，滲透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我認為，這種思維模式應當改革。」對於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有的是社會主義的，有的是資本主義的（如外商投資），有的無所謂『主義』。」「比如實行股份制等等，你說它是姓資還是姓社？我看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它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共同規律的東西，本身無所謂什麼主義而言。這樣的東西還有一些，而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薄弱。有鑑於此，我認為，在這個特定的範圍內，還是少談一些『主義』，多研究一些『問題』」。的確，改革初期「非社即資」滲透到我們腦子裡邊，老一輩學者帶領我逐步轉變這種固化的思維模式。
1989年下半年之後，中國改革出現了逆轉，理論界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錯誤思潮，一些經濟學家也有意或違心地批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路上。頂著當時的政治壓力，谷書堂教授說「咱們要堅持自己的理論主張，守住自己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於是帶領我共同撰寫了《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
該論綱明確提出：第一，「商品經濟不屬於某一種社會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種適應性很強，或者說是『中性』的生產方式」（在此把「商品經濟中性論」的旗號亮了出來）。第二，進一步闡述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結合論」，強調中國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市場取向。這篇《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頂著壓力，在1990年《經濟研究》第6期公開發表，《新華文摘》當年第9期全文轉載。
一年半以後，鄧公南巡，講話的基調是市場不姓「資」，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雖然《論綱》這篇文章還是講的「商品經濟」（還不是市場經濟），不過骨子裡是一樣的，都是主張市場取向。這是在自覺地堅守和運用「中性論思維」。對《經濟研究》編輯部在歷史關頭所表現出的時代責任感和理論勇氣，我在2018年《經濟研究》復刊四十年大會上向他們致意。
《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在《經濟研究》公開發表後，曾有人對商品經濟「中性」論「與谷書堂、常修澤商榷」（不是批判，而是商榷）。由此反映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商品經濟中性論」還是存在分歧的，這就涉及到商品經濟能否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深層問題；而兩者能否結合又進一步涉及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中性論」的深層意義恐怕也就在這裡。
（五）20世紀80—90年代：用「中性論」解開體制「死結」
有了「中性論」這個理念以後，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對改革開放中一些問題的認識迅速打開「死結」。例如，1987年提出「股份制中性論」，原話是：「實行股份制等等，你說它是姓資還是姓社？我看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它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共同規律的東西」。十年後，中共中央十五大報告明確寫道：「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股份制中性論」正式載入權威文獻。
除「股份制中性論」外，公司治理結構也是「中性」範疇。南開大學李維安教授，專攻公司治理結構研究，把這一「中性」範疇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作出成效。與公司治理結構類似，現代企業制度也是「中性」範疇，經濟學界的朋友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紀80—90年代用「中性論」打開思想禁錮方面，南開大學徐振方教授做過大膽嘗試。他在1986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資本經濟》，指出：「資本經濟是個一般範疇，是其特殊歷史形態所具有的共性」。「資本經濟中性論」打破了資本經濟姓「私」、姓「資」的死結，理論上是有突破性的。
正是受徐振方老師觀點的影響，我在1990年主持完成的第一本學術專著《資產重組：中國企業兼併研究》中，系統闡述了「資本中性論」，針對過去說的「資本主義稱資本，社會主義稱資金」的說法，明確提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可以稱「資本」，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都應該按照資本的規律來運作。1992年，我把「按照資本的規律來運作」這一理念運用到我國國有資產的運營體系中，提出了《按「資本化規則」重塑我國國有資產的運營體系》的內部研究報告，並通過新華社「內參」報送中央有關部門，供決策部門參考。
（六）大變局下：「中性論」如何應用於新的實踐
當前我們面臨一個時代之問：「世界大變局下，中國怎麼辦？」在這個大標題下，我們應如何堅持和運用中性思維，來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此，談以下幾個焦點問題。
第一焦點，關於「競爭中性」問題。
這是當前的一個熱點命題。其實，如上所述，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學術界就有過「中性論」。當然，「競爭中性論」命題有其新意。從現有資料看，較早提出「競爭中性」原則的是澳大利亞《競爭原則協定》文件，後來OECD對此進一步拓展。近來國內著力推動這一原則的是高尚全先生。他最近力主「兩個中性論」。第一個是「競爭中性」；第二個是「所有制中性」。對第一個中性，這是人類應普遍遵循的一個原則，我表示贊同。至於「所有制中性論」，我理解其出發點意在消除「所有制歧視」。考慮到中國現在存在嚴重的所有制歧視，對其出發點應給予肯定。但是要概括成「所有制中性論」，則與經濟學相關理論還是有些出入。因為根據我的理解，所有制本身——國有也好，私有也好，外資也好——都是有其社會屬性的，不宜表述為「中性」，不然可能會引起誤解，甚至「授人以柄」。以我之見，可否用這樣一個提法來表達其意涵，即政府應該用「中立」的態度來對待不同屬性的所有制，可將此概括為「政府中立論」，就是不要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間採取差異性態度，而應持中立態度，不偏不倚。
與「競爭中性」和「政府中立論」直接相關，是國企補貼問題。這是中美貿易談判的另一焦點，它涉及「公平競爭」問題。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需要把內外打通，通盤考慮。
這裡提供一組實際數據。根據《中國會計年鑑2016》發布的有關資料：東三省的地方國有企業一共7076家，淨資產1.1萬億元，加上銀行負債和企業其他負債，總資產2.8萬億元，年銷售收入5816億元，而從效益指標看，全年虧損額達到52.7億元。三個省的盈利面，分別是48%、45%、55%。當然，非盈利企業中，有一些是沒有業務的空殼企業，但值得關注的是虧損企業特別是連年虧損的「殭屍企業」。虧損企業特別是「殭屍企業」是怎麼過的？有沒有對國有企業補貼這個問題？
有關部門的同志說：「我們沒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給國有企業額外補助」（2019年3月9日）。這裡出現三組對應的範疇：「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特殊安排與非特殊安排」「額外補助與非額外補助」。我認為，除了國際上按市場經濟體制通行的「合理補貼」外，其他應該按照WTO的「反補貼協議」，不論是「制度性的」還是「非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的」還是「非特殊安排的」，「額外補助的」還是「非額外補助的」，都要取消。即便是合理補貼，也應遵循透明原則，將補貼置於明處，防止「暗箱操作」，免得在國際交往中被人冠以「非市場經濟行為」。至於取消補貼後「殭屍企業」的有序退出問題，尤其是人員安置和債務化解的矛盾，需要認真研究，妥善處理。
第二焦點，關於「制度型開放」問題。
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和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如何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戰略命題。
所謂「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概而言之，是以下「五流」雙向開放，即資本流、技術流、信息流、產品流和產業流，這是前40年我國對外開放的主要領域。
在新的變局下，下一步要推動由這種開放模式，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模式轉變。當然，商品和要素領域還得繼續開放，但是要有新的追求，要戰略升級。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探究的字，就是制度型的「型」，而不是制度性的「性」。這個「類型」的「型」字，與「性質」的「性」字是有區別的。「型」，外在的東西更多一點，而「性」，內在的東西更多一點。當然，隨著制度型開放的推進，有些問題也涉及到一部分「性」，但現在的重點在「型」。制度型開放，我認為也屬於「中性論」的一個重大應用。
第三焦點，關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
2019年4月，我在一場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報告中指出，「在開放倒逼下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紛繁複雜的矛盾中，中國應該明確什麼樣的總目標呢？應該鎖定『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大亮點』，是一個很好的命題，可惜現在有關方面講得不夠。」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主題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認為，單就不帶制度前提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個範疇而言，與商品經濟一樣，也是一個中性範疇。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既然它是個中性範疇，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完全可以拿到中國來，為我們所用，如同高鐵的車廂一樣。但是在拿到中國來的時候，需要在它前面掛上「火車頭」，加上「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形成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論」。注意，社會主義之後不帶「的」字，是一種制度條件狀語，即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這兩方面統一起來，從而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框架。
歸納一下，大變局下有三個突出的焦點，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轉型升級。第一個焦點問題是關於「競爭中性」以及與此相關的「政府中立論」和國企補貼問題。第二個焦點問題是關於「制度型開放」問題。第三個焦點問題是關於「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