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為理論的真實意蘊及其困境

2020-12-03 中國社會科學網
交往行為理論的真實意蘊及其困境

2018年03月29日 07:5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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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沿此思路,其創立了「語言理性範式」的交往行為理論,雖然此舉志在重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遺產,卻因忽視了「生產和再生產範式」的基礎性意義,而無法完整說明和展現人的社會行為與交往實踐。如果說馬克思是基於「生產和再生產範式」,以物質生產實踐(勞動)來揭示主體間的交往關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形態,那麼哈貝馬斯則是基於「語言理性範式」,以語言為中介來構建交往行為理論並藉此實現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後者注重的則是在語言對話中所形成的主體間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社會規範等方面的彼此聯繫,凸顯的是個體與個體間的精神溝通、價值認同、視界融合等交往關係,以及符合語言有效性要求和交往合理性的話語交往形式。

關鍵詞:語言;哲學;哈貝馬斯;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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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體性概念誕生以來,圍繞主體性問題的探討與爭論便從未停息。隨著主體理性演變為理性主體的終結,建立在傳統理性基礎上的主體形上學迅速失去了往日的絕對權威,各種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的現代思潮相繼湧現。在哈貝馬斯看來,只有將主體性的研究視角由純粹精神領域轉向現實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解決主體性的本質問題。沿此思路,其創立了「語言理性範式」的交往行為理論,雖然此舉志在重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遺產,卻因忽視了「生產和再生產範式」的基礎性意義,而無法完整說明和展現人的社會行為與交往實踐。

  主體性的危機與重構

  近代哲學將主體性置於自我反思的純粹理性思維範式當中,作為一切真理性知識的最終來源乃至人之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在經歷了休謨的經驗主義式懷疑、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費希特和謝林的匡正與整合以及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巔峰之後,這種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主體性已隨著理性自身的邏輯推演而徹底喪失了主動性與權威性,以致不得不承受現代哲學對主體理性的諸多不滿與批判。究其根源,意識哲學主體性的危機,主要在於傳統認識論對先驗理性邏輯的絕對信任,並由此確定主體的存在和主體性的內涵。但如此一來,主體便被限定為僅具有認知功能的先驗主體,主體性也不過是一個囿於純思辨的抽象概念,結果只能深陷「唯我論」的泥潭而脫離現實世界,無法得到證明和實現。

  針對主體性在純思維領域中的畫地為牢、自說自話,現代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試圖通過各種方式予以挽救和重構。在理性主義陣營中,胡塞爾指出主體性是一種交互主體間彼此確認的互識與共現,理性也是一種主體間性的世界,不過因其始終以直觀明證性的「先驗自我」為基點,所以並未擺脫意識哲學的演繹思路;伽達默爾認為主體間經由語言而達成的相互理解和視域融合才是理性的充分彰顯,但他在本體論上將解釋學的語言性絕對化的做法,導致了之後非批判的語言決定論傾向。非理性主義則更為直接,其分別嘗試以主體自我的內省直覺、體驗親知、生存情態等來取代主體性的本質構成,但同尼採的意志主義、伯格森的生命哲學一樣,它們均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獨斷論色彩。雖然海德格爾關於「此在」結構的三重規定,明確了主體的現實性、共在性、開放性等固有特徵,可存在論上對存在與存在者、世界觀結構與現實之物的區分,卻根除了命題性真理,削弱了話語性和論證性思想。其實,想要真正解決人作為主體的實質性問題,關鍵在於由意識哲學的先驗主體轉向社會哲學的實踐主體,從自我與他人的現實關係中去考察和探討主體的存在及主體性問題。

  以語言為中介的主體間性

  主體性的苦難歷程促使哈貝馬斯對其展開了深刻反思。結合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他認為主體絕非是僅具有認知構造功能的先驗主體,而應是具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實踐主體,與之相應,主體性則是主體在社會化與個性化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產物。通過考察自我同一性的結構和群體同一性的結構,以及種群歷史的進化與更新,哈貝馬斯指出,社會的再生產和社會成員的社會化均取決於同一種結構,也就是說,不同主體之間藉由語言所達成的相互理解帶來了種群歷史的更新,同時這種更新又使社會文化的學習過程成為可能。個體發生領域和系統發生領域同步進行並帶來兩種結果,一是穩定自我的形成、發展、完善,二是自我對於社會規範的認同。可以說,主體在融入特定社會體系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即一種持續增長的解決問題的理性能力,而且憑藉這個能力,主體能夠很好地與外在自然、內在自然及文化和社會的象徵性結構相協調、相融合。無論是以物質生產為目的的對象性活動,還是與社會、他人共處的交往活動,具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實踐主體都是在一個理性的不斷成長和學習的過程中得以形成的。

  因此,「當認識論的自我(作為整個自我)通過每個單個的自我和所有其他的自我共同具有的認識能力、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普遍結構表現其特徵時,實踐的自我(作為個體自我)就在完成自己的行為過程中形成,並且使自身得到鞏固」。作為實踐主體的自我是在與他人的相互關係和社會關聯中凸現出來,從而確證自身、實現自身,成為與眾不同的個體而存在。此時的自我再也不是意識哲學那個迫切期待他者承認卻無法證明自身的認知主體的先驗自我,而是一個具有主體間性內核的實踐主體的獨立自我。同樣,每個單一主體均是在以語言為中介的主體間性的相互作用中,不斷更新自身的理性能力,對他者的檢視或修正作出合理的判斷與選擇,並在個性化的同時社會化,從而推進主體間的交往實踐進程。

  不可否認,哈貝馬斯落腳於實踐的主體間性思想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正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實踐)去解決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元對立,將純思維邏輯規定的「無人身的理性」轉向從事實踐活動並在實踐活動中發展自身的現實的人。人首先是在生產勞動中確立其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地位,並在作為人類歷史之產物和結果的同時成為社會歷史的主體。雖然二者皆從實踐出發去考察人的主體性問題,但由於所採取的思維方式和觀察視角不同,所以在論及主體間的交往實踐時,馬克思與哈貝馬斯的理論架構分別呈現出不同的意蘊和特點。

  「生產和再生產範式」

  與「語言理性範式」

  如果說馬克思是基於「生產和再生產範式」,以物質生產實踐(勞動)來揭示主體間的交往關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形態,那麼哈貝馬斯則是基於「語言理性範式」,以語言為中介來構建交往行為理論並藉此實現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前者注重的是在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主體間的生產關係、經濟關係、階級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凸顯的是個人與個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間的物質交往、利益交往、階級交往等交往關係,以及與之相應的貿易、合作、戰爭等多種交往形式。後者注重的則是在語言對話中所形成的主體間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社會規範等方面的彼此聯繫,凸顯的是個體與個體間的精神溝通、價值認同、視界融合等交往關係,以及符合語言有效性要求和交往合理性的話語交往形式。

  可以說,在哈貝馬斯那裡,語言相較於勞動具有更為優先的、普遍的、無可迴避的約束性力量,正是語言使人類的文化再生產、社會交往、社會整合與進化成為可能。所以他致力於「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倒轉了馬克思關於生活世界的物質再生產決定生活世界的符號再生產的觀點,認為主體間以語言為中介的社會交往和發展決定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和分工。

  但實際上,這種完全基於語言本體論的主體間性不僅忽視了社會與外部自然的經濟發展關係,而且忽視了非語言交往的可能。交往實踐需要以語言為中介,但又不僅僅只以語言為中介。勞動內含雙重關係:一是人與對象世界的自然關係,二是人與他人的社會關係,人們的一切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均以此為前提條件。需要明確的是,只有立足於物質生產實踐的現實基點,主體間性與交往實踐才能得到更為全面而深入的探討與解釋,從而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論建構,破解其所面臨的困境,進而釋放出巨大的創造性思維潛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5JJD720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宮瑜 工作單位:浙江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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