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批判性遺產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知識困惑與範式轉型

「文化遺產的批判性研究」專題

摘要：

非遺時代的民俗學似乎正在進入疲軟期，民俗學對於非遺保護現狀的研究和反思未能有效推動學科理論與方法論的更新。非遺本身是國際話語與當下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需求互動的結果，然而，國內的非遺研究卻很少進行國際比較，也較少借鑑國外前沿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非遺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乏總體把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的新思路的展開。在這種情形下，借鑑國外的批判性遺產研究成果，可能成為非遺時代民俗學走出瓶頸的必要步驟。另一方面，借鑑國際學界關於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並不等於脫離當代中國的語境來思考問題。恰恰相反，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有助於我們將研究對象相對化，不再糾結在「遺產好不好」，或者「遺產保護好不好」的問題上，而是更清醒地認知遺產政治當中不同主體的行動邏輯，更好地思考作為文化實踐過程的遺產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批判性遺產研究 權威化 遺產話語 語境

作者簡介：

龔浩群(1976-)，女，湖南人，人類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姚暢(1994-)，女，黑龍江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2016級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民俗學與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知識困惑

自2004年中國政府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來，以行政主導、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明確的制度建構目標為特徵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①。我國民俗學界由此深度捲入了非遺保護運動，並產生了一批非遺保護專家、新的學科增長點和新的學術話語。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民俗學學者對非遺保護運動的研究逐漸深入，民俗學學科內部也產生了較強的反思性話語，形成了可能促成學術爭論的不同觀點。總體來看，基於歷史維度的價值層面的高度肯定與基於現實維度的實踐層面的批評反思構成了內在的緊張關係：在非遺保護的基本理念得到高度評價的同時，不少學者就非遺保護運動中的主體格局、民俗學的學科定位以及民俗學研究的方法論等方面提出了反思和批評，由此形成了非遺研究當中內在的張力。這種張力不僅僅來自理念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也反映了非遺保護運動以及民俗學知識生產中的某些困惑乃至困境。

首先，以高丙中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價值給予了高度肯定。高丙中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演變為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並通過傳播新的文化理念，制定了新的法律和新的公共文化政策，高度肯定了原來被歷次革命所否定的眾多文化事項的價值，以文化共生的生態觀念和相互承認的文化機制，終止乃至顛覆了近代以來的文化革命的觀念與邏輯，為民族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公共文化的框架[注]，標誌著中國社會從自我否定導向的「文化自省」邁向自我肯定導向的「文化自覺」[注]。張舉文等學者則認為，非遺保護運動的興起證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具備一種源自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的自愈機制，體現了中國社會重建國家認同的努力：「在將近兩個世紀的暴力革命、基於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的歷史(現代的/西方先進的/文明的；傳統的/中國落後的/迷信的)過後，在非遺保護運動外力的作用下，中國文化正在經歷一個截然不同的非暴力變革，這場變革與其內在邏輯保持了一致。」[注]周星則將遺產化視作民間信仰獲得合法性的路徑，認為通過文化遺產化，民間信仰得以實現去汙名化和脫敏感化。[注]以上觀點都從不同側面強調了非遺保護在重新肯定和激發民間社會的文化活力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然而，近年來不少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對於非遺保護運動的具體實踐過程提出了反思和批評。筆者將之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非遺保護運動中的主體性問題，以誰來定義遺產、遺產屬於誰等問題為代表；二是民俗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即民俗學學者在介入非遺保護運動的過程中，究竟該發揮何種作用？如何評估和反思學術介入的後果？三是關於非遺保護與非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即如何在當代中國社會的語境中對非遺展開整體性的研究。這三個方面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相互牽扯。歸根結底，要回答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以及如何通過自反性的知識生產在過去、當下與未來之間建立更為自洽的現實聯繫。

(一)非遺保護運動中的主體性問題

中國的非遺保護運動具有很強的由政府主導的特性，在遺產的定義、歸屬和政策決策過程中，政府很容易成為強勢主體，而民間社會的主體性往往遭到忽視。劉正愛尖銳地提出了以下問題：如何界定需要保護的「傳統文化」？由誰來界定？是我們(學者抑或政府)還是實踐者？界定的標準是什麼？她還區分出遺產化過程中兩種不同的本質主義：第一種包含了政治性與不平等權力關係，指學者和相關權力部門不顧及當地人的感受，將自身的價值強加於對方，將文化差異絕對化；第二種是當地人主動作出的選擇，利用學者和政府的話語，根據他們的期待操作出「原汁原味」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策略性[注]。她倡導尊重遺產主體，反對將文化事項從語境中剝離出來。[注]

王傑文則指出，以物化的方式搶救保護和開發利用，從根本上帶有漠視文化遺產之主體的弊端。文化傳統的主體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學者和文化公司都把民眾當作啟蒙的對象，因此，地方民眾沒有被賦予基本的主動性。「解放而非凝固『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存在的語境，無論是在理論的層面還是在實踐的層面上，都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最佳保護；而這一語境也最好由產生與保存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區來設定。」[注]劉朝暉則提出了非遺的認定和保護過程中遺產主體與遺產保護主體分離的悖論，主張通過參與式保護，使得「自上而下」的實踐模式與「自下而上」的參與情感相結合，創造出非遺的整體性保護模式。[注]

在以上論述中，學者們都對民俗學學者在非遺保護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批評和反思，這也反映出民俗學在參與非遺保護過程中的學科定位問題：民俗學學者應當持有何種研究立場？民俗學學者如何參與非遺保護？

(二)民俗學的學科定位問題，即民俗學學者在介入非遺保護運動的過程中，究竟該發揮何種作用？如何評估和反思學術介入的後果？

非遺保護被認為開創了民俗學的新時代，有學者稱之為「民俗學的非遺時代」，還有學者提出了公共民俗學或實踐民俗學的概念。這些理念的提出都基於一個基本事實，即民俗學學者擔當起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專家角色，廣泛而深入地參與到非遺保護的具體實踐中，並由此在國家的公共文化領域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然而，一些有識之士也深刻意識到，民俗學學者與非遺保護運動之間的親密性應當成為被反思的對象，對民俗學專業知識的運用能否真正促進非遺在民間的長久生命力成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周星在他的文章中討論了公共民俗學在中國的可能性與危險性。他指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踐性和應用性研究，將促使民俗學成長為具有公共性的學問，但也要警惕學術有可能被行政權力同化的危險性。他認為應當檢討整個非遺申報過程中基層社區和當地居民(文化的主體和傳承者)缺席、不在場和沒有發言權的問題，對過度開發、過度商品化和博物館化等傾向，以及以保護之名導致出現破壞的可能性，也應予以警惕。[注]

劉曉春則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性與公共性的角度來論述遺產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認為，遺產化意味著將非物質文化從具體的生存語境中抽離出來，由傳承主體之外的第三者所發現、認識、利用以及專門化、數據化、學科化，並被納入到政府的文化發展戰略，成為具有政治、經濟、文化價值的文化產品；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地方性知識的非物質文化一旦成為普遍的知識和文化，便在地方性知識體系內部造成了分裂，在保護的同時可能造成另一種破壞。[注]

王傑文則提出要充分意識到民眾與民俗學者同時作為實踐主體的身份，以及作為實踐主體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學科倫理應當成為普遍遵守與踐行的職業倫理。[注]戶曉輝則提出，非遺時代民俗學的實踐回歸不是以契合當下的權力關係為目標，而是應當積極塑造以民主參與為特點的新型政治文化。[注]這些論述凸顯出非遺保護運動中民俗學面臨的挑戰。在筆者看來，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學科立場問題，民俗學學者是滿足於接受政府聘用的專家角色，還是堅持非遺的民間屬性？二是非遺保護與非遺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即是對非遺進行整體性的研究與保護，還是將非遺從地方語境中剝離出來，使之成為公共文化空間中的展品。

(三)關於非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即如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中對非遺展開整體性的研究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民俗學界倡導將民俗事象還原到生活世界中進行研究。[注]民俗研究中的語境轉向和民族志式的整體研究取向逐步成為民俗學界的共識。[注]然而，在非遺保護和非遺研究當中，如何將非遺放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中進行審視尚未成為民俗學的學科著力點。當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語境的缺失將導致研究者難以清晰地認知非遺保護運動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動力及其後果，難以通過非遺研究來探討我們這個時代國民乃至人類所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非遺研究中，當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語境不僅僅包括與非遺相關的地方社會語境，同時還包括國家權力與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中國的學術和政治話語與由西方主導的遺產話語的關係，以及全球化背景下遺產工業與經濟資本之間的複雜關聯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非遺研究就是關於非遺保護運動的研究，同時也是關於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研究。非遺是研究的路徑或方法，而非研究的目的本身。

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交織在民俗學家對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現狀的反思當中。嶽永逸、蔡加琪以倍受民俗學界矚目的河北範莊龍牌會為個案，來反思學界在非遺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當下中國的遺產政治。他們的研究發現，在尋求合法化和向所謂民族文化符號演進的過程中，被非遺化之後的龍牌會對於地方社會的意義被削弱，以至於出現活力不足的疲軟現象。作者認為：「已經有了認真重新全面評估在世界文化話語體系支配下的非遺運動之於個體、社會、國家與中華文明之價值的必要性。從而，讓草根的、精緻的本土文化，真正在文明中國有著其主體性、自主性與自豪感，並反向去影響具有他者話語霸權的』非遺』與』非遺化』。」作者甚至主張「與非遺運動同步前行的中國民俗學擺脫非遺化的束縛，僅僅將非遺與非遺化視為民俗學研究的一個部分，從而給予學科本身更廣闊的天地和更深入的學理思考」。[注]這一論述具有很強的學科反思精神，也揭示出民俗學等學科在參與非遺保護過程中面臨的幾重困境：民俗學如何處理自身與非遺保護運動的關係，是積極介入或是質疑、抽身而退？非遺保護運動對於民俗學實現學科抱負到底是機會還是束縛？如何處理中國本土的非遺保護話語與世界遺產保護話語的關係？公共民俗學的公共面向意味著什麼，是指從公共權力部門獲得話語權，還是以民間社會的文化權利為旨歸？

非遺時代的民俗學似乎也正在進入疲軟期，一方面，民俗學日漸獲得非遺保護運動中的話語權，事功顯著；另一方面，從知識生產的格局而言，民俗學關於非遺研究的理論脈絡比較分散，對於非遺保護現狀的研究和反思尚未能推動學科理論與方法論的更新。非遺本身是國際話語與當下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需求互動的結果，然而，國內的非遺研究卻很少進行國際比較，也較少借鑑國外前沿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非遺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乏總體把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的新思路的展開。在這種情形下，借鑑國外的批判性遺產研究成果，將可能成為非遺時代民俗學走出瓶頸的必要步驟。

二、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

新的學術視野

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在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確立了遺產研究這一問題域，並通過多學科參與和相互對話將遺產研究推進到新的階段。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際遺產研究領域最令人矚目的進展就是批判性遺產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的成形。批判性遺產研究不僅提出了系統的理論和方法論，而且還形成了以批判性遺產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為代表的國際化的學術組織。該組織於2012年在瑞典舉行首次會議就收到了500篇參會論文。[注]《國際遺產研究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則成為了批判性遺產研究的重要陣地，通過組織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專欄，形成廣泛的學術影響。

筆者將主要借鑑批判性遺產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考古學家蘿拉簡·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在《遺產的利用》(Uses of Heritage)一書中提出的主要觀點，並對近幾年來《國際遺產研究學刊》發表的關於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專業論文進行梳理，試圖釐清批判性文化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以供國內學界參考。在展開論述之前，需要澄清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西方學界沒有在理論涵蓋面上過於區分遺產、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三個範疇，在他們看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提出是對文化遺產概念的補充和深化，從學理層面來說，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二是批判性遺產研究並非否定遺產保護事業的價值和必要性，而是試圖提供一種重新認知遺產的視角，即遺產的價值和意義並非自然存在，而是處於權力關係中的不同行動主體共同建構的結果。說到底，批判性遺產研究的目標是以遺產為研究路徑，來理解我們在這個時代所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及其內在邏輯。

(一)遺產是文化實踐的過程，所有遺產都是無形的(intangible)

國內已有學者指出，國際學者已經意識到「遺產化」實踐是一種歷史的與社會的發明：「『遺產化』的文化實踐，乃是一種基於『現在的』需要而創造性地挑選、命名、重組『過去的』文化資源的創造性活動。」[注]實際上，不止是「遺產化」被視作文化實踐的過程，遺產本身也被看作是文化與社會過程。

史密斯指出，遺產不等同於「物」，而是文化與社會過程，其中所產生的記憶活動創造出理解與參與當下世界的路徑；關於遺產的觀念總是被用來建構、再建構或者協商當下的認同、社會文化價值和意義。她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遺產都是無形的(intangible)。她還提出，遺產也是話語，是社會實踐的形式：話語不僅組織起像「遺產」這樣的概念及其被理解的方式，也組織起我們行動的方式，社會與技術實踐的方式，以及知識被建構和被再生產的方式。[注]

將遺產看作文化實踐的過程，而非固化的文化形式，是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出發點。這一基本設定使得以問題的焦點不再是遺產的「本真性」，而是圍繞本真性而產生的各種社會話語和社會實踐。史密斯從「遺產即體驗」、「作為認同的遺產」、「無形的遺產」、「記憶與追憶」、「作為表演的遺產」、「遺產與地方的多樣性」以及「不和諧的遺產」等方面論述了遺產政治中的行動、權力與能動性，貫穿於遺產當中的行動和思考不僅僅與過去相關，而且也與我們未來走向何處去緊密相連。[注]

史密斯明確提出遺產的本質是「一種文化過程或涉身的展演(embodied performance)」，具體而言包括了三個層次，即機構層面的遺產製造，包括遺產專家在內的各個社群的遺產製造，以及個體層面的遺產製造。[注]其中，對於遺產專家的角色分析是批判性遺產研究最核心的部分。

(二)對權威化遺產話語的解構與批判

史密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權威化遺產話語」(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簡稱AHD)的概念，用來指將關於遺產的本質與意義的假設自然化的那套話語，其特點包括與民族國家和民族性相關的觀念，通過紀念性和審美性來定義不朽的文化價值。權威化遺產話語也是一套專業話語，它賦予專家特權，讓他們來評判過去及其物質顯現的價值，並主導和規定專業化的遺產實踐。與專家和權威話語相對的，是大眾話語與實踐，他們受到專家話語的影響，但是不能被等同於專家話語，並有可能對權威話語構成挑戰。因此，遺產也可以被理解為與社會意義的控制、協商相關的話語，以及與認同的創造和再創造相關的實踐。[注]

在史密斯看來，權威化遺產話語依賴於技術專家和審美專家的權力與知識聲明，並且通過國家文化機構而得以制度化。這是一套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話語，即不斷地合法化自身以及這套話語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基礎，並導致了一系列特殊的後果。首要的後果是通過構建和合法化什麼是遺產，界定誰有能力為遺產說話以及定義遺產的本質和意義，建立起關於它自身的權威並使之成為現實。在這個過程中，一系列遺產邊界(boundedness)得以確立。一是將遺產建構為被動參與的事物，遺產不被看作主動的過程或經驗，從而將遺產的觀念從當下和當下的價值、願望以及對遺產的積極使用中脫離出去，使之成為局限於「過去」的事物；二是確保遺產成為合理的分析對象，並成為相關專家和一系列專業知識形式的責任目標。

權威化遺產話語背後的權力關係肯定了一部分人有能力和權威為遺產代言，而另一部分人則不能；肯定了精英階層的經驗和價值，而邊緣群體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驗被排除在外，從而限制了關於被設定的社會與文化價值的廣泛討論；遺產被看作是接受來自各類專家的智慧與知識的過程，從而在專家、遺產和訪客之間建立起從上至下的關係模式。[注]具體而言，史密斯將專家在遺產政治中發揮的作用歸納為三個方面，即專家知識為定義遺產的意義和本質提供了認識論框架，遺產被簡化為管理與保護的技術化過程；專家通常努力維繫自身的特權地位；以及作為專家知識的遺產被整合到治理命題(governmentality thesis)中，成為在當下控制和生產認同的手段之一。[注]

對於權威化遺產話語的解構和批判來自研究者對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深刻反思，它打破了遺產研究當中通過將遺產客觀化而產生的知識合法化路徑。同時，遺產專家成為了遺產景觀中的一部分，甚至成為我們理解遺產政治當中權力運作邏輯的關鍵點。國內已有學者關注到權威化遺產話語對於遺產製造過程的影響[注]，但是，對於這一話語在中國的形成機制、表現形式及其與國家和地方社會的複雜關係，還缺乏細緻的研究和剖析。

　　

(三)構建包容性的和對話性的遺產過程

在解構和批判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同時，批判遺產研究也彰顯出未來遺產研究與保護的新的可能性。構建包容性的和對話性的遺產過程，成為批判遺產研究的重要目標。

如果我們承認遺產是文化生產過程，那麼，這就意味著人們能夠對遺產背後的認同、價值和意義進行協商，而且能夠通過它來挑戰和重新定義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遺產也是充滿抗爭與協商的政治資源或過程。作為文化實踐的遺產充滿了給定的認同與競爭性的認同之間的張力，對這一點進行理論化將同時對學術分析、遺產實踐和相關政策產生影響。[注]

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羅德尼·哈裡森(Rodney Harrison)強調遺產在本質上是一種有關社會的選擇性記憶、保護和闡釋的政治選擇。研究者既要考慮官方主導的遺產話語，也要看到地方層面在遺產、地方與認同之間的聯繫。在遺產話語中存在著對於過去的多種解讀和意義的競爭，其中國家主導的民族遺產的概念與社區能動性之間存在著張力。[注]面對遺產話語中的張力，哈裡森強調連接性和對話性，主張在遺產與當代的社會、經濟、政治和環境挑戰中建立關聯。他提出構建包容、民主與對話的空間，在關於遺產的決策中將政客、官僚機構、專家和普通公民匯聚在一起，產生出看待、思考和行動的新方案，從而將遺產理解為對話性的文化實踐過程。[注]

(四)批判性遺產研究需要回應當代世界面對的重要議題

將遺產看作文化實踐的過程，和對權威化遺產話語的批判，也意味著將遺產再嵌入到歷史與社會之中來進行審視。批判性遺產研究反對為了遺產而研究遺產的本質主義視角，而試圖從遺產出發來理解當今世界，遺產成為方法或研究路徑，而非研究目的。提姆·溫特(Tim Winter)旗幟鮮明地提出，批判性遺產研究不僅僅是針對遺產保護政策而開展的批評性研究，而應當去論證從遺產中引申出來的、當代世界面對的重要議題。遺產研究應該試圖和公共生活的其他領域形成關聯，諸如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多元文化主義和衝突和解等等。遺產文化是對當代社會與政治生活以及轉變中的治理模式的表達，並與認同的形成以及後工業化時代全球資本生產方式緊密相關。批判性遺產研究需要解釋研究對象與今天的區域及全球轉變的關係。[注]

總而言之，批判性遺產研究所形成的基本理念和概念對於中國學界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前文所提到的中國民俗學界面對的非遺保護中的主體性問題、民俗學學者的角色問題以及對非遺的整體性研究的期待，都可以在批判性遺產研究的既有成果中得到回應，並從中獲得理論支持。同時，借鑑西方學界關於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並不等於脫離當代中國的語境來思考問題。恰恰相反，批判性遺產研究的基本理論有助於我們將研究對象相對化，不再糾結在「遺產好不好」，或者「遺產保護好不好」的問題上，而是更清醒地認知遺產政治當中不同主體的行動邏輯，更好地思考作為文化實踐過程的遺產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之間的關係。

三、邁向批判性遺產研究：

當代中國的語境與問題

在本文的最後，需要回到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問題：民俗學內部在非遺保護問題上形成了內在的緊張關係，對非遺的價值層面的肯定和對非遺保護的實踐層面的批評並存，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和解釋這種內在的張力？對此，我們不應該迴避，而應當去研究這種張力如何在作為文化實踐的遺產話語中具體體現出來，並構築了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在我看來，這種張力實際上也是中國社會內在張力的投影，同時，也需要在當代中國的特殊語境中去理解。

對於非遺保護運動的價值層面的肯定凸顯出當代中國後革命時代的特殊語境。其中，學者們的肯定立場各有側重，但總的來說是認為非遺保護對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否定傳統的傳統」進行了矯正，是對民眾主體性與民間傳統文化價值的積極肯定。這些說法可能需要回答幾個問題：一是如何看待革命時代與後革命時代之間的連續性？如果說革命時代造成了所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斷裂，那麼今天的非遺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革命時代與後革命時代之間的斷裂？二是國家權力在遺產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權力運作邏輯有怎樣的變化？如果說革命時代國家權力通過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來確立自身權威，那麼，今天國家權力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肯定又帶來了怎樣的政治效應？

筆者以為，要把這些問題解釋清楚，就需要對中國的權威化遺產話語進行系譜分析，看到自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來權威化遺產話語的演變，並從中分析國家權力的實現過程。簡單地說，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權威化遺產話語並不是對傳統文化一棒子打死，而是從中區分出精華與糟粕，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通過評估遺產對於革命的價值來進行選擇性的繼承[注]，中國民俗學的發展與革命時期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聯。今天，由政府主導、學者參與建構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局面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變化在於遺產評估的標準，遺產對於革命的價值被替換為國家層面的遺產對於民族認同的價值和地方層面的遺產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價值，而遺產與地方的關係、遺產與當地人的情感聯繫可能被弱化。在遺產管理的過程中，記憶與遺忘始終並存，在一部分遺產被賦予永恆價值的同時，另一部分遺產卻可能被拋棄和遺忘[注]。有學者使用「歷史的積聚之危機」(crisis of accumulation of the past)這一說法指稱，在當下對歷史中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進行排列的時候會產生積聚的危機，遺產話語總是同時包含了追憶與忘卻，我們不僅要關注受到保護的方面，還要關注那些被認為對當代和未來缺少意義而被捨棄的部分。[注]無論在革命時代，還是在後革命時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專家參與和權威化遺產話語的建構，有選擇性的記憶和遺忘，都是遺產政治的確定性內涵，也是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面對和反思的社會現實。

對於非遺保護實踐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批評也需要被放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重新思考，尤其需要考量國家的角色和普通人對於國家的理解。毋庸置疑，國家遺產的形成和建構是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尤其是在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促成的[注]；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代表的世界遺產保護運動強化了國家作為遺產所有者的角色，「『遺產』作為一種國家公共資源的政治表述，是現代遺產最重要的特徵」[注]。學者們關注到非遺保護中的主體性問題，通常認為國家和被政府授權的專家處於強勢的一方，地方民眾則處於弱勢的一方，國家與社會的權勢不均衡狀態導致了非遺保護中的諸多問題。這些研究對於一些案例而言當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國家與社會二分的思維模式可能更多地出於學者的想像，而且也難以解釋非遺保護運動得以廣泛開展的社會動力問題。對於許多普通民眾來說，非遺的名號代表著國家的認可，這種認可本身就是有意義的。範莊龍牌會的非遺化過程當然有國家權力和專家話語在其中起作用，但是，當地人如何評價和理解這一過程可能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民眾的主體性並不意味著對國家權力的排斥，而是意味著普通人如何在「國家」這一價值認知框架下「想像、理解、評論、批判社會生活」[注]。非遺保護實踐不僅僅是政府和專家主導下的實踐，同時也是普通人的國家理論的具體實踐過程。

當代中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對社會建設工程的全面吸納，是非遺保護運動興起的另一重要語境。在具體的研究當中，除了關注到普通人國家理論的實踐，我們還要看到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在其中所發揮的能動性。有學者通過對浙江在推進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的遺產製造過程進行了研究，發現地方官員和村民對遺產進行了再概念化(reconceptulization)，從而將當地的歷史遺蹟和特色產業打造為符合美麗鄉村建設指標的「生態文化遺產」[注]。這一案例體現了遺產內在的可延展性(inherent malleability)以及遺產在當代中國特殊的延展路徑。

此外，伴隨著城市化和發展主義興起的「鄉愁」也成為了當代中國遺產話語中的重要部分。筆者在參與北京運河帶的民俗文化調查時，地方政府官員一再強調要在城市公共文化建設中吸收民俗文化遺產並再現鄉愁。作為官方話語元素的鄉愁和作為城市市民情感表達的鄉愁，如何共同催生出新的文化實踐，也是今天的民俗學者需要關注的話題。

在我看來，今天的非遺研究和非遺保護終究要回到對於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的理解上來。如果說西方的遺產話語產生於啟蒙運動，並在後來的浪漫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中發揚光大[注]，那麼，當代中國的遺產話語則是在改革開放，重新認知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時代背景中產生的，同時它也背負著近現代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的積澱。中國的遺產政治既表現出國際遺產研究當中出現的普遍性問題，也充滿了特殊性和複雜性，並體現為與國家主義、發展主義和城市化等歷史進程的複雜交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仍然可以成為整合性的學術概念——意味著把原先分散的研究對象整合在一個範疇裡以及形成一個社會實踐和學術活動的新領域[注]，但是，我們需要在這個領域增強反思性維度，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總體性的社會事實。這就需要我們以非遺話語及其實踐為研究對象，開展更深入細緻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推動非遺保護主體之間的對話，發展出非遺時代中國民俗學研究和實踐的新範式。

文章來源：《文化遺產》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