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大運河為例
天津市文物局 邵波
隨著中國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的成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和研究文化遺產領域這一新的遺產類型——線性文化遺產（Lineal or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線性文化遺產是近年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提出的新理念，是指在擁有特殊文化資源集合的線形或帶狀區域內的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族群，通過人類的某種目的將一些原本不關聯的城鎮或村莊串聯起來，從而形成一條鏈狀的文化遺存。通過依附在線路上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真實再現早期人類從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交流的軌跡，展示整個區域文化的發展歷程。[①]目前，我國境內現有19處線性文化遺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線性文化遺產如長城、中國大運河、絲綢之路已經登陸《世界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List)）。
一、線性文化遺產研究的發展歷程
（一）文化線路
線性文化遺產的概念主要脫胎於文化線路（Cultural Routes）,並在此基礎上融合了與之相近的遺產廊道、文化廊道、歷史路徑、線狀遺蹟等理論。最早提及文化線路理念的是1964年歐洲理事會的一份報告[②]，不過在國際範圍內文化線路的主要研究和推動者是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1993年，位於西班牙境內的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後，從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人士普遍認為聖地牙哥朝聖之路與以往的世界遺產相比，不論在形制還是類型上均有諸多不同之處。這種以線形串聯起來的文化遺產，成為人們研究世界文化遺產內涵的新課題。在此背景下，1994年ICOMOS在西班牙馬德裡召開了「線路，作為我們文化遺產一部分（Routes as Parts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會議提出了遺產線路（Heritage Routes）的概念，認為遺產線路的本質是開放的、動態的和可回憶的，是以人口遷移、衝突和對話、文化交流以及與之相互交融為基礎，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時發生的。[③]會議並未對遺產線路和文化線路的概念在本質上進行區分。從實質上說，遺產線路與文化線路的內涵是基本相同的。[④]因而，會議在此基礎上對文化線路的概念進行闡述，就文化線路的要素、類型等做了相應的描述，從而形成文化線路的理論雛形。
此後，關於文化線路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入。1998年，ICOMOS在西班牙成立了文化線路國際科技委員會（CIIC），致力於文化線路相關問題的長期研究。隨後，一系列與文化線路相關的國際研討會陸續召開，就文化線路的保護管理、價值評價和申報世界遺產程序等展開探討。2004年，CIIC會向ICOMOS提出文化線路應該成為世界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2005年，ICOMOS在西安召開第15屆會議，對文化線路的認定、保護和管理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形成了《文化線路憲章（草案）》（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 Draft）。2008年，加拿大魁北克召開ICOMOS第16屆大會，正式通過了《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關於文化線路憲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文化線路憲章》認為，不論是在陸地、水域或其它區域上交流路線，只要有明確的界限，有自己獨特的變遷和歷史功能，服務於特定的和明確的目標，且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可以稱之為文化線路。一是必須存在產生和反映人類之間在特定時期內人與人、國與國、地區與地區或洲際之間貨物、思想、知識及價值觀交流的多維度和持續的相互影響的活動；二是必須有在時空上促進了文化的交叉融合，既反映物質遺產也包含非物質遺產；三是必須是與歷史相關的動態體現和與其存在方式相聯繫的文化財形成一體。[⑤]文化線路包含背景、內容、作為整體的交叉文化的重要性、活態特徵和環境。該憲章還對文化線路的類型進行了分類，主要涵蓋地域範圍、文化範圍、目的和功能、持續時間、結構布局和自然環境等[⑥]。ICOMOS指出，對於文化線路在研究、評估、保存、維護、修繕、使用和管理方面要有明確完整的方案。由此，文化線路的理論構建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並為今後的理論研究提供寶貴的經驗。
在文化線路理論研究的同時，ICOMOS通過將許多具有普遍突出價值的文化線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繼1993年聖地牙哥朝聖之路作為文化線路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後，1996年法國米迪運河、1998年阿曼的乳香之路、2004年日本的紀伊山脈勝地和朝聖路線、2007年加拿大的裡多運河等均先後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⑦]。這其中運河遺產登錄世界遺產名錄開闢了文化線路的新領域。1994年，ICOMOS在加拿大召開了以「遺產運河」為主題的會議，形成了《遺產運河文件》（The Information Document on Heritage Canals），該文件從技術、經濟、社會、景觀等方面對運河遺產進行評估。1996年，米迪運河首次以運河類遺產的身份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此後，更多具有線形特徵的文化遺產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線性文化遺產
線性文化遺產是在吸取借鑑文化線路及與之相關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起來的。在線性文化遺產領域，單霽翔先生的研究無疑最具有開創性。在他看來，線性文化遺產強調時間、空間和文化因素，強調線狀各遺產點構成的文化功能和價值以及對人類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的影響。線性文化遺產的形式和內容多樣，其中河流峽谷、運河、道路以及鐵路線等都是重要表現形式，大多代表了早期人類的運動路線，並體現著地區文化的發展歷程。[⑧]這些思想和文化線路的概念和理論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其研究範圍和研究廣度均比文化線路有更大的突破。作為線性文化遺產概念提出的第一人，單霽翔總結我國線性文化遺產具有四個特點：一是線性文化遺產涵蓋的範圍更大，包括的遺產種類和人類活動形式更多樣；二是線性文化遺產的尺度較大；三是線性文化遺產承載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多樣性，它們之間相互交融並衍生出豐富的面貌和內在的密切關聯；四是大型線性文化遺產涉及巨大的經濟價值和複雜的自然生態系統。[⑨]
根據單霽翔先生對線性文化遺產的定義和分類，劉慶餘對《世界遺產名錄》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將線性遺產的表現形式概況為四個大的方面，分別是「線形（峽谷、河谷、山谷、河流）文化景觀」、「線狀遺蹟」、「運河遺產」、「文化線路」。[⑩]他認為，關於線性文化遺產內涵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到1979年登陸世界遺產名錄的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Kathmandu Valley）。1987年，具有鮮明線性文化遺產特徵的中國長城和英國哈德良長城同時登陸世界遺產名錄，表明大型的呈線狀分布的文化遺蹟開始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重視。1993年，聖地牙哥朝聖之路首次以「文化線路」的身份登陸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線性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的標誌性事件。截止2014年7月，全球共有世界文化遺產779處，其中具有典型線性文化遺產特徵的世界遺產有39處。[11]
近年來，我國國內的線性文化遺產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諸多學者對我國的文化線路和線性文化遺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孫燕在參考ICOMOS關於世界遺產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從路徑形態組合框架、年代—文化地域框架和文化主題框架三個方面出發，結合中國交通史、民族學、水利史、漕運史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篩選出中國潛在的文化線路資源26項。[12]俞孔堅等人利用文獻研究方法和德爾菲法對國家層面上的線性文化遺產進行了判定，認為我國的線性文化遺產由分屬交通線路、軍事工程、自然河流與水利工程以及歷史主題事件等四種類型的19處線性文化遺產提名組成。從時間上看，從先秦時期的古邗溝、馳道一直跨越至民國時期的滇緬公路、紅軍長徵；從空間來看，包括了我國陸地和海域範圍內的所有區域。[13]此外，周劍虹、朱晗、顧風、謝青桐、王金偉、韓賓娜、朱尖、姜維公、羅慶華、周紅、虞麗斌、席嶽婷等人均基於線性文化遺產的概念下，分別對時空分布不同的線性文化遺產就保護管理、開發利用、旅遊參觀等方面展開針對性的探討和研究，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線性文化遺產的內涵。
二、中國大運河保護管理現狀
（一）中國大運河概況
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裡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主要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８個省市。大運河開鑿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公元前486年至前484年吳王夫差在今揚州附近開挖了一條溝通長江和淮河的「邗溝」，使之成為大運河最早的雛形。公元605年，隋煬帝為了加強南北交通，鞏固隋王朝對全國的統治，開通了一條縱貫南北的大運河。隋唐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達涿郡，南至餘杭，分為永濟渠、通濟渠、邗溝和江南河四段。隋唐大運河的開通，不僅成為南北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紐帶，也成為溝通亞洲內陸「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元朝定都北京以後，為了北方糧食安全和便於政治軍事統治，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橫向運河裁彎取直，修築成以元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明、清兩代對京杭大運河部分河段進行重新疏浚開挖，其基本形態和走向未發生大的變化。不過隨著蒸汽時代的到來，以輪船和火車為代表的新型運輸工具進入中國，京杭大運河不可避免的衰敗了。1904年，清政府撤廢漕運總督。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貫通，京杭大運河的漕運功能逐步廢止，山東以北地區的運河基本失去了航運功能。中國大運河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浙東運河，浙東運河又名杭甬運河，西起杭州，經過紹興向東至寧波甬江入海。浙東運河始建於春秋時期的山陰故水道。南北朝時期，浙東運河的形制基本成型。南宋定都臨安後，對外經貿關係十分重要，浙東運河成為當時對外交通運輸的重要航道，航運條件和繁榮程度均達到鼎盛。[14]中國大運河是古代農業文明時期人工運河的傑出典範，顯示了我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方面的卓越成就。大運河是由中央政府投資開鑿、管理、維護的工程，體現了大一統的國家意志。大運河流經之處，不但孕育了一批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而且留下了眾多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澱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中華文明的象徵之一。綜上所述，中國大運河是典型的線性文化遺產。
作為人類共同珍視的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從正式提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到成功入選歷經8個春秋。2006年3月，58位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提交《應高度重視京杭大運河的保護和啟動申遺工作》的提案。5月，國務院將京杭大運河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11月，國家文物局公布我國重新設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大運河位列其中。2007年4月，國家文物局發出《關於做好大運河保護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通知》。2008年3月，大運河沿線33個城市成立「大運河申遺城市聯盟」，會議達成並發表「大運河保護與申遺揚州共識」。2009年4月，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工作制度》、《大運河保護和申遺2009—2010年工作計劃》等文件。2011年4月，首批大運河申遺預備名單對外公布。2012年9月，在世界運河名城博覽會暨世界運河大會上，來自大運河沿線的8省35個城市在揚州共同籤署《大運河遺產聯合保護協定》。2013年1月，國家文物局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標誌著大運河申遺進入最後衝刺階段。9月，國際專家對大運河進行了現場考察評估。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大運河成功登陸世界遺產名錄。[15]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大運河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裡，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遺產類型包括閘、堤、壩、橋、水城門、纖道、碼頭、險工等運河水工遺存，以及倉窖、衙署、驛站、行宮、會館、鈔關等大運河的配套設施和管理設施，和一部分與大運河文化意義密切相關的古建築、歷史文化街區等。這些遺產分布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遺產區總面積為20819公頃，緩衝區總面積為54263公頃。[16]
（二）中國大運河保護管理現狀
1、保護管理的法律規章
關於中國大運河保護管理的法律規定主要來源於三個層面，分別是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部門和地方條例規章以及各類保護管理規劃。在國家層面，大運河由於內在的特殊性，其保護管理受到《文物保護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環境保護法》、《城鄉規劃法》、《水土保存法》、《防洪法》、《水汙染防治法》等法律以及《文物保護實施條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河道管理條例》、《防汛條例》、《水文條例》、《航道管理條例》、《風景名勝條例》、《自然保護區條例》等多個行政法規的約束和指導。以上法律條例的實施主體，分別隸屬於文物、水利、國土、建設、交通、環保等多個部門。在部門和地方規章方面，大運河保護管理的相關主體部門，均按照相應職權、管轄範圍、部門和地方實際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和辦法。其中與文物保護管理相關的主要有文化部頒布實施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法》以及各地方政府依《文物保護法》制定實施的文物保護條例。《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辦法》於2012年10月施行，是專門針對大運河保護管理的部門規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其他與大運河相關的部門和地方也出臺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不再一一描述。在大運河保護管理規劃方面，國家文物局從2008年展開大運河保護規劃編制的編制工作，並對保護規劃的編制規範、標準、要求、任務等進行了明確。2013年《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管理總體規劃》和《中國大運河遺產管理規劃》正式頒布實施。同時，大運河遺產保護省級和市級規劃也經所在地方政府批准公布實行。這兩個《規劃》對中國大運河的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進行了明確的規範，對遺產的價值評估、保護措施、展示利用、管理機制、環境保護等進行了規定，是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中最直接的指導性文件。
2、保護管理的行政體系
為加強和做好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2009年4月，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商小組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文化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家測繪局、國家文物局、教科文全委會、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辦公室等13個部門和北京、天津、河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8個省、直轄市相關領導組成。會商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文物局。按照相關規定要求，大運河沿線各相關省市人民政府也分別成立了本轄域內的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領導小組，由省市分管領導擔任組長，與大運河相關各部門領導任組員，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般設在該省市文物局，全面負責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的各項工作。大運河沿線各市縣也成立相應組織機構，負責該轄域內的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由此，自上而下形成一整套大運河保護管理的行政體系。其保護管理的行政結構（見圖1）
3、保護管理的基礎工作
中國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基礎性工作主要包括「四有」工作、監測檔案管理系統等。根據《文物保護法》的相關要求，四有是指「劃定必要的保護範圍、作出標誌說明、建立記錄檔案、設置專門機構或者專人負責管理」。按照國家文物局下發的《大運河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大運河文化展示與標識系統設計指導意見》和《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界樁指導意見》等文件的要求，大運河沿線各相關省市逐步加強和完善了基礎工作。以大運河天津段為例，在申遺期間，天津市文物局根據《大運河天津段遺產保護規劃》劃定相應的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在運河沿岸樹立國保標誌約20處，落實專門的管理機構。委託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建立大運河遺產檔案室，實行專人負責專人管理，並不斷搜集、完善各類與運河相關的檔案資料。大運河沿線各相關區縣文物部門也按要求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負責本區域內大運河的「四有」基礎工作。同時，天津市文物局還在北運河桃花堤段和南運河楊柳青段分別樹立大運河遺產展示標識各1處。在全長71千米的申遺河段沿線樹立界樁147處，其中遺產區界樁90處，緩衝區界樁57處。
大運河的遺產監測系統最早是由大運河揚州段開展實施的。大運河揚州段遺產監測預警系統平臺主要包括6種功能，分別是資料管理、監測管理、預警處置、評估決策、公眾參與、系統管理。同時設置4個資料庫系統，主要是遺產信息、監測預警、決策支持、公共信息等。在此基礎上，預留了與國家大運河遺產監測系統平臺的接口，方便數據的向上傳遞和備份。揚州大運河遺產監測預警系統平臺基本涵蓋了與大運河監測管理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設計合理界面友好，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移植性。2013年，國家文物局印發《中國大運河遺產監測和檔案系統建設工作指導意見》，對監測範圍、監測指標、機構設置、檔案管理、監測平臺建設、監測數據獲取、監測預警處置、監測情況上報、監測人員培訓以及時間規劃等進行了明確詳細的規範，進一步指導各相關省市加強大運河遺產監測系統建設。國家文物局在鼓勵大運河沿線各相關城市獨立建立大運河遺產監測系統的同時，對沒有能力開發的城市推廣大運河遺產監測系統通用平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大運河遺產監測平臺（總平臺）。目前，中國大運河監測與檔案中心設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設立國家總平臺，各遺產區均建立遺產監測系統分平臺。整個大運河遺產監測系統共涉及監測工作機構41處，工作人員727人（不含監測協作單位人員）[17]。遺產監測系統在大運河申遺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大運河的保護管理、研究利用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數據資料。
4、保護管理的展示宣傳
大運河的展示宣傳工作也是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管理總體規劃》和《中國大運河遺產管理規劃》的規定，大運河遺產的展示總體布局為全線開放的27個重要點段，在此基礎上根據情況建立大型考古遺址公園、運河博物館和運河服務中心，從技術、經濟、社會和景觀等四個方面對運河遺產價值進行闡述。[18]在擬建立考古遺址公園的項目中，大運河南旺樞紐已列入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在抓緊實施中。據不完全統計，大運河沿線現有聊城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洛陽隋唐大運河博物館、杭州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淮北市中國隋唐大運河博物館、無錫大運河數字博物館等多個運河博物館。此外，北京通州、山東濟寧、江蘇揚州等地也在積極籌備建立新的運河博物館。另外還將規劃10處綜合服務中心，主要功能包括運河學術交流、小型文物展陳、參觀遊覽展示、交通住宿餐飲等。在一些有條件的地區，已經陸續開展了部分運河水上遊覽活動，將大運河蘊藏的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沿線優美的運河景觀有機結合起來，通過與遊客的參與互動，感受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產的魅力。此外，還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的建設一批風景秀麗的運河郊野公園和文化景觀設施，將改善運河環境和傳播運河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實現遺產保護與文化惠民的雙豐收。如大運河天津段沿線的武清區北運河郊野公園，紅橋區桃花堤、「天子津渡」遺址公園，西青區御河景觀等不僅美化了天津的城市環境，也是為民眾提供了一個展示運河魅力、體驗運河文化、了解運河歷史的公共文化平臺。
除了硬體設施的展示利用以外，各類媒體在大運河保護管理的宣傳上不遺餘力。2012年，國家文物局委託杭州市運河綜保委及浙江衛視拍攝中國大運河申遺宣傳片。該片通過「創造、見證、永恆的遺產」三個篇章，全面展現了中國大運河的歷史面貌，成為申遺工作的一個亮點。此外中央電視臺、江蘇電視臺等拍攝的一系列大型人文紀錄片如《中國大運河》、《大運河》等節目陸續上映。揚州作為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所在地，連續多年利用世界運河大會和世界運河名城博覽會等機會，廣泛宣傳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大運河沿線各地也紛紛開展與運河相關的宣傳活動，如揚州出版《詩畫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史略》等研究著作，組織百名中外畫家畫運河活動，杭州歌舞劇院籌備演出《遇見大運河》大型歌舞劇，北京通州組織運河沙雕活動，天津組織大運河騎行宣傳活動、舉辦《流淌的運河—中國大運河圖片展》等等。大運河沿線各地一系列展示宣傳活動，不但增進廣大人民群眾自覺保護運河、熱愛運河的意識和自豪感，也為大運河保護和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三、國外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概述
中國大運河作為大型的線性文化遺產，其保護與管理具有諸多難度和挑戰性。國外眾多與大運河相關的世界文化遺產，在保護管理過程中有許多的獨到之處，十分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通過相關的研究和比較，本文對英國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法國米迪運河（Canal du Midi）和加拿大裡多運河（Ridueau Canal）的保護管理情況進行分析，以期獲得有益於大運河保護管理的先進做法和經驗。
哈德良長城位於英格蘭境內，始建於公元122年，全長約120千米，包括城牆、瞭望塔、裡堡、城堡及道路等附屬物。哈德良長城是在羅馬帝國佔領不列顛時修築的，是一條由石頭和泥土建構的橫跨大不列顛島的防禦工事。從建成到荒棄，哈德良長城一直都是羅馬帝國的西北邊境，顯示了當時羅馬帝國的強盛及當時的政治、軍事戰略。1987年，哈德良長城成功登陸世界遺產名錄。哈德良長城的保護與管理工作非常複雜。它支離破碎、不相連續地處於英格蘭北部的3郡12縣和2個政府行政區，90%以上地段屬於私人地產，管理工作因而涉及50多個機構和700多名私人業主。而且，不同地段的地貌也大不相同，從西部的鹽沼到中部壯觀的丘阜再至東部人口稠密的城市，對哈德良長城的保護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9]英國各級政府在哈德良長城的保護管理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英國政府早在1880年代開始，就介入哈德良長城的保護工作。1920年，英國政府制定《古蹟與考古地區法》（Ancien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Areas Act）並於1928年將哈德良長城置於該法的保護之下。1996年哈德良長城管理規劃（1996-2001）編制完成，是英國第一個完成管理規劃的世界遺產。2002年、2008年分別進行第一輪和第二輪修編。[20]哈德良長城管理規劃的內容主要包括世界遺產及背景環境說明、遺產地相關利益分析、建築評估及重要性陳述、對上輪規劃的評估、影響世界遺產地的管理問題、政策、行動建議及規劃實施6個方面。哈德良長城目前的世界遺產邊界和緩衝區是1996年第一輪管理規劃確定並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於1997年通過的。2002年和2008年的規劃均對遺產地的範圍進行了調整，以加強對哈德良長城的保護管理。哈德良長城的管理涉及到國際、國家及地方政府、國家及區域性組織、地方社區等多個利益群體的利益。產權和利益構成的複雜性以及其自身的地域分布為其保護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為此，解決辦法是建立多方參與的合作機制，一是成立哈德良長城管理規劃委員會，由30多個利益相關組織的代表參加，定期不定期召開會議討論保護與管理的各項事宜，制定和通過相關保護、檔案、研究、展示等相關政策和實施標準等；二是管理規劃的評議和公示，規劃需向公眾公示並對反饋意見進行分析研究後視情調整；三是強調公眾參與，接受公眾的監督和意見。在展示利用方面，哈德良長城利用博物館、遺址展示、國家小道（National trail)、主題活動等方式向公眾推廣哈德良長城及沿線的古蹟遺址和自然風光。此外，還成立哈德良長城遺產有限公司（Hadrian’s Wall Heritage Ltd.)負責文化遺產的宣傳推廣。如2008年舉辦名為「哈德良：帝國與衝突」（Hadrian:Empire and Conflict)的展覽、2009年舉辦「活態的邊界」（Living Frontier)、2010年「照亮哈德良長城」（Illuminating Hadrian’s Wall)等活動，不但宣傳和展示了哈德良長城的魅力，也為遺產地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21]
米迪運河位於法國南部，也叫南運河或兩海運河，貫穿地中海和大西洋。米迪運河由5部分組成，分別是240千米的主河道，36.6千米的支線河道，兩條引水用的水源河道及兩小段連接河道，合計360千米。米迪運河上有328座各類船閘、渡槽、橋梁、洩洪道和隧道燈建築工程設施。米迪運河在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獲準修建，1666年至1681年在工程師皮埃爾•保爾•裡蓋（Pierre Paul Riquet）的監督下建成。1686年至1694年在沃邦（Vauban）的監督下，又進行了包括黑山給水系統（Mont Noir）以及聖·費霍埃爾大壩（Saint Ferréol）的加固擴建工程。[22]米迪運河是17世紀歐洲最宏大的土木工程之一，代表著內陸水運技術在工業革命時代傑出創造。1996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世界上首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運河，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政策法規方面，米迪運河適用的法規是《公共水域及運河條例》，該條例管轄法國境內所有水道。條例中設有專門章節（第236-245）規定米迪運河的管理，米迪運河也是《條例》中唯一一條享有專門章節規定的法國境內水道。其中第245條規定了運河管理部門和沿線鄉鎮對運河的保護和維護職責。米迪運河上早有若干設施在1913年的法令中被列為歷史紀念物，還有若干遺址和景觀也在1930年的法令中列為受保護遺址和景觀[23]。申遺成功後，雖然沒有出臺針對米迪運河的新的法律文件，但頒布了許多管理章程用於規範運河遺產管理。這些管理規定對運河駁岸、沿線景觀、構建築物、運河工程等方面做了詳實的闡述和規範，使運河的保護管理工作有章可循。作為最早的登陸世界遺產名錄的運河遺產，米迪運河在申報中並未制定專門的保護管理規劃。由於米迪運河流經區域之間統籌協調難度非常大，很難找到一個劃定保護區劃的臨界標準，所以現有的緩衝區的僅限於運河沿線鄉鎮範圍內，以便進行有效管理。緩衝區主要包括三個部分，運河沿線（面積1440平方千米）、運河分支沿線（260平方千米）和引水渠沿線（314平方千米）。米迪運河的永久財產權曾在1666年授予設計師裡蓋及其繼承人，1897年國家將其回購。目前，國家是米迪運河的所有者，而具體的管理、維護和開發運河的活動是由國家和地區兩級管轄機構來進行管理的。國家層面上，法國國家航道管理局負責運河水利工程維修、建造和運河周邊的商業開發，保障河道有關法律法規的施行和內航運輸的組織；國土設施交通整治部主要負責水上交通管理和監督。法國環境部監督保護運河建築和景觀遺產的確定和歸類，文化部及其地區文化事務管理處負責保護和管理已經被列入歷史建築物（Monuments historiques）的運河周邊的市政建設、水利工程和建築工程等。在地區層面，以上各部的下屬單位負責運河保護管理的具體實施工作。[24]米迪運河所在的地方政府不是運河的所用者，所以不對運河的管理負責，不過有些政府會對運河的維修和整治提供部分經費。在展示利用方面，法國米迪運河沿線風景秀麗，在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後眾多遊客慕名而來，據統計遊客人數上漲了20%。同時開闢多種水上遊覽航線，如蘭冠線路（Crown—Bule Line)、行家之旅（Connoisseur)等，還可以選擇不同的遊船甚至可以自駕船遊覽。[25]運河流經地區分布眾多宗教活動遺址，同時也是法國主要的葡萄酒生產區之一，在線路設計上將以上資源合理配置，更加豐富了運河遺產旅遊的文化內涵。
裡多運河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北起渥太華，南至安大略湖畔的金斯頓，全長202千米，是連接大西洋和五大湖區的重要水上通道。裡多運河1826年至1832年由海軍上尉約翰·柏（John By)設計修建，方案引進了當時歐洲先進的雍水系統（Slackwater system)，是19世紀工程技術的奇蹟之一。裡多運河2007年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其主要涵蓋202公裡長的主河道和河工設施，包括74座壩和50座閘，12座橋，33座閘站管理人員住房，以及若干相關考古資源，與運河歷史（軍事）價值相關遺產元素為4座防禦堡壘。[26]根據《裡多運河世界遺產管理規劃》和《裡多運河加拿大國家歷史遺址管理規劃》對運河價值點的論述，裡多運河的突出普遍價值以技術和軍事價值為主，經濟、社會、景觀、生態及其他方面與之共同形成具有層級關係的價值系統[27]。在保護管理的法律層面，裡多運河主要適用《安大略遺產法》、《土地利用地方法規》、《水下及岸線工程政策》、《歷史運河規章》、《紀念物整合清單》、《加拿大環境評估法案》等。這些法律法規主要調整與裡多運河密切相關的本體及文物保護、生態系統管理、土地開發利用等方面，確保運河遺產的可持續發展。1952—1953年裡多運河成為加拿大國家歷史遺址和紀念物，建立遺產保護區，並保證每年1/3運河的資產得到徹底檢查[28]。規劃主要是建立運河遺產長期的、戰略性的保護和管理目標，制定公眾參與的法律政策體系，確保遺產的完整性，指導公共使用的合理性。管理規劃的原則是對歷史資源景觀特徵、航道價值、旅遊和娛樂資源進行保護，提供高品質設施服務以及岸線的開發須尊重歷史和景觀特徵。[29]裡多運河的所有者為加拿大政府，緩衝區內的土地既有公共用地，也有私人用地。加拿大公園管理局負責編制裡多運河遺產的管理規劃、制定長遠的保護計劃，確保遺產的價值得到保護與展示。安大略省負責鄰近遺產的土地保護與利用，通過立法處理土地規劃與文化遺產及周邊環境保護的關係。運河沿線市政府依法有權制定當地的土地利用和發展規劃，保護河岸的完整性和兩岸土地的自然特性。加拿大公園管理局直接參與運河沿線市政府發展規劃和相關政策的制定。[30]在展示利用方面，裡多運河建有專門的運河博物館記錄運河修建的歷程，運河沿線建有風景秀麗的裡多步道（Rideau Trail）和運河公園供人休憩遊玩。此外，裡多運河還是渥太華重要的旅遊資源，春、夏、秋三季均可乘船遊覽，冬季則是著名的滑冰場所。在開展水上旅遊的同時，裡多運河沿線各地還利用豐富的文物遺存，展示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增強運河的參與性和趣味性。
通過對以上三處線性文化遺產的簡要介紹和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世界文化遺產雖然在文化內涵、遺產類型、景觀風格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但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它們在保護管理方面還是有很多共同之處可供借鑑和學習的。首先是在法規規劃方面。雖然以上三處世界文化遺產所在政府並未出臺專項的法律法規進行保護，但依然能從已經頒布的法律中找到相應的保護管理依據，有的還是在法律條文中專門進行了規定。它們的保護規劃在制定的時候，充分考慮了文化遺產的動態發展因素，故基本每隔一段時間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修訂和公示。在管理機構設置方面，基本上是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模式，按照各自職能進行保護管理，同時建立必要的協調溝通機制，鼓勵民眾參與，提高保護管理的質量和效率。在展示利用方面，均根據實際開發出適合該遺產的展示、旅遊、宣傳活動和產品，讓社會大眾在理解認識享受文化遺產的同時，也為遺產所在地和所有人成重要的的經濟收入源。
四、中國大運河保護管理的思考與建議
與其他線性文化遺產相比，成功登陸世界遺產名錄的中國大運河無論是在體量規模上，還是遺產構成和類型方面更加龐大和多元。全長1011千米的中國大運河世界遺產河段和58處遺產點，貫穿8個省市，涉及中央、省市、市縣等多級政府及相關業務部門，其保護管理、溝通協調的難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國大運河南北差異巨大，保存現狀參差不齊，既有地下遺址，又有地上遺址，還有在用遺產，其現狀功能中既有排汙洩洪通道、又有景觀河道，還有交通運輸航道。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張廷皓曾講過，中國大運河是我國47項世界遺產中保護難度最大的。因此，如何做好中國大運河的保護管理工作，讓這處來之不易的世界文化遺產能夠長久的延續下去，成為福澤當今和後代的文化盛宴，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一）制定中國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專門性法規或條例
中國大運河點多線長面廣活態，其保護管理工作涉及的地方和部門眾多，協調溝通難度大，因此非常有必要從中央層面制定一部專門屬於大運河的法規或條例。事實上，作為我國最早登陸世界遺產的線性文化遺產長城，國務院已於2006年通過《長城保護條例》對其進行全面的保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為遺產類型更複雜、保護管理難度更大的中國大運河，也亟需專門的法律來保障，使之成為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行動準則，讓保護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從制度層面上確保大運河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在法律制定中，要充分考慮大運河文化遺產的特點，切實將運河本體、沿線遺址、生態環境、歷史風貌等涉及文化遺產保護的各個方面考慮進去，妥善處理文化遺產保護與水利、航運、南水北調、城鄉建設等工程項目的關係。大運河沿線的各省市人大和政府也要根據自身轄域內的大運河特點制定適合本地區的大運河規章條例。據了解，山東已於2013年出臺了《大運河遺產山東段保護管理辦法》，對管理體制、管理對象、管理職責、管理規劃、公眾參與和違法處理等方面進行了詳盡的規定，成為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法律依據。
（二）加強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行政體系
如前所述，中國大運河遺產的保護管理機構在縱向上根據行政級別實行委託——代理模式，在橫向上則表現為多部門間相互協商，體現了我國行政管理中以縱向分級管理和橫向分部門管理的特點。這種管理模式其溝通處置的效率較低，而且由於權力條塊分割和利益義務交織，很難對大運河進行長期有效合理科學的保護管理。在世界各遺產保護先進國，一般都建立有完善的組織管理體系，專門負責遺產的保護工作。[31]因此，建議國務院成立大運河遺產保護管理的專門性常設機構，由文物、水利、國土、交通、環保等部門聯合組成，制定與大運河遺產相關的管理規劃，建立保護管理指標體系，加強對各地大運河工作的管理監督檢查力度。如有條件，大運河沿線各地也要成立相應的機構。如有難度，按照文化遺產屬地管理的原則，地方政府須切實擔當其轄域內運河的保護管理職責，妥善處理好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各省市與大運河相關的部門按照業務職能在政府的領導下，建立大運河長效溝通協調機制，定期不定期召開大運河保護管理的會議，從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由點帶面的快捷高效的行政體系。
（三）做好大運河遺產價值的挖掘工作
通過8年的大運河申遺工作，關於中國大運河的一些基礎性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尤其是一系列的科研項目、研究專著的問世出版，極大豐富了大運河遺產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各省市縣文物專業部門收集整理了大批大運河基礎性資料，建立了大運河遺產檔案中心或檔案室，有的還進行了電子化處理。不過，對於大運河的研究總的來說，精細化還是不夠。許多研究宏觀上定性的多，微觀上定量的少，描述事實的多，分析解決問題的少，專注於歷史研究的多，工程技術探索的少。事實上，在大運河遺產的很多問題上，我們的理解認識還很不夠，缺乏細緻深入的研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文化內涵、科技水平、施工工藝等方面還知之不多，一些歷史信息存在資料不全甚至是認識錯誤的情況。因此，建議進一步加強大運河遺產的基礎性研究，開展與大運河遺產相關的調查走訪，真正摸清家底，通過資料整理、實地考察、考古發掘等多種手段，切實解決一直以來懸而未決的理論難題。
（四）完善大運河遺產的監測系統建設
目前，大運河遺產監測管理系統已經開始運行，但是大運河沿線監測工作的開展情況參差不齊，還沒用完全發揮出監測管理的作用來。因此，建議加強監測管理系統的制度化建設，使監測工作常態化、規範化。做好監測數據的採集工作，加強各數據提供單位的溝通協調工作，必要時成立各部門聯合的大運河監測預警信息中心，落實專門的部門或人員負責。建立監測管理的應急處置方案，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加大對監測數據的分析整理工作，實現信息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互通共享，將研究成果作為大運河保護管理的決策依據。完善大運河監測預警平臺的公眾開放服務和宣傳展示功能，及時向社會大眾發布運河遺產監測報告，發揮公眾和媒體對大運河保護管理工作的監督功能。此外，還要通過監測系統了解並督導大運河沿線各地的保護管理工作，確保大運河規劃、本體保護、環境治理等工作落到實處。
（五）建立大運河遺產警告制度
中國大運河在申遺成功以後，有些地區對運河的保護管理工作已經出現了不少問題。原先環境整治過的河段重新堆滿垃圾、汙水橫流，一些地方在大運河緩衝區附近開發房地產，破壞了運河沿線的景觀和諧，還有些地方「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對運河實施建設性破壞，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既暴露了大運河保護管理上存在的缺位，也反映了大運河遺產保護制度上的缺失。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並不是登錄以後就高枕無憂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世界遺產有著特殊的保護管理制度，其中一項就是對保護管理不善的世界遺產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甚至除名。因此，有必要建立大運河遺產保護警告制度。對破壞大運河遺產本體及周邊環境、未按照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要求進行違規建設的行為要列入警告名單並限期進行整改，同時追究相關當事人的責任。
（六）適時啟動大運河後續申遺工作
當前，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中國大運河只有1011千米、58處遺產點，其完整性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實際上，中國大運河包括了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合計2700多千米，還有很大部分並沒有成為世界遺產。因此，建議對未列入世界遺產的大運河適時啟動後續申遺工作。按照《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的要求，抓緊時間進行修繕和整治，按照世界遺產的標準做好保護和管理工作。同時，開展經驗交流活動，將申遺成功的好的做法和有益經驗向未列入世界遺產的運河地區傳授和分享，從而早日實現中國大運河全線成為世界遺產的目標。
（七）做好大運河遺產的展示宣傳工作
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之一，大運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對於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很強的示範作用。目前，大運河沿線各地已經建立起了許多運河博物館、運河公園、運河廊道、運河景觀和運河文化設施等，同時還根據實際情況開展運河遊覽，將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機融合，使運河遺產的歷史價值和經濟價值得到了體現。各地的傳媒機構也深入報導宣傳大運河，在社會形成了一股「愛我運河、護我家園」的良好氛圍。在今後大運河展示宣傳方面，建議繼續做好大運河遺產展示設施的建設，實施一批反映運河歷史文化價值的惠民工程，讓市民更多的接觸運河感悟運河保護運河。繼續通過新聞媒體傳播大運河歷史、文化和科技價值，增強運河文化的感染力、凝聚力和親和力。鼓勵和組織各類大運河遺產保護的宣傳活動，擴大運河保護志願者隊伍。適時建立大運河世界遺產保護基金，呼籲全社會參與到大運河保護中來。
[①] 單霽翔：《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初論：突破與壓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2頁。
[②] 陶犁，王立國：《國外線性文化遺產發展歷程及研究進展評析》，《思想戰線》2013年第3期，第108頁。
[③]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Report on the Expert Meeting on Routes as a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Madrid, Spain, November 1994,Pari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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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Internal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Quebec,Canada,2008..
[⑥] Internal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Quebec,Canada,2008.
[⑦] 更多文化線路世界遺產詳見http://whc.unesco.org/en/list/?&type=cultural,2014年8月15日。
[⑧] 單霽翔：《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初論：突破與壓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頁。
[⑨] 單霽翔：《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初論：突破與壓力》，《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3頁。
[⑩] 劉慶餘：《國外線性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經驗借鑑》，《東南文化》2013年第2期，第29頁。
[11] http://whc.unesco.org/en/list/?&type=cultural,2014年8月15日。
[12] 孫燕：《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潛在資源和發展狀況——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近期研究成果》，《南方建築》2011年第5期，第22頁。
[13] 俞孔堅、奚雪松、李迪華、李海龍、劉柯：《中國國家線性文化遺產網絡構建》，《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第13頁。
[14] 代宗宇：《南宋水運業的經營》，浙江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
[15] 《中國文化報—大運河文化專刊》，2014年8月14日第13版。
[16] http://www.sach.gov.cn/art/2014/6/22/art_722_92137.html，2014年8月10日。
[17] 《中國文化報—大運河文化專刊》，2014年8月14日第14版。
[18]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大運河遺產管理規劃》，2013年第62-68頁。
[19] http://baike.baidu.com/view/76823.htm?fr=aladdin，2014年7月21日。
[20] 楊麗霞：《英國世界遺產地哈德良長城保護管理的啟示——兼議大運河申遺及保護管理》，《華中建築》2010年第3期，第171頁。
[21] 張杰、呂舟：《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城鎮經濟發展》，同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5-231頁。
[22] 萬婷婷、王元：《法國米迪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解析——兼論中國大運河申遺與保護管理的幾點建議》，《中國名城》2011年第7期，第54頁。
[23] 於冰：《法國米迪運河考察記》，《中國文化遺產》2009年第31期，第109-110頁。
[24] 萬婷婷，王元：《法國米迪運河遺產保護管理解析——兼論中國大運河申遺與保護管理的幾點建議》，《中國名城》2011年第7期，第55頁。
[25] 李博：《法國路易十四王朝的榮耀——米迪運河》，《中國文化遺產》2006年第1期，第59頁。
[26] 周珊：《加拿大裡多運河的保護》，《城市時代，協同規劃——2013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
[27] 陳怡：《加拿大裡多運河申遺研究——兼議其對中國大運河申遺的借鑑》，《建築史》2009年第2期，第172頁。
[28] 劉伯英：《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的工業遺產》，《工業建築》2014年第1期，第184頁。
[29] 周珊：《加拿大裡多運河的保護》，《城市時代，協同規劃——2013年中國城市規劃年會論文集》。
[30] 張廣漢：《加拿大裡多運河的保護與管理》，《中國名城》2008年第1期，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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