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的政治影響

文獻來源：Farrell, Henry. &34;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 (2012)，pp. 35-52.

作者簡介：Henry Farrell，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系教授，2019年 Friedrich Schiedel政治與技術獎得主。主要研究領域為網際網路政治、民主問題以及國際和比較政治經濟學。他的理論旨在更好地理解快速技術變革帶來的政治影響。除此之外，Farrell還經常為美國和英國的主要報紙撰稿，為公眾話語做出貢獻。

Henry Farrell

摘要

政治學界已逐漸承認網際網路對政治的重要性。關注網際網路在降低交易成本、同質排序、偏好偽裝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影響，成為網際網路研究最有前景的方向。這對學者們理清相關因果關係，理解網際網路是否加劇了美國政治極化以及是否推動了阿拉伯之春運動有著積極意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網際網路已越來越成為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這種方式研究網際網路的學者逐漸減少。然而，將網際網路的影響與當前的政治辯論相結合，並充分利用網際網路所能提供的廣博數據，仍需要對這些因果論證和潛在機制保持關注。

一、導論

政治學研究者無疑可以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網際網路研究做出獨特的貢獻：網際網路是否加劇了政治極化？網際網路是增強了公民還是政治精英的權力？網際網路能否促進民主？然而，政治學界較晚才關注到網際網路的政治影響，並以定性和定量兩種方式探究二者的關係。

那麼，政治學研究者應該如何研究網際網路？如今看來，我們不應將網際網路作為抽象的整體，而應將其分解為種種現象，回答具體的問題。例如：探討基於網際網路的何種技術將會鼓勵或阻礙何種行為；將網際網路與其他通訊手段的影響進行比較，探討二者間的互動等等。

本文持這樣一種觀點，我們應停止將&34;視為一個特定的名稱，反之，應視之為一組原則上彼此分離的機制。在網際網路越來越融入日常政治活動的今天，這將有助於我們系統地思考其為政治帶來的變化。藉助網際網路的龐大數據對人際交流的捕獲，我們史無前例地可以對非正式交流、不同群體間思想的傳播以及傳播背後的網絡結構等問題進行觀察和推斷。

二、圍繞網際網路與政治的論爭

圍繞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的論爭起源於政治家之間和法學界中，而非政治學界。有觀點認為網際網路不受物理主權的約束，因而不適於傳統法律的管理（Johnson & Post，1995）。另外，雖然有學者認為網際網路為個人提供了另一種面對國家行動的機會（Froomkin，1997），但也有觀點認為其並未對國家主權提出任何挑戰（Goldsmith，1998），甚至能夠強化獨裁政權（Kalathil & Boas，2003）。從社會層面而言，一些作者認為網際網路帶來的個性化信息接觸將削弱社會的凝聚力（Negroponte，1995），可能導致政治極化和極端主義（DiMaggio et al. 2001）。

隨著美國政客開始利用網際網路進行競選活動，美國的政治學家開始對網際網路，尤其是社交媒體更加關注（Johnson，2005），並認為歐巴馬的當選得益於傳統競選方式與在線方式的成功結合（Wilcox，2008）。另一方面，Putnam和Skocpol開始關注美國政治中公民參與衰敗的問題，並順帶談及網際網路起到的作用（Putnam，2001）；Norris則擔心數字鴻溝將帶來政治參與的嚴重不平等（Norris，2001）。但也有學者強調，在發達的民主國家中，網際網路新媒體以極低的成本使大量的人際交流成為可能（Boas，2005），這也許意味著精英政治的落幕和公共辯論的民主化。但新媒體受眾間同樣存在著嚴重不平等，政治精英的博客顯然博得更多關注（Farrell & Drezner，2008），且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也日漸融合（Hindman，2010）。即便如此，博客等媒體的新特性仍被一些學者認為值得關注（Benkler & Shaw，2010）。

隨著網際網路不再新穎，人們對其民主影響的普遍話討論發展為了更具體的研究：網際網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以何種方式塑造政治知識、政治參與、政治態度等（Gibson et al. 2010）。不斷進步的數據技術也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帶來了更豐富的成果（如Hindman，2010；Shapiro，2010；Lawrence，2010等）。雖然這些量化研究未能為確切的因果關係提供支持，但確有助於消除未經證實的推論。

三、識別因果機制

儘管社會科學家理解網際網路的努力取得了進展，但對公共討論的影響十分有限。就網際網路是否有利於民主這一問題而言，學術界並未形成具體理論。這就使得持不同觀點的人可以將問題指向完全不同的兩種關係。即便在廣義上持相同觀點的人，在具體問題上也可能存在顯著差異。例如，那些認為網際網路有助於通過集體行動推進民主的人，在自主非民主國家網絡民主活動人士時可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這將會使網際網路政治化，加大非民主政府對網際網路封鎖的可能（Shirky，2011）。

可見，假設新技術和政治結果之間存在簡單因果關係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因此，與其對因果關係做出假設或進行複雜化的預測，不如關注各種影響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的具體機制。換句話說，我們應以&34;而非&34;作為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研究的目標。這種基於機制的解釋儘管不夠簡潔明了，卻可以通過識別和區分不同的作用模式，為最終繪製因果關係圖式提供幫助，適合作為探索宏觀規律的第一步。

以三組因果機制來梳理和概括現有文獻似乎是可行的：

1. 網際網路降低集體行動成本造成政治影響的機制——網際網路降低行動的交易成本，提供了更多的行動手段。這將使行動者更易追求其目標，造成更多政治行動（Shirky，2009）。但這一作用的長期後果可能是促進參與者廉價、無效且浮誇的政治行動（如上網打嘴炮），而非昂貴和高風險的集體行動（Morozov，2011）。換言之，網際網路有利於建立&34;，而不是作為集體行動基石的&34;（Gladwell，2010）。

2. 網際網路通過同質排序造成政治影響的機制——網際網路使具有相似偏好和觀點的人更有可能發現彼此並聚集，這種同質性似乎是集體行動的重要前兆。然而同質性也會加固不同群體間的邊界，改變社會認識的分布，加固既有信念，使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更為困難（Page，2008）。

3. 網際網路通過降低偏好偽裝造的成政治影響——虛擬環境大大減少了個人隱藏真實偏好的動機，刺激公眾表達。這在非民主國家或許會有更顯著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並非網際網路造成政治影響的所有機制，這些機制之間也會相互作用。因此，破解這些機制的運行方式是理解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的關鍵。本文隨後將以網際網路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以及網際網路在政治極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這兩個熱門議題來分析這些機制的作用。

四、網際網路是否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

美國政治左與右分化的日趨加劇成為了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研究中的重要辯題。一方認為，網際網路使公民只願與分享同樣觀點的人討論，減少持不同觀點人群的接觸，從而使他們更可能持較為極端的立場（Sunstein，2002）。也有證據表明，在博客和推特中，網際網路內容創作者傾向於同相同立場的同行聚集（Hagittai，2008）。然而，現有證據似乎僅證明了&34;而未證明&34;，上述研究中也發現群體間對話的大量存在，儘管這更多的表現為挑事而非說服。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政治極化（選舉人團投票分布）

線上政治信息的變化也呈現出相似特點：網際網路賦予受眾較大的選擇自主性，使得對政治無興趣的人更少接觸政治信息（Prior，2007），而持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則更少接觸其他立場的政治信息（Lawrence et al. 2010)。然而基於大樣本的研究卻發現，網際網路至少比線下人際交流更容易使人們接觸導不同觀點（Gentzkow & Shapiro，2010）。

這些碎片化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有廣大的人口暴露在更多樣的信息環境之下，另一方面則有部分群體不斷選擇接觸各自信仰黨派的信息。儘管後者人數遠少於前者，卻也更有可能參與政治並產生影響。要探究這兩種接觸各有何種影響並不容易，思考其是否有利於民主也同樣面臨矛盾：例如，有學者發現，美國人的跨界社會接觸越多，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越小（Mutz，2006），而跨群體討論和政治參與都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政治極化（公民投票分布）

偏好偽裝與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跨界社會接觸越多，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越小——個人若持圈子內的少數派觀點，則更可能掩飾偏好以避免摩擦。網際網路對於偏好偽裝的作用同樣面臨來自不同視角的爭議。一方面，網際網路的確有助於少數群體找到組織，降低其表達少數派觀點的成本；另一方面，網際網路對個人信息的保存和追蹤，也增加了某些不受歡迎政治行動的潛在成本。

對政治極化與網際網路關係的研究表明，網際網路至少促進了有強烈政治意識和黨派傾向者的同質化，但這是否導致不同黨派者之間關係的破裂以及其各自走向極端化，仍未可知。相反，對於更普遍的民眾而言，網際網路更多地與接觸不同觀點相關。儘管黨派內部的同質化能夠促成其團隊更高水平的集體行動，但同時網際網路所帶來的其他變化的影響（如偏好偽裝）也許同樣重要。這一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實驗研究來推進。

五、 網際網路是否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作用？

網際網路增加了自由、促進了民主——這雖是公眾人物缺乏根據的論斷，但也絕非荒謬。證據之一就是威權政體往往試圖控制信息傳播。有數據表明網際網路的接入和民主存在相關性，但這或許並不是因為網際網路促進了民主，而是民主國家本就有更多的網際網路接入。然而，網際網路似乎比想像中更容易遭到審查（Albert，2000），因此學者們將研究的重點從網際網路對審查的抵制轉向網際網路對民主化的推動作用，如阿拉伯世界中的網際網路與民主（Howard，2010）。

網際網路在「阿拉伯之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涉及一種微觀層面的討論，即網際網路是否提供了為社會運動賦權的工具。Diamond認為，即便存在網絡審查，網際網路仍然為公民提供了揭露、表達和監督的機會（Diamond，2010）。而另一種聲音則認為網際網路並非僅為民主運動者所用（Deibert & Rohozinski，2010），網際網路控制正在超越技術手段，而發展為更微妙的、旨在破壞異見者網絡的社會工程（Morozov，2011）。回到民主運動的問題中，儘管網際網路常被描述為一個關鍵促進因素，但學界仍缺乏決定性的定量和定性研究證據，問題複雜性可見一斑。

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和地區

Howard & Hussain（2011）發現，擁有大量Facebook用戶的突尼西亞和網際網路用戶極多的埃及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抗爭。他們認為移動網際網路為本就存在的不滿創造了表達和行動的機會。Lynch則更謹慎地對此做出解釋，認為想要從二者的相關性中得出因果關係是極為困難的（lynch，2011）。儘管有一系列證據表明網際網路降低了集體行動的成本，我們仍無法斷言網際網路相比於傳統政治結構而言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網際網路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媒體和傳統組織方式的存在為前提的。另一方面，即便網際網路媒體推動了這場足以顛覆威權政權的運動，它也未必能夠在廢墟上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阿拉伯廣場上並未誕生可靠的政黨，相比之下，基於傳統組織方式的穆斯林兄弟會則更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分配中發揮主導作用。

此外，網際網路對偏好偽裝的影響也在運動中發揮著作用，這一作用在原本高度封閉的突尼西亞社會顯得更為突出。而在埃及，網際網路通過使線下的高成本（冒著被逮捕、審查風險）信息在線上得以呈現，使得大家在反對政府的信號看起來更為可信（有證據表明成本越高的信號越可信）。畢竟&34;歷來是抗議中政府與抗議者的必爭之地。

相比之下，網際網路通過作用於同質性而產生影響的證據則較少。有證據表明，政權反對者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異質性。但這至少有助於打破西方觀察者&34;這類成見。

六、結論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本文發表於2012年），網際網路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將越來越重要，但可以預見的是，專門研究網際網路和政治關係的學者將越來越少。這不意味著大家對此二者失去興趣，反而意味著網際網路技術與日常政治的融合將更加緊密。隨著網際網路逐漸失去其新穎和特殊性，整體研究將不合時宜。將圍繞網際網路整體作用的爭論拆分為具體的假設和論點，將更有利於以經驗證據推進這一議題的研究。這會將這一學術討論引向新的語境：網際網路既無處不在，又無處可覓，因此已是理所當然。

這種學術範式的意義在於，它可以使學者最大化地利用網際網路大數據所提供的巨大機會（當然也是巨大的挑戰）去做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研究，例如基於經驗證據去尋找關於集體行動、政治極化、偏好偽裝的機制。這不僅要求社會科學家們掌握更多技術，也需要更為複雜的理論——這就要求計算社會科學與理論創新的對話時刻進行。如果關於網際網路政治影響的討論有助於完善現有知識體系，並為更廣泛地討論鋪平道路，那麼這一工作就需要被完成，甚至應做得更多。

編譯：殷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