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先生解放前任浙江大學校長十三年（1936~1949年），在那烽火狼煙的抗戰年代，他把這所「流亡大學」創辦成「東方劍橋」，為新中國培育和儲備了大批人才，已經有過不少的報導。他又曾在中央研究院創建氣象研究所，開拓東亞季風和物候學的研究，為新中國的氣象科學事業培養了大批精英和骨幹。組建新中國國家氣象局的涂長望、盧鋈，都曾在浙江大學任教。領導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榮獲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獎的葉篤正院士，也曾是浙江大學的研究生。竺可楨先生作為我國氣象、氣候事業的奠基人，受到了國內外氣象學界的推崇。他在70高齡的晚年著述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仍然是研究全球氣候變化的經典之作，膾炙人口。
竺可楨先生在杭州解放的前夕，由於浙江大學學生地下黨組織的營救，傳奇式地離開學校，擺脫了劫持去臺灣的危險，北上參加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並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籌建中國科學院的初期，他從浙江大學調進師生近50人，包括原理學院院長貝時璋，原農學院院長蔡邦華、原物理系主任王淦昌和一批青年講師、助教。他們來科學院先後參加了20多個研究所的籌建。同時，王宗甄、許良英、過興先、施雅風等一大批黨員科學家先後擔任院軍管、組建工作的骨幹。
他在引領氣象學研究和組建中國科學院的豐功偉績，在《竺可楨全集》和許多紀念文獻中，多有記載，毋庸贅述。本文試就竺可楨先生在開拓資源環境研究領域、應對國家建設重大戰略需求、倡導區域可持續發展理念方面的三大建樹，作一些概括的介紹。但由於水平和知識的局限，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拋磚引玉，就正於科學界的領導和專家。
組織多項綜合考察
建院初期，竺可楨副院長兼任生物、地學部主任，組建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20世紀50年代初，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摸清家底、掌握國情、把握第一手科學資料，是新中國建設的先行基礎性科學任務。綜考會凝聚全國高等院校和產業部門專家學者的智慧和力量，團結協作，並得到前蘇聯專家的支持，先後組建了治沙隊、黑龍江隊、新疆隊、青藏隊、南方隊和西南隊等10多個大型考察隊。對全國960萬平方公裡廣袤的國土，進行全面有序的調查研究。竺可楨先生親自參加黃土高原的野外考察。在治沙隊赴寧夏野外考察時，險遭車禍。他在綜考會的領導工作，後來由土壤學家馬溶之院士、孫鴻烈副院長繼任，竺可楨先生一貫提倡學習徐霞客的精神，腳踏實地，求真務實！
在考察隊前期工作的基礎上，這些考察隊逐步轉型為專業研究所或定位試驗或工作檯站。例如，治沙隊後來在蘭州建所，在寧夏沙包頭建試驗站，成為國際知名的荒漠化試驗研究基地。青藏隊在蘭州設置高原氣候與冰川凍土等研究所，近年來又組建青藏高原研究所，對高原隆起、冰雪資源、大氣環流、凍土工程……諸多新領域，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又如黑龍江隊為三江平原的農墾開發，為黑土糧倉的建設，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後來在瀋陽設置了生態農業研究所，在長春設置了東北農業與溼地研究所，成為我國溼地保護研究的主力軍。南方隊在江西留下的千煙洲試驗站，被評為全球百佳生態試驗站之一。現在，中國科學院遍布全國的近30個試驗臺站，已成為我國長期、定位觀測的生態網絡的組成部分。大部分是由當年綜合考察活動播撒的種子。經過幾代科技工作者的執著呵護，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造福一方。為近五十年來，全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為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科學基礎。
組織編撰國家大地圖集
周恩來總理在20世紀50年代，親自主持制訂《全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大地圖集列為第四項重大專項，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測繪總局共同負責。竺可楨先生任主任委員，約請全國地學、生物學、經濟學、地圖學專家近50人，組成陣營強大的編纂委員會。策劃包括普通、自然、人口、農業、歷史等五捲地圖集出版。指定黃秉維、周立三、譚其驤院士等分別擔任主編。竺可楨先生親自為編輯部的青年培訓班講課，為國家大地圖集寫序。鼓勵大家，繼承祖國地圖學的光榮傳統，再鑄輝煌。當前蘇聯專家提出一個越俎代庖的方案，要與中國合編中國的國家地圖集時，周總理和竺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指示我們：既要認真幫助蘇聯編圖，更要加緊加快自己的設計試驗工作，爭取中國國家大地圖集早日出版，為國爭光！
國家大地圖集是以地圖的語言，全面綜合反映新中國測繪、地學與生態、農業、人口諸多科學領域的成就，集成度比較高。對我國資源、環境初步實現定位、定量與標準化、規範化的描述。以自然地圖集為例，其中推出了新構造、第四紀地質平原地貌、海洋圖組等20多種新興學科的開拓性代表作；同時又覆蓋了大氣、海洋和陸地各圈層的研究進展。除了實地考察的典型區域詳圖之外，還有大量歷史變遷的分析圖和全國區劃圖。可以說，它是對當年自然資源與地理環境的科學積累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又是對區域分異規律與時空演化過程研究的初步總結。同時作為一項科學工程，它掀起了全國20多個省區編制地圖集的高潮；帶動了造紙、色標、照相排字、薄膜刻圖、組合圖例等製圖工藝流程中八項重大技術革新，提高了我國地圖生產技術水平。國家大地圖集的內部版只分發到軍級以上幹部，後來中英文版則在國內外公開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大地圖集，先後分別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一、二等獎。國際地圖學協會（ICA）頒發了兩項最高榮譽獎。國家與區域地圖集專業委員會來北京召開了兩次現場展覽及學術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大地圖集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
組織開展自然區劃
自然區劃列為新中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第一項任務。竺可楨先生任中國自然區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凝聚全國地學和生物學家近50人。金善寶、錢崇澍、伍獻文、曾承奎、吳徵鎰、鄭作新、黃汲清、張文佑、馬溶之、侯學煜、張寶堃等老一輩科學先驅們都大力支持、積極參加，陣營非常強大。同時還聘請前蘇聯科學院A·A·格裡哥裡也夫副院長、柯夫達通訊院士和薩莫依洛夫教授等來華指導工作。先後歷時十年，編制了氣候、地貌、土壤、植物、動物、地下水和綜合自然共7種全國1∶400萬區劃圖件，完成了相關的7部專著。並促進了全國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資源等1∶100萬~1∶400萬專題類型地圖的編制。當時這都是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科學成就。
氣候區劃是各種自然區劃的基礎。竺可楨先生是中國氣候區劃的奠基人。他對中國境內氣候地帶的劃分做過長期的深刻的研究。在新中國的自然區劃工作中，對熱帶、亞熱帶、溫帶的界定和劃分又進行了精確、細緻的論證和研究。例如，亞熱帶的南界，曾經引發了許多專家的議論：北亞熱帶是否達到北京？前蘇聯專家也有不同的意見。溫帶荒漠和青藏高寒荒漠的劃分，是否體現了全球性與地區性的統一？竺可楨先生最後都深思熟慮，逐一釐定。他每星期五抽出時間來北郊917大樓辦公，參與自然區劃的各種方案的討論會。同時還指派周迋儒、施雅風和我，從北向南，從山東半島到雷州半島，步行穿越大別山、雪峰山、南嶺、十萬大山，實地勘察區劃分界線的具體部位：究竟分界線應該是在山頂還是山麓？在南麓還是在北麓？景觀生態是否與積溫指標吻合？分界線是條帶狀還是斑點式漸變的？逐一提交報告作出界定。當時他還曾派出另一支小分隊經蘭州去拉薩，回到北京向竺先生匯報，他嚴肅地批評說：「你們看的內容，在外國人的書本中都見到了，沒有什麼新的發現。」當即宣布小分隊解散。竺先生嚴謹、認真的學風，給予我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新的自然區劃很快應用於指導制訂農業生產區劃。竺先生1964年發表了《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綜合考慮農業生產條件，深入分析光照、溫度和水分等因素。侯學煜院士向中央提交了大農業區劃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批示分發給全國黨政幹部，作為學習資料，農業部從而在全國設置各級農業區劃辦公室。從中學到大學，也紛紛把新區劃方案列入教材。
無論類型區劃還是地域區劃，都是從全球觀點著眼，研究地區差異、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科學方法。從自然資源與地理環境的多樣性中加以簡約提煉出來，反映客觀的時空演化規律，從而為科學地制定總體規劃和宏觀調控的對策服務，做到因地制宜。可以說，區劃是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五個統籌的一項最基礎的工作。通過自然區劃工作，在全球地帶性的基礎上，加深對本土化知識對我國區域分異的過程和影響，當時在學術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識。在農、林、牧、副、漁生產布局中，發揮了宏觀調控的指導作用，是眾所周知的。
竺可楨先生當年擔任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分管生物、地學領域，其貢獻遠不只上述的三大建樹。但我們能從他對這三大建樹的回顧中明白，如何繼承對地球系統科學理論方法的經典研究模式、如何開拓創新，他都作出了示範、樹立了楷模。他平時經常督促青年地學工作者要加強、加深數、理、化的科學基本功。他在病中還親自給我寫信，勉勵我們加速製圖自動化的研製。我們就是遵循他的鼓勵和鞭策，把遙感作為物理手段，以信息系統作為數學方法，來加速地球科學的信息化，並以此作為服務現代化的切入點。
通過綜合考察、大地圖集編纂和自然區劃等重大國家任務半個世紀的磨鍊，無論老、中、青幹部，多學科的綜合能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從團隊式的野外實地勘察、定位的觀測分析、綜合分析製圖的實踐中，對研究地區有了比較全面的感性認識，也加深了對當地人民疾苦的了解，堅定了為科學獻身的決心，出生入死、櫛風沐雨，為開發中國西部、振興東北的戰略，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竺可楨先生在學術組織工作中的大家風範，人格魅力，海納江河的博大胸懷，凝聚全國產學研的人力資源和智慧，大協作，大團結，更是我們永遠應該學習的榜樣，又是非常難以達到的精神境界。在今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特別是國家科研機構，怎樣打破學院式的工作模式，走出急功近利，人自為戰，零金碎玉，滿足於小學科、小部門的一點貢獻，沾沾自喜，甚至計較個人獲獎名次，不敢勇挑重擔，不善於從國家戰略需求，凝鍊創新目標，帶動多學科高度集成的系統工程，對照竺先生的引導和示範工作，更是深感汗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