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第一年。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數據顯示，在2013~2017年汙染物排放大幅減少的情況下，2018年重汙染天氣的汙染物濃度峰值確有改善。
「現在這個階段，重汙染的濃度下降幅度還沒有達到老百姓憑眼睛能夠看出非常明顯的變化。」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教授表示。
他研究分析，在強化減排、節能和深度能源結構調整情景下，全國有望在2035年實現PM2.5達標。
對抗霧霾仍需藉助風力
「目前我們的減排程度還不足以擺脫氣象條件對汙染物濃度的影響。」賀克斌表示，這也是為何有人對今冬的感受是霧霾又回來了。
在2018年12月27日召開的「2018中國藍天觀察論壇」上，賀克斌介紹，基於地面觀測的數據顯示，2013~2017年，主要汙染物PM2.5、PM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年均濃度分別大幅下降了35%、23%、23%、49% 和3%；基於地面監測和衛星遙感觀測的PM2.5濃度數據均顯示，2013~2017年全國及重點地區的PM2.5濃度和汙染天數(日均濃度>75微克/立方米)都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對於過去5年的成果，賀克斌分析認為，減排貢獻了三分之二左右，而氣象條件貢獻了約三分之一。
對於2018~2019年採暖季的霧霾現象，賀克斌認為，供暖會使地面的排放上升30%左右，而這段時間內規律性的氣象條件使其擴散消納汙染物的能力下降30%左右，一升一降使秋冬季汙染控制顯得比較困難。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規劃部副主任雷宇介紹，我國的《環境空氣品質標準》涉及6種汙染物，其中對空氣品質超標影響最大的還是PM2.5，雖然這幾年改善的情況很明顯，但是到2017年為止，仍然有三分之二的城市PM2.5超標，2018年仍有60%左右的城市超標。
此外，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數據顯示，2013~2017年，臭氧濃度持續增高。「2018年增高的幅度比2017年有所減緩。」雷宇介紹。臭氧作為一種主要的空氣汙染物會危害人體健康和陸地生態系統。在我國城市地區，夏季臭氧經常成為首要大氣汙染物。
不過，賀克斌和雷宇都對我國的大氣汙染治理進展表示樂觀。根據他們的研究分析，2035年左右，我國全部城市有可能實現PM2.5達到國家空氣品質二級標準35微克/立方米。
2035年城市PM2.5有望達標
PM2.5濃度能否達標是打贏「藍天保衛戰」的一個重要指標。2018年7月印發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2.5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品質優良天數比率達到80%，重度及以上汙染天數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
而要達到空氣品質指數優、良級別，PM2.5的24小時平均濃度不能超過75微克/立方米。
「京津冀現在PM2.5年均濃度是77微克/立方米，長三角是53微克/立方米，珠三角是39微克/立方米。」賀克斌介紹，從「十三五」開始，用三個5年計劃時間，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依次達標，2030年到2035年之間，全國有可能達到35微克/立方米的國家空氣品質二級標準。
雷宇對這一推論表示認同。「2015年到2018年的數據顯示，全國222個超標城市的PM2.5濃度下降幅度已經達到20%，基本上可以判斷『十三五』規劃的PM2.5的5年目標，在3年之內已經完成了。這個速度比我們預期更快。」
但這一目標的實現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汙染物減排和大氣汙染防治的力度能夠維持在和現在相當的基礎上。」雷宇表示。
賀克斌則認為，PM2.5要達到35微克/立方米的目標，4種主要汙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VOC的排放量必須在2015年的基礎上下降60%~70%。
「現有的環保政策可使部分重點城市PM2.5濃度在2030年達標，如果採取大幅度強化末端控制，例如電廠全部做到超低排放，機動車把全世界先進末端控制技術全部做到，大約三分之二的城市能夠達標；只有當能源結構進行深度調整後，所有城市才有可能都達標，且有近6成的城市可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過渡期二級標準——年均濃度低於25微克/立方米。」賀克斌表示。
但這距離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指導值——10微克/立方米仍有差距。
賀克斌和雷宇都認為，和美國、歐盟相比，我國汙染物的絕對排放量仍然處在比較高的位置。
「2017年，中國338個城市的平均PM2.5濃度是43微克/立方米，歐洲28國2015年的平均PM2.5濃度大概是15微克/立方米。」雷宇介紹。
「中國、美國和歐盟28國總面積相近，汙染物每平方公裡的排放量我們可能是他們的兩倍到五倍，東部地區可能不止兩倍到五倍，很多地方還會更高。」賀克斌表示，未來的工作主要要圍繞這一挑戰來做。
結構性汙染仍舊突出
賀克斌認為，目前我國面臨的結構性汙染仍然突出，包括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及不合理的產業布局、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產業結構及大量散煤採暖的方式、以公路運輸為主(84.4%)的交通結構。《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針對三個領域的調整都提出了具體的目標。
在產業布局方面，生態環境部多位官員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為例，重點行業中，鋼鐵佔了全國43%，焦炭佔了全國47%，電解鋁佔了38%，平板玻璃佔了33%，水泥佔了19%，原油加工量佔了26%，原料藥佔了60%，農藥佔了40%。
在賀克斌看來，產業結構調整很難靠轉移來解決。「2013~2017年74個重點城市PM2.5年均濃度下降了25微克/立方米，重大減排工程、能源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各自貢獻了10、6.8和4.2微克/立方米，分別佔40%、27%和17%。」賀克斌介紹，17%主要是淘汰了一批「小散汙染」企業，沒有全國大規模轉移。歷史上美國將自己65%的高汙染產能轉移到國外，日本達到了203%(包括轉移後擴大再生產)，我國沒有這樣的機會，主要還是做產業結構優化調整。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表示，大家都不能把工業淘汰出去，肯定要有承接的地方，希望承接城市要特別清醒，對比如工業鍋爐設立清晰的治理標準。他特別關注逆轉型，從調研中發現一些城市已經在這麼做了。
由於自然稟賦限制，煤炭一直是我國的主要能源。早在多年前，我國就開始推行能源結構改革、擴大清潔能源使用比例。姜克雋對未來的能源轉型非常樂觀。他通過模型計算推斷，到2050年，能源結構調整有望讓我國PM2.5濃度下降到15微克/立方米。
但交通部規劃研究院環境資源所所長徐洪磊對交通結構的改變卻不那麼樂觀。
「在客運領域，隨著高鐵的發展和電動化汽車技術不斷進步，已經逐步朝著一個很清潔的方向發展，形成一個政府和市場相對良性的互動進程，但是貨運恰恰相反。」徐洪磊表示，2008~2017年，公路貨運量佔比由74%上升至78%，鐵路由13.2%下降至7.8%。
在機動車汙染中，汙染物排放量更大的是柴油貨車。「全國有柴油貨車1690.9萬輛，佔汽車保有量的7.8%。主要是營運車輛汙染排放量比較高。排放的氮氧化物、顆粒物分別佔全國汽車排放量的57.3%、77.8%。」徐洪磊介紹。
雖然，天津港自2017年5月起不再接收公路運輸煤炭，河北環渤海港口10月起不再接收柴油貨車集疏港煤炭，使得天津港每年可減少運煤貨車200萬輛次，由北京延慶進京的運煤車輛日均下降至3100輛左右，同比減少50%以上。
「有些監測表明，河北邯鄲、河南安陽、山東日照等地區，運煤車數量是上升的，從路網結構數據中發現貨車是繞著跑的。」徐洪磊介紹。
「京津冀地區鐵礦石疏港90%以上依靠公路運輸，鐵路不到10%。2017年我國鋼鐵產量8.3億噸，基本上都是依靠公路運輸。」徐洪磊表示，有些鋼鐵企業不在鐵路沿線，有些大型港口如上海洋山港沒有鐵路接入。
徐洪磊認為，要改變這一現狀、實現《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提出的交通結構轉型的目標，近期需要針對大宗貨物運輸，採取行政管制與財政補貼，取得實效；中遠期需要基礎設施完善、財稅政策配套、鐵路市場化改革，重點發展貨櫃多式聯運；同時交通運輸結構要隨著產業布局的調整做調整，要建立長效機制，還需要更多的市場手段、讓企業自主選擇。
政策需要更加精細化
被稱為「藍天2.0」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從以前的末端治理更多轉向結構調整和源頭治理。但不管是政府官員、科學家，還是環境治理行業人士、NGO組織，都認為現在大氣汙染治理的精細化程度還是遠遠不夠。
「大城市總是說，我們把該做的都做了，明年應該做什麼？」賀克斌則質疑：「是不是真的做了，有沒有監管漏洞？」比如，「從1990年到2017年，幾乎所有的汙染物從2005年開始陸陸續續下降，但二氧化碳和VOC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直是穩中有波動、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過程。以現有的技術，柴油車減排量是否達到了技術允許的量？」大部分VOCs本身具有較強毒性，同時還是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體物。二氧化碳則被認為是溫室效應的主要元兇。
雷宇則表示，在「大氣十條」時期，工業鍋爐汙染治理向前了一大步，但是全國20餘萬臺工業窯爐治理很少，工業窯爐的標準20年沒有修訂過，這方面的監管和技術都很薄弱，「下一步要從技術層面首先識別更多該做而沒有做的。」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中國區總監付璐呼籲，城市應儘快出臺自己的《大氣環境質量限期達標規劃》。「城市應該往長遠看，想什麼時候達標，如果要達標該做什麼，花多少錢花多少時間，而不是中央政府給自己下階段性的改善目標。城市應該怎麼做，第一步定目標要達標，第二步要看這個城市的汙染源是什麼。目前國內有40個城市公開了源清單，但還有很多城市不清楚自己的排放源在哪裡，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取決於每個城市自己的特點、經濟能力、治理水平，和工作規劃以及公眾呼聲。這樣的達標規劃，至少每三年到五年評估一次，看看哪些做得好，只有經過不斷的評估、調整達標計劃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城市空氣治理好。」付璐表示。
付璐建議，應思考基於成本有效的減排策略，煤改氣煤改電現在老百姓遇到經濟負擔問題、地方財政也擔心補貼壓力過大，結構調整也面臨經濟成本的增加。「以平板玻璃行業為例，美國環保署就該行業氮氧化物減排，提供了不同技術成本的有效性和成本的詳盡表格。中國城市做達標規劃時，應該應用類似的成本有效性分析，核算各種政策措施的成本是多少，能帶來的效益是多少，從而選取最划算的政策組合。」
付璐建議，中國的企業要形成自主守法，才有可能實現減排的效果，這不僅需要政府發揮作用，NGO和公眾都應該參與進來。
（文章來源：中國經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