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是人類的宿命嗎?有沒有開掛的科技,幫我們避免下一次的新冠?

人類醫學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與疾病鬥爭的歷史，無論是抗生素髮明之前佔主導地位的傳染病，還是近幾十年來逐漸佔據主導地位的非傳染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由於不良的生活習慣導致的慢性病。

漢代著名的醫家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記載：

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

可以說，《傷寒雜病論》的產生向我們生動的闡釋了：推動人類醫學發展的源動力實際上就是新的疾病的出現，醫學的進步永遠是落後於疾病的產生的[1]。

因此，不存在一種能夠未卜先知的科學技術幫助我們抵抗新發的疾病，包括類似新冠這樣的破壞性較大的傳染病。

「實踐出真知」，面對突發的未知的疾病，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從已有的疾病防控經驗中汲取教訓，將損失減到最低。

在離我們最近的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代表著全世界最先進醫療技術的美國及歐洲控制得相當失敗，而醫療水平相對落後的中國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思考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要打贏一場傳染病的防控戰役，只依賴先進的醫療技術，或者說醫務人員單方面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要有一種制度，能夠協調社會各個階層，並最大限度地將他們的力量團結起來。

所謂「以史為鑑，可以正衣冠」，中國抗擊疫情模式的成功並非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究其歷史源頭，就不能不提起建國初期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

在建國初期，由於長時間的戰亂以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我國的衛生狀況十分惡劣。各種烈性傳染病如鼠疫、霍亂、天花，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的傳播極為廣泛，幾乎每年都有大的疫情爆發。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全國人口的發病數為1400萬，死亡率為千分之30[2]。惡劣的衛生狀況造成了人口的銳減、村莊的毀滅、生產的破壞和人民群眾正常生活受到的嚴重衝擊[3]。與此同時，解放前由於國民黨政府及其不重視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衛生服務能力極其低下。據1949年統計「全國中西醫專業技術人員505040人，同期總人口數為54167萬人，衛生技術人員在人群中的密度僅為千分之0.92。全國僅有醫院2600所，病床數80000張，每千人口僅0.15張病床。」

此外，1952年初，韓戰期間，美國挑起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從1952年1月份開始，美國出動戰機向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陣地，以及我國的東北、華北等地投放了大量含有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病原體的跳蚤，毒蟲，此舉對我國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危害[4]。

在上述背景下，黨和國家領導人號召全國人民參與到傳染病的防治和細菌戰的反擊中來。1952年３月14日，經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通過，以周恩來總理兼任主任委員、由黨政軍民各有關部門參加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後改稱為「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宣布成立，掀開了愛國衛生運動的序幕 。衛生工作與群眾性衛生運動相結合被確定為一項基本原則 。

一般來說，建國初期的愛國衛生運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持續約10年時間。1952到1954年屬於第一個階段，主要是消滅蟲媒疫獸的衛生防疫運動，而1955到1959年，愛國衛生運動則進入到了除「四害」，養成講衛生的良好習慣和消滅疾病的階段。

轟轟烈烈的愛國衛生運動除了粉碎了美國侵略者的細菌戰計劃外，更為重要的是，從根本上改善了我國建國初期惡劣的衛生狀況。

在大中城市，僅1952年半年的時間，就清理出垃圾7000餘萬擔，疏通溝渠28萬餘公裡，新建和改建廁所490餘萬個[5]。比較著名的例子有北京的龍鬚溝被改造成了寬敞的大馬路[6]，而上海的肇家浜被改造成了人民公園。與此同時，農村的衛生條件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天花、霍亂、痢疾等傳染病由於傳播媒介、傳播途徑被切斷，發病率大為下降。而全國的醫療機構和醫療衛生專業技術人員的數量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7]。

                                                               上海弄堂裡的群眾衛生運動

農村的衛生環境大為改善

在消滅傳染病的過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血吸蟲病的防治。血吸蟲病是一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蟲病，在我國流行與肆虐有 2000 多年的歷史。建國初期，病害流行遍及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和上海等 12 個省（市）的 350 個縣（市），患病人數約有 1000 多萬，受到感染威脅的人口則在 1 億以上[8]。在疫情嚴重蔓延地區，土地荒蕪、房倒屋塌、「絕戶村」、寡婦村」眾多，侏儒患者多，勞動力匱乏。當時有歌謠描述其荒涼悲慘情景：「爹死無人抬，兒死無人埋，狐兔滿村走，遍地長蒿萊。[9]」在生長於湖南農村、對農村情況極為熟悉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看來，血吸蟲病的肆虐對剛剛打土豪、分田地的疫區翻身農民來說，仍是壓在他們頭上的一座大山。他醞釀著如何動員新生政權的力量來搬掉這座大山。在經過充分調查的基礎上，1956 年 2 月 17 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 「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偉大號召[10]。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人民群眾被廣泛發動起來，而醫務工作者也積極地應用專業知識參與到血吸蟲地防治工作中來，用科學知識來武裝廣大人民群眾，破除了封建陋習和愚昧無知。

截至1957年底，全國血吸蟲病疫區共有 13 個縣基本消滅血吸蟲病；還有 343 個鄉鎮基本消滅了血吸 蟲的中間宿主釘螺；全國各地治療了 50 萬病人，其中包括 10 萬左右的晚期病人。在 1958 年防治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中，全國各地先後收治 300 多萬病人，滅螺面積達 33 億平方米，治療病人數與滅螺面積均超過了前幾年的總和[11]。至此，我國消滅血吸蟲病取得了重大的階段性勝利。

1958 年 6 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面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的長篇報導 和《反覆鬥爭，消滅血吸蟲病》的社論。當時正在杭州視察的毛主席，於當天晚上閱讀後，興奮之餘，即興創作了《送瘟神》律詩兩首。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並同時撰寫了後記：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現在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一個或者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到疫情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12]

「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這句話高度地概括了建國初期愛國衛生運動取得勝利的原因。

撫今追昔，溫故而知新。

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的勝利，毫無疑問地還是因為堅持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的結合。

這是中國模式的優勢所在，也是中國為人類抗擊新發傳染病提供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行動綱領和寶貴的智慧結晶。

參考

• ^張大慶. 醫學史[M]. 8版. 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8

• ^黃永昌，中國衛生國情.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4；19

• ^萬心. 建國以來餘江縣防治血吸蟲病的歷史經驗研究[D].江西師範大學,2013.

• ^制止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 ^陳海峰.中國衛生保健.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120

• ^何成雲.從1952-1954年北京地區的愛國衛生運動看培育社會主義「新人」[J].上海黨史與黨建,2019(02):29-33.

• ^李娟. 20世紀50年代上海愛國衛生運動研究[D].上海師範大學,2014.

• ^中華醫學會：新中國血吸蟲病調查研究的綜述［J］. 人民保健，1959（1）.

• ^魏文伯：六億神州送瘟神［J］. 人民保健 1960（4）

• ^安徽省血吸蟲病防治所：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關於 血防工作的指示［Z］. 1967.3.

• ^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 (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276.

• ^http://www.globalview.cn/html/history/info_36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