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佛祖悟道後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裡,來到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個養鹿場首次開壇講道,傳播佛法。後人將此處稱為鹿野苑(Sarnath),是僅次於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聖地。
傳說佛祖悟道後一路向西走了200多公裡,來到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Varanasi),在郊外的一個養鹿場首次開壇講道,傳播佛法。後人將此處稱為鹿野苑(Sarnath),是僅次於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聖地。
去瓦拉納西最好的辦法是搭火車,但車票早就賣光了。「印度人通常會提前3個月就把火車票買好,像這樣的熱門線路早就沒票了。」旅行社的人對我說,「你只能先坐計程車去距離最近的伽耶鎮(Gaya)火車站碰碰運氣,興許有剩票。」
在印度做背包客,火車幾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這個國家只有很少的幾條高速公路,遠距離交通幾乎全靠鐵路。印度的鐵路系統最初是英國人投資建起來的,從1840年動工到1947年印度獨立為止,英國人把印度變成了一個擁有世界第三大鐵路系統的國家。馬克思曾經預言鐵路將迅速把印度從一個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化國家,但他的預言沒有實現。事實上,印度幾乎是所有具備發達鐵路系統的國家當中唯一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國家。
印度火車票是出了名的難買,新德裡和瓦拉納西等熱門地點有專門供外國人使用的售票廳,會有適量的特供票留給遊客,但伽耶鎮就沒這個待遇了。我和大家一樣排隊買票,體驗了一把普通印度人的生活。印度售票員的出票速度出奇的慢,平均每個人要花10分鐘,購票者不但要出示證件,還必須填一張申請表,家庭住址、電話號碼什麼的都要填,差一項都不行。另外印度人非常喜歡加塞,售票窗口永遠圍著一大堆人。好在他們不喜歡動真格的,只要我上前阻止,加塞者一般都會主動走開,避免和我發生正面衝突。
在印度僅次於菩提伽耶、排名第二的佛教聖地鹿野苑
這裡還有一個女性窗口,其實就是專為婦女留出的排隊之處,讓她們避免和男性發生身體接觸,但仍然還得跟男人們搶位置,並不優先多少。後來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恰好說明了印度婦女遭受的性騷擾有多麼嚴重。
排了兩個多小時隊後,我終於買到了一張臥鋪票。印度沒有動車,火車最高時速不到100公裡,再加上停車頻繁,有效時速不超過50公裡,與30年前的中國差不多。印度的臥鋪車廂格局和中國的很相似,但比中國的寬一些,過道一側還能再安排兩個豎著的鋪位,也就是說每個單元要睡8個人,再加上經常會有買不到臥鋪票的人偷偷過來蹭地板睡覺,印度的火車車廂比中國的更擁擠。另外,印度火車上的小販特別多,幾乎每時每刻都有賣各種零食的小販吆喝著走來走去,乘客幾乎沒辦法休息。
印度火車還有一點和30年前的中國很像,那就是各種身份的人都不得不聚集在同一個空間裡。我在印度旅行的過程中曾經和農村婦女、普通工人、大學生、國家機關幹部、小職員、公司老闆、高等法院的律師,以及來自世界各國的遊客們分享過同一個車廂,這是因為大部分印度人可選擇的公共運輸工具非常有限,除非是巨富或者政府高級官員,大家在這個問題上一律平等。
200公裡的路程,火車開了將近5個小時才到。瓦拉納西火車站非常混亂,遊客要和神牛野狗搶道,站臺上到處是嚼檳榔後吐的口水印,鐵軌上隨處可見人畜的糞便和各種塑料垃圾,發出陣陣惡臭。
我在市中心找了家旅館住下,卻又被鞭炮聲和喇叭聲吵得睡不著。原來樓下有人舉行婚禮,親朋好友們簇擁著花車在街區轉悠,旁若無人地大聲喧譁。印度的大街上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各種宗教或者民俗儀式,對於遊客來說這是印度吸引人的地方,但同時也說明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沒有公德心,分不清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區別。比如,我訪問過的大部分印度家庭內部都很乾淨,但一走出家門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世界。
第二天我坐「摩的」來到了距離瓦拉納西市中心10公裡遠的鹿野苑,司機把我放在了一座耆那教(Jainism)寺廟的門前。這座寺廟緊挨著鹿野苑,外表看很不起眼,內部也是相當低調,布置得極為簡單,與耆那教的教義非常吻合。
耆那教創始人大雄筏馱摩那和佛祖釋迦牟尼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大雄所創立的耆那教同樣反對婆羅門的種姓制度,主張通過苦修來悟得正道。當年佛祖正是因為看到了耆那教徒在森林裡苦修,才決定去山洞裡待了6年。後來佛祖悟出了「中道」,但耆那教我行我素,仍然相信苦修是唯一的道路。耆那教徒認為一切殺生的行為都是可恥的,甚至包括植物,因此耆那教奉行嚴格的素食主義,甚至不吃土裡長的東西,因為怕傷到小蟲子。聖雄甘地的母親就是耆那教徒,甘地的所作所為與耆那教有非常大的關係。
耆那教和佛教均誕生於公元前6世紀,那段時間印度出現了很多宗教流派,史書中稱其為「沙門」(Sramana)。佛經中常提到的「六師外道」指的就是沙門思想中有影響力的學派及其領袖。尚會鵬教授認為,沙門思想的大量出現,一方面說明了當時的印度土著文化和雅利安文化之間的融合尚未完成(佛祖本人就是黃皮膚的土著),另一方面也說明生產力的進步導致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改變,執掌經濟和行政大權的世俗貴族剎帝利的勢力飛速上升,而商業的發達使得吠舍的地位也逐漸增長,兩者都對婆羅門至高無上的權威發起了挑戰。而佛教和耆那教的核心都是反對種姓制度,對剎帝利和吠舍階層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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