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90年代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出現的重大變革對西方邊界研究造成了巨大衝擊，由此興起的批判邊界研究在「流動」概念的基礎上發展出「生命政治邊界」的理論取向，開創了全球化時代邊界研究的新路徑，繼而確立了民族志在邊界研究中的方法論地位。本文對批判邊界研究進行梳理和分析，並以西方學者關於美國-墨西哥邊界以及加納邊界的實證研究為例，呈現批判邊界研究的應用與特點，由此提出西方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中國邊疆研究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邊界；批判邊界研究；全球流動；生命政治
作者簡介：趙萱，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劉璽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郵編100081。
20世紀90年代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出現重大變革：蘇聯解體催生了眾多新興民族國家；以歐洲為代表的、不斷加速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對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體系發出挑戰。在此相向的雙重趨勢下，民族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權力組織形式和基本單位面臨新的轉型機遇。圍繞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角色和地位，西方學術界形成了諸多討論，其中一大議題是民族國家的邊界將會走向「消亡」還是「強化」。
20世紀末，試圖走出這種二元化框架的西方邊界研究者展開了一系列被稱為批判邊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ies）的嘗試：基於「邊界」本身的現象轉變和內涵變遷，從空間、時間、實踐、視角以及主體等多個維度發展新的邊界研究框架，明確將全球流動作為邊界的內生動力而非外在的對抗要素，最終對民族國家邊界進行重新界定，提出以一種「拓撲學」（topological）而非「地形學」（topographical）的空間架構把握邊界的時空維度。在此過程中，作為邊界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論，民族志不僅把符號建構和日常生活與邊界相聯繫，更是從多主體實踐和主體性塑造的角度將邊界重新界定為一種自局部展開的、流動的和競爭的「權力關係」實踐，從而為理解全球流動時代的民族國家轉型提供依據。對於中國知識界而言，如何在極具中國主體性的邊疆學建構基礎上批判吸收西方批判邊界研究成果，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批判邊界研究的轉向過程、理論取向和方法論選擇進行梳理，旨在說明邊界概念如何從「邊界」（border）向「邊界化」（bordering），並進一步向「邊景」（borderscape）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邊界內涵改變和以民族志為標誌的方法論革新。第二部分依託由國外批判邊界研究者所完成的民族志案例（美國-墨西哥邊界、加納海關），展現邊界研究的具體應用與特點。第三部分回歸中國語境，嘗試指出西方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中國邊疆學建設的啟發和借鑑意義。
一、理論與方法革新：西方批判邊界研究的興起和發展
（一）邊界研究的轉向
現代意義的邊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末弗雷德裡希·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對「國家有機體」的討論及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圍繞帝國邊疆的思考。按照大衛·紐曼（David Newman）和安西·帕西（Anssi Paasi）的解釋，該時期的邊界研究在現實層面直接受到殖民帝國之間疆域劃定的影響，在觀念層面指向了「國家之間的邊界為政治和地理之間的大範圍聯繫提供了一種最為明確的顯現方式」；換言之，邊界往往被視為國家之間靜態的、穩定的界線，是「國家領土權力『結束』的地方」。二戰結束，現代領土邊界由「擴張」轉向「內收」。無論是此前源於帝國擴張而形成的具有「離心性」、作為「生存空間」的邊界，還是戰後以穩定的國家間關係為基礎、具有「向心性」的、作為「權力集裝器」（powercontainer）的邊界，本質上皆建基於民族國家主權-領土-人口三者之間的一致性，前者以殖民經濟和領土控制為目標；後者以國民經濟和國家治理為主旨。在此共識之下，以明確主權國家地理界限為目標、以軍事和政治防衛為職能的邊界及研究路徑被歸納為「地緣政治路徑」或者「領土主義」路徑。
隨著20世紀90年代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動以及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的傳播，邊界研究者開始注意到傳統的地緣政治邊界在時空層面的改變：一方面，邊界可以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以各類文化符號的形式出現在非邊境地帶，例如學校課堂、電視傳媒以及文學作品中；另一方面，隨著生物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邊界所承載的安全功能廣泛地在非邊境地區展開，比如機場、車站甚至是網絡登錄埠；因而也生產出「處處是邊界」（everywhere is border）的激進認知。但批判邊界研究者並不認為邊界的擴散現象是對領土邊界的複製，也不強調邊界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轉而關注邊界的暫時性和非連續性；在功能上不再聚焦於我者與他者的絕對區隔，而是關注潛在風險的篩選、評估和預判。在此語境下，一些批判邊界研究者為了突出邊界時空擴散的複雜性，採用了「組裝」（assemblage）這一概念，認為邊界一方面是國家治理裝置的一部分，以符號和象徵的形式在非邊界地區出現並發揮作用；同時，人口流動以及流動治理的需求使得邊界的時空形態和內涵不斷發生移動和變化，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尼克·范霍-威廉士（Nick VaughanWilliams）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從固定領土向人口流動的轉向，明確提出邊界研究應從「地緣政治」向「生命政治」（biopolitics）轉型，這一類型的邊界和邊界視角可命名為「生命政治邊界」。
總的來說，西方學界對以領土為中心的傳統邊界研究路徑展開了普遍反思，邊界研究因此開始從地緣政治邊界轉向生命政治邊界，批判邊界研究的理論起點由此構成。邊界不再是地理上區分國家的界線，而是隨著人口流動及其治理需求不斷出現，由符號、話語、裝置和技術所「組裝」而成的知識與實踐體系。批判邊界研究的時間節點基本上被學者們劃定於20世紀90年代，是為了強調蘇聯解體以及加速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對知識界在邊界觀念和研究路徑上促成的根本性轉型：邊界的界定與研究從以領土劃分為基礎轉變為以人口流動為中心。
（二）流動：批判邊界研究的理論基石
從地緣政治到生命政治，從領土到人口，反映出流動概念在批判邊界研究中的重要意義，流動與邊界兩者之間關係得到了新的解讀，其重點在於流動不再是邊界的對立面，反而是邊界不斷再生產的動力，甚至是邊界得以「批判」的關鍵。
首先，在現象層面，流動本身已經成為邊界現象的基本特徵。邊界不再處於某種穩定而靜止的狀態，相反，邊界在不同時空範疇內不斷「湧現」和彌散。學者們注意到在空間上，通過國家間協定、職能外包和執法裁量權下沉等形式促成了「離岸邊界」（offshore border）的形成，邊界擴展到領土界限之外；同樣，憑藉移民治理的罪犯化（criminalized）、「公民偵探」（citizendetectives）的動員以及「驅逐性」（deportability）而非驅逐的內化等手段，邊界深入到移民在領土內部的日常生活中。此外，流動也在時間上受到重視。針對在邊界治理中生物識別技術和信息技術愈發受到依賴的現象，「電子邊界」（iborder）概念被提出，強調「算法」而非「法律」構成邊界治理技藝的轉移：不再「應對」而是在既有數據的基礎上對未來進行預測，關注邊界在時間上的前後延展。
其次，在驅動力層面，邊界的流動性並非來自邊界自身，而是人口的流動促成邊界的流動。批判邊界研究者不認為邊界是先在的，而將其看作流動的「效果」。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指出流動的意義不在於管治邊界（policing boundary），而在於生產邊界（producing boundary）。德·傑諾瓦（Nicholas De Genova）直接將邊界比作是「一個動詞，標誌著一個邊界生產過程……涉及生產性的活動、工作以及勞動」。喬西·沃特金斯（Josh Watkins）認為此類邊界的生產與建構因流動主體及治理方式上的差異而表現出相當的複雜性，並非某種單一的流動或治理造就了邊界流動，而是在多元主體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一個具有張力、矛盾和競爭的生產性過程。批判邊界研究的重心由此也從「空間問題」進一步過渡到「主體性問題」。在筆者看來，他們所要追問與解答的是：什麼樣的主體以怎樣的流動方式生產出不同的邊界。
最後，作為主體性問題的延伸，在規範和價值層面，全球範圍的人口流動既表現為一個不斷合法化的過程，也同時不斷被問題化。在批判邊界研究者看來，全球化不應被簡單理解為流動性的釋放，而是一個全球範圍內流動能力分化的過程，一部分群體享受到了全球流動帶來的福祉，另一部分群體卻遭到「圈定」（enclosed）；那些流動能力受限的群體所面對的顯然不是所謂的去邊界化（debordering），而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和軍事化（militarisation）。一個依循群體差異而非空間一體化的「全球流動體制」（mobility regime）出現了。在此基礎上，批判邊界研究對全球化帶來的差異性結果進行反思和批判，關注全球流動如何造就了全球性區隔，關注流動性在世界範圍內的釋放如何相反地促成了流動限制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針對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持批判態度的學者愈發重視流動治理如何被嵌入政治經濟學之中，淪為製造「非法性」（illegality）以實現勞動力剝削的工具；持積極態度的學者則建基於對國家中心論的超越，將流動處理為一個競爭性因素，嘗試揭示全球化時代「圖繪」（mapping）與「反圖繪」（antimapping）之間的主體性競爭。簡言之，面對國家日益靈活的邊界治理，民眾並非完全被動接受，而是發揮著自身能動性，邊界成為一種「競爭性的邊界」（contest borders）。
不難看出，流動與邊界在關係上的轉變激發了西方邊界研究的再次發展，圍繞以人口為中心的生命政治邊界，批判邊界研究在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層面逐步走向成熟。這些學者不再使用某種「領土主義的認識論」（territorialist epistemology），而是尋求在拓撲空間中的「關係性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提倡一套「替代性本體論表達」（alternative ontological registers）。這一立場最終集中體現在批判邊界研究在方法論上的革新，強調在規律、類型、模式和社會過程等四種研究路徑之上形成「邊界志」（border biography）研究，即民族志與批判邊界研究的結合。眾多批判邊界研究者已經認識到，民族志方法的運用使邊界真正成為一種「實踐效果」而非「先在事物」，邊界作為一類從局部、邊緣和具體場景中展開的策略與技術得以擺脫「方法論上的國家中心主義」，進而為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的權力組織形態與運行邏輯提供新的見解。
（三）民族志：批判邊界研究的方法論
批判邊界研究者在方法論上的選擇和創新過程中有兩次重要的關注點轉向：「過程轉向」（processual shift）與「實踐轉向」（practice turn），用以修正傳統的國家邊界研究，而正是這兩次轉向將批判邊界研究推向了民族志方法論。早期的批判邊界研究者已經定義邊界不再是一個地理事物，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安西·帕西（Anssi Paasi）是最早將邊界定義為建構過程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政治邊界是一個過程，它出現並存在於邊界生產的實踐和話語中，可以在不同層面被具體化和象徵化」。在相關學者看來，邊界在空間層面不再是預先固定於地理邊緣，而是生成於領土邊界內外的各個區域；在時間層面，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歷史持續演進的產物；邊界研究被理解為從「意識形態、象徵、文化協調、話語、政治制度、態度」呈現邊界在客觀化（objectification）、民族化（nationalizing）和秩序化（ordering）的過程。學者們主張以「邊界化」（bordering）研究代替邊界（border）研究：邊界化概念能夠凸顯邊界的「去自然化」效果，使邊界研究不再單純地聚焦於邊界本身，「邊界化」研究關注的是建構並言說邊界主體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考察邊界，發掘其內涵如何在話語中生成和展演，如何作為儀式過程而表達，以及如何不斷被形塑以發揮差異化的功能。
但是，隨著批判邊界研究的深入，學者們也發現僅僅強調邊界作為過程並不能完全超越傳統邊界研究中所秉承的「國家中心主義」，因為邊界化往往依舊被放置於由國家主導的邊界劃定和話語表達之中，即表現為一個由上至下的單向度和線性傳遞的過程；這與批判邊界研究者的初衷相悖，他們希望呈現出一個流動的和競爭性的過程，從而實現對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批判。由此，一些學者提出諸如「邊界工作」和「邊景」（borderscapes）等替代性概念，對邊界化的內涵加以補充和修正。這些嘗試構成了「過程轉向」之後的「實踐轉向」。在筆者看來，其為邊界化研究增添了三重意義：其一，邊界化過程並不是由國家或某個單一主體所主導，也並不依賴於某種單一性策略，而是多元主體及策略不斷進行互動和競爭的結果；其二，由於對多元主體的強調，邊界化不能被視為權力中心的意圖性結果，而是具有開放性和偶然性，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意外；其三，邊界化過程不再是整體性和結構性的，而總是局部的、實踐的和策略性的，其具有制度化和機構化的趨勢和可能性，但根本上是以「行為作用於行為」的方式展開，無法被簡化為支配、霸權、反抗或者統一的文化體系。
正是在上述的研究探索中，人類學研究尤其是民族志方法逐漸被接納，形成了批判邊界研究的方法論。首先，如前文所述，批判邊界研究已經將視角聚焦於人口，而且落腳於個體和群體兩個範疇上的流動性與主體性塑造；同時，作為過程的邊界化，其研究重點在於各類主體的各種話語和非話語的行為，致使邊界研究愈發聚焦於針對邊界不同主體的日常實踐。因而，以日常生活為根基的民族志可以作為方法為具體的邊界建構和實踐過程提供案例和材料。在《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和《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等主流的邊界研究刊物中，民族志已經被確定為基礎性的研究方法。
其次，民族志使得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主體性問題的探討真正得以凸顯。例如，在巴以邊界研究中，邊界以人口流動作為驅動力，成為一個針對個體的塑造裝置，也被視為針對不同群體的篩選、分類和處置的過程。邊界化過程在塑造什麼樣的公民？哪些群體會被允許自由流動？哪些群體又會受到流動限制？不同群體在差異化的情境下又會面對怎樣的規訓和「安全裝置」（security mechanisms）？這些受到批判邊界研究廣泛關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通過民族志方式得以完整呈現。民族志對於日常生活中主體性的強調（主體如何被塑造以及主體自身能動性的發揮）使得邊界研究最終得以揭示出邊界化過程中個體和群體所遭遇的規訓與篩選，從而實現批判的目標。
最後，批判邊界研究所主張的邊界工作和邊景總是需要在具體情境中，以特殊主體的具體策略的形式展開。恰恰是這些差異性的策略和實踐以「組裝」的形式呈現出邊界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在批判邊界研究中持有相當激進態度的路易斯·阿莫爾（Louise Amoore）將以「風險監控」為代表的邊界化過程看作是「一種具有驚喜和不可預測的生活」，認為邊界化充滿了「奇點」（singularities），邊界治理也必須理解為「通過偶然性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ntingency）。「主權企業家」（sovereignty entrepreneurs）概念的提出，表明邊界生產的中心地帶並不是國家權力的中心，而是機構和制度的邊緣；不同行動者之間各種意圖和行為的交錯共同編織了一套不穩定的和個人化的邊界體制。正如塔裡·哈圖卡（TaliHatuka）對「邊界的易變本質」（mutable nature of borders）的研究所顯示，策略（tactics）和語境（context）以及具有競爭性的身份認同（identity）構成了理解「邊界製造過程」（process of borders』 placemaking）的三個維度。正是在這一層面，民族志之於批判邊界研究具有了明確的方法論意義，因為只有在民族志方法之下邊界才能夠以日常策略的方式被考察，邊界過程中不同主體的差異化實踐所產生的互動、矛盾以及意外性的結果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顯。
基於地緣政治邊界向生命政治邊界的轉向，本文洞察了在批判邊界研究中流動何以作為邊界的本質性特徵構成其理論基石。簡言之，批判邊界研究在研究對象上已從領土控制轉向人口流動，立足於個體和群體的主體性問題，即多主體參與下的主體性塑造。主體性問題徹底解放了邊界內涵和邊界研究的主流思路，邊界不再是一種以民族國家為代表的單一主體意圖性設計的結果，而是一種於局部和邊緣出現，並在具體場景下展開的差異性的策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志成為批判邊界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因為民族志能夠完整呈現出全球流動時代邊界的生產與運行過程，揭示出其中所內含的矛盾和變遷。
二、實證案例：西方批判邊界研究的具體應用
流動生成了邊界，同時也將重塑國家權力的形態和邏輯。批判邊界研究者所完成的如下兩個案例，以國家的邊界治理為主題，將邊界的建構過程和多元主體的差異性實踐放在了核心的位置，顯示出邊界治理實踐中的複雜性和偶然性。這兩個案例以流動為研究內容，前者是對結構的反映（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政治經濟差異），後者是對變革的反映（加納自身的政治經濟改革），共同指向全球流動如何塑造了一個鬆散、矛盾而不斷發生變化的邊界。
（一）美國-墨西哥邊界
19世紀50年代開始形成的美墨邊界一直是批判邊界研究及人類學邊界研究的重點，美墨邊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如何塑造出一個邊界社會始終是其關注的焦點。有學者強調美墨邊界構成一種反抗主流文化敘事，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混合文化；有學者則認為美墨邊界強化了雙方文化上的區隔。也有學者認為，混合與區隔在美墨邊界同時存在，並且最終結果是一種「聯合而非均衡」（combined and uneven）社會的形成。邊界流動既可以看作是「聯合而非均衡」的結果，也可以視為流動邊界的再生產。所以，作為「全世界邊境研究和邊界類型的模板」，美墨邊界的研究不僅反駁了開放（混合）或是關閉（區隔）二元化論斷，更展現出非均衡流動如何將邊界塑造為一個複雜的「組裝」。
早在20世紀90年代，羅伯特·阿瓦拉茲（Robert Alvarez）便以「虛擬高牆」（virtual wall）定義了美墨邊界複雜的邊界體系，認為其是在三個關係網絡共同作用下編織而成，並審視三者所構成的邊界實踐。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企業以及反移民精英在利用法律作為治理技術上所達成的一致，即為移民貼上非法性的標籤，以此既保持了經濟上的活力同時也在政治上獲取選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三個關係網絡之間的衝突，企業對於廉價非法移民勞動力的需求與政黨在獲得選票上存在衝突。基於阿瓦拉茲的研究，德·傑諾娃（Nicholas De Genova）提出美墨邊界在治理上呈現為一種看似矛盾實則合理的狀況：美國政府明知非法移民主要是由境內非法滯留所造成的，但對在領土內部開展針對相關企業的檢查缺乏興趣，而始終採取強化邊界線控制的措施。上述共同表明了邊界治理雖然存在具體的意圖，但是其真實形態卻難以預料，表現為多元主體之間競爭的結果。最新的研究成果則不僅注意到意外性結果的出現，進一步關注到主體性塑造過程中的自我否定：即被貼上非法性標籤的移民在美國國內的反覆出現本身就對美國主權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表現出一種「主權親密性」（sovereign intimacies）下的「主權脆弱性」（sovereign vulnerability）。邊界治理中主權的自我否定決定了非法移民群體也可以變成邊界構建的參與者。以新自由主義作為美墨邊界研究的基本語境，相關學者一方面承認憑藉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美墨邊界治理凸顯了作為「國家治理化」的邊界化的市場主體向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但另一方面也指出邊界化的主體性塑造不再是某個單一主體支配下的單向過程，而是藉由非國家主體的參與而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在非政府組織的廣泛參與下，移民非法化行動受到猛烈批評和抵抗，促成了「人道主義邊界」（humanitarian border）的誕生。
在更加微觀的層面上，埃曼（Josiah Heyman）指出，與其將美墨邊界理解為美國政治高層與大企業之間的陰謀，更應當將其解讀為海關官員與非法入境群體之間基於相互遭遇的合謀。以「自願性遣返」（voluntary departure）為代表的邊界治理技術顯示出，美墨邊界在日常治理中存在中央政府與海關官員之間的利益矛盾，而自願性遣返不僅滿足了政府對非法移民治理的統計學要求，還為移民的反覆越境提供了便利，海關人員也可從中牟利。在埃曼看來，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從打擊非法移民效果上看不能稱得上成功的邊界體系必須得到維持：因為其既來自於安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需求之間的相互糾纏，也來自於各級官僚、企業家和不同移民主體之間的博弈。這種博弈在後續的實證研究中甚至表現為國家層面的反移民政策可能並不是由上至下制定和實施，而是反過來由下至上，從局部向全國推延，不斷地進行合法化與制度化。
美墨邊界的民族志研究，一方面說明了圍繞邊界兩側政治經濟如何促成了一種非均衡的流動，另一方面表明了這一流動的產生以及治理很難看作是國家意志的結果，而是在多主體參與下邊界兩側不斷互動和競爭的效果。邊界治理的具體實踐無法劃歸為國家權力中心的投影，而存在著具體的情境邏輯，並且這些局部的、偶發性的邊界實踐甚至可能不斷擴散和向上成為更為制度化和機構性的邊界治理技術。
（二）加納海關
經歷了私有化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加納如今已經成為非洲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模範生」。加納有限的工業基礎以及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使得加納海關成為國家經濟收入乃至政治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基於這一特殊性，查爾芬（Brenda Chalfin）將視野聚焦於加納海關，希望通過「機場民族志」考察全球商業對邊界管理所造成的各種影響，在全球化和其他塑造邊界管理的因素（地方和區域的整合、邊境官員的經驗和國家監督）之間建立聯繫。
與美墨邊界的分析相似，查爾芬也沒有將加納邊界看作是民族國家整體性的一部分，而看作是由「眾多特別主權」所構成的「馬賽克」。在他看來，加納海關所代表的邊界治理體現了邊界的「馬賽克」效果：海關職能的外包行為，或者說「海關產業」（custom industry）的出現，其重點在於私人公司介入海關管理所引發的國家權力的重新分配；主權國家所設計的海關管理系統（比如新加坡設計的SNS）如何成為一種「國家品牌」（national branding），逐漸在其他國家傳播和應用，由此引發主權權力的轉移；加納海關作為邊界不再是整體的國家主權的一部分，而是在私人力量（海關產業）和國際力量（國家品牌）影響下被不同主體所分享。
查爾芬在對加納科託卡國際機場（Kotoka International Airport，KIA）的民族志研究中詮釋了邊界如何呈現出一種組裝的形態：「國家會將權力讓渡給那些最終控制著具體的公民和領土的公司。」隨著加納對KIA國際機場定位的變化，要吸引貨物，要吸引投資，不得不加強自己與國際海關體系的對接，邁向「全球官僚合理性」（global bureaucratic rationalities），接受WTO和WCO所指定的規則成為數量眾多的雙邊海關和貿易協定的一部分。在查爾芬看來，結果並非是實現了一個無邊界的世界，而是「世界之中的所有邊界，都依據能為各自的優勢而製造流動性的同一條款而運作」。在另一個與通關檢查直接聯繫的案例中，查爾芬談到了加入WTO給加納海關帶來的雙重影響，一方面是權威來源的多樣化，另一方面則是估價規則的改變和進口商品類型的變化使得傳統的估價體系難以維持。在日常實踐中，當出現無法直接利用《海關估價協定》（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的情況時，海關人員只能依賴於個人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量高科技產品進口所帶來的挑戰，例如如何界定產品是商用還是個人使用？如何為這些商品估價？而這些海關人員則自行創建出一個估價資料庫（database of values），其中不僅包括官方信息，還有英國電子產品分銷商的折扣信息、戴爾公司的廣告冊、網際網路上的推銷甚至是亞馬遜的價格信息。因此，當WTO從頂部分享主權的同時，底部的海關人員也在分享主權。
在上述案例中，國家邊界治理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再分配，邊界在個人化實踐中得以生產，其中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說明了邊界作為治理策略正是在局部場景中，經由流動的發生而不斷出現。反之，查爾芬也注意到這種局部性的策略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在對加納特馬（Tema）港口的研究中，查爾芬指出，表面上與跨國公司進行的主權分享最終卻促成了國家對海關日常管理的強化和國家權威的重塑。一方面，掃描設備揭幕儀式中頻頻致辭的國家領導和缺席的海關官員之間形成了強烈對比，使得掃描設備的引進打上了極深的國家烙印；另一方面，依賴人力的、開放的和海關人員個人能力的傳統檢查制度轉向了依賴於電力的、封閉的和標準化程序的檢查制度。不論這種轉變是否變得高效，大型掃描儀器的使用重新將主權從肉體化的個人身上抽離而變得不可見和抽象，而且還通過機器的信息搜集和共享將控制與管轄的權限從地方海關人員手中歸還到國家手中。查爾芬呈現了在邊界地帶多元主體參與的情境下，權力關係在邊界的反覆重組，以往國家主權所有的層次分明的科層體制演變為交錯分布的狀態。
綜上所述，不論是美墨邊界政治經濟結構下的非均衡流動，還是加納邊界在政治經濟變革下呈現出的邊界「馬賽克」形態，全球流動給民族國家帶來的挑戰及其各自的應對方式業已浮現。正如託馬斯·利馬克（Thomas Lemke）所說的，在多主體互動中，主權進行著不斷的重組，顯現出傳統意義下「韋伯式」主權國家向現代「福柯式」治理國家轉型的過程。
三、西方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中國邊疆研究的啟示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批判邊界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對以流動為根基的研究路徑提出批評。首先，對於邊界流動性的強調，尤其是「處處是邊界」的主張使得學者們開始懷疑是否還存在一個明確的邊界定義。事實上，在無限的時空伸展中邊界概念已經變得極為模糊、難以捉摸。進而言之，由於過分強調從局部、邊緣和日常來把握邊界，批判邊界研究在案例積累上愈發冗雜，且在一般性邊界理論構建上推進遲緩，出現了是否需要統一的邊界理論的爭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不同區域的邊界研究之間的比較和對話，甚至帶來了失去創建結構化理論而轉為案例歸納的擔憂與風險。此類問題、爭議和困境也直接使得批判邊界研究至今仍是一個較為鬆散的研究體系乃至命名方式，更無論提出一個全新的邊界研究範式和學科架構。
在上文中，筆者已對當代西方批判邊界研究進行了詳細梳理和評析，其衍生於從地緣政治邊界向生命政治邊界研究邁進的學術脈絡中，訴諸全球流動這一重要的現實背景而建立自身的知識體系，並逐步將民族志吸納其中，發展出批判邊界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批判邊界研究所要回答和解釋的核心問題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力轉型與國家治理的調整和重組。儘管批判邊界研究與中國邊疆研究在概念界定、理論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問題意識上都存在較大差別，但對前者的反思性思考亦有可能為中國知識界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邊疆研究帶來積極影響。
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邊疆研究可追溯至清朝末年的西北輿地學和20世紀30-40年代的邊疆政治學，而當前國內社會科學界的邊疆研究在早期學術資源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以歷史學、民族學和政治學為主要依託的中國邊疆研究體系。在分支領域中，歷史學的邊疆研究聚焦於通過歷史事實對中國疆域的空間變化及其內部的權力關係進行梳理；民族學擅長在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性和關聯性進行考察；政治學則更加著眼於當下，關注如何通過邊疆治理實現國家空間的整合和地緣政治競爭優勢的獲取。可以說，結合中國自身的歷史特殊性（漫長的王朝歷史）以及當前在全球競爭中的政治經濟訴求（對內的多元一體身份認同塑造以及對外的大國博弈），中國邊疆研究已經具有相當的主體性和明確的中國問題意識。
相較於邊疆學如火如荼的發展趨勢，中國知識界對於國外邊界研究尤其是批判邊界研究的引介則相對較少，基於此而開展的民族志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在筆者看來，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中國邊疆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知識意義：
第一，批判邊界研究對邊界的流動性而非固定性的強調有助於擴展邊疆學研究的時空範疇。中國邊疆學研究非常強調邊疆形成歷史的過程性，尤其是如何理解邊疆作為一個互動地帶的流動性。而批判邊界研究以全球流動為出發點為邊界賦予了以人口為中心的基本特徵，揭示出邊界的形態和內涵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這將有助於實現一種將古代邊疆與現代邊界相關聯和比較的可能，推動現代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疆觀念更新。
第二，批判邊界研究對於人口流動和主體性問題的關注可以為邊疆研究拓展問題意識。批判邊界研究藉由主體性塑造問題將邊界研究與民族國家權力組織形式結合在一起，由此對全球化時代的民族國家轉型構成反思，這將有助於我們在邊疆研究中進一步分析當代中國在治理主體、話語、形式以及技術等方面的轉型。例如，嘗試將邊疆治理理解為多主體差異化實踐的組裝，藉以解釋和分析國家作為效果的持續調整與轉型。
第三，在方法論上，批判邊界研究對民族志的重視可以豐富中國邊疆研究的路徑，不單是將民族志看作邊疆研究的資料搜集方法或是進入日常生活的工具，而是能夠從民族志出發將邊疆理解為一個由具體主體在具體情境下展開的不會終結的過程，由此形成一種從局部和邊緣理解與把握邊疆的新路徑。在這一路徑下邊疆的多樣性、開放性和可能性也將得到更為完整的呈現。
總之，在與批判邊界研究的持續對話過程中，中國邊疆學亦將日益擴充自身的研究範疇、發掘新的問題意識以及推動人類學和民族志方法的運用，並在學科主體性與創新性的基礎之上，對於我們正在共同面臨及思考的議題做出中國的回應，最終推動邊界與邊疆研究在全球化時代的傳播和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