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拼音的發明直接促進了中國漢字的發展進程，但是在中國的古代沒有漢語拼音的時候，古人是怎麼通過學習認識漢字的呢？而且老師是怎麼教學生識字？難道僅僅是憑藉直接看嗎？其實古人在就發明了一套完整的方法來傳播文化，真是敬佩古人的智慧
直接上個最簡單的，保證一看就懂：
1、當：都郎切——d（u）+（l）ang=dang；
2、東：德紅切——d（e）+（h）ong=dong；
3、公：古紅切——G（u）+（h）ong=hong；
以上的三個例子都是取第一個字A的聲母，取第二個字B的韻母，把這幾個字重複快讀，你就會發現它能產生拼音的效果。比如：「都郎」！「都郎」！「都郎」！就變成了「當」對不？「德紅」！「德紅」！「德紅」！就變成了「東」對不？「古紅」！「古紅」！「古紅」！就變成了「公」對不？是不是好神奇了？？？其實，就是下面這個道理，以「當」字為例：都，在古代的讀音標註中叫「韻部」——相當於拼音的聲母；郎，在古代的讀音標準中叫「韻腹/韻尾」——相當於拼音韻母。至於後面的「切」字是啥意思？注意，「切」本身是一個動詞，意思是讓我們在兩個字的組合讀音中，「切」出一個音來——可謂相當形象生動。這，就是傳說中的《切韻》了~！隋代《切韻》是中國史上的第一部「韻書」——何為「韻」？其實就是和「拼音」一個意思，總之就是指標準的讀法。可能有朋友會問了：既然古代沒有拼音，那你上面舉的例子裡，是怎麼知道「都」就是「du」？「郎」就是「lang」？你要是這樣問我，我是真的沒有答案了~因為，這已經不可考，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只要是古代韻書中歸為「韻部」的那些字，它的讀音就是已經確定了的。說到這，就得先解釋另一件事了。雖然，韻書要到隋朝才出現。
而且，自有正史的夏商周三代起，一直到清雍正的3000~4000多年時間裡，我國歷史上從未試過推動「語同音」。
註：清代雍正曾設「正音館」，以北京話為國語——老北京話，不是今天的北京話，要求全國執行，但是後來也不了了之，所以要「留」到新中國誕生，才終於完成。儘管如此，但是這並不代表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就沒有語言教學。孔子有一句大家都熟能詳的話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還記得不？這句話的意思是，要學習周代的書籍《詩》《書》就一定要用「雅言」。這個雅言一般主流觀點都認為是作為統治者的姬周人使用的關中（長安）方言，而姬周人自己的解釋則說這是他們的先輩在夏代時學習的夏人之語言（古「夏雅」同音）。但不管如何，從孔子與雅言的這個例子就可以得知，古代人不可能因為沒有發明音標或韻法，就沒有語言教學，如果都不推廣語言的話，那周天子怎麼和天下諸侯溝通？
識字知書的士大夫階層又怎麼和諸侯溝通？所以說，追溯到隋以前的晉、漢、秦，乃至周商夏，都一定程度存在「語同音」的，起碼上流階層都會同一門語言。我們不知道的，只是上古三代到底是用什麼樣的韻法而已。目前可查最久遠的語言教材是來自先秦時期的《史籀篇》和《爾雅》。
兩書均被《後漢書.文藝志》所收錄，其中《爾雅》保存得比較好，共有3卷20篇，並且一直流傳了下來，而《史籀篇》則已經佚失，只在《說文解字》中保留了223個字。我們都知道秦始皇推動了中華民族史上的第一次「書同文」，那麼，我們也可以由此想像到，既然書已同文，則「語同音」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自然而然地推動普及，因為原來的六國人的文字與秦國是完全不同的，那麼再用他們自己的文字讀音去讀秦帝國制訂的書本已變成不可能。
所以，《史籀篇》和《爾雅》，與秦始皇時代的《倉頡》《爰歷》《博學》的5大先秦辭書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早的文字讀學教材。後來，進入西漢時期，又有了《凡將》《訓纂》《滂喜》《急就》等相關著述。因此，我認為影響極其深遠的東漢許慎之巨作《說文解字》的基礎就是來自這些前人之作。《說文》全書收錄9353字，又有古文、籀文等異體同文1163字，合共解釋了十三萬餘字，幾乎奠定了所有漢字的字義與來源，以及讀音。許慎在這10幾萬字中共提煉出來540個部首，在辨識文字的聲讀時，他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讀若法」和「直注法」。【直注法】就不多解釋了——就是已經確定的讀音。龢，《說文解字》註：從龠禾聲。讀與和同。
【讀若法】從象形文字的「形聲形義」的創造理念出發，把同一部首或偏旁的字歸類為同一聲部，然後在部首或偏旁中取其中之一來作為文字的「聲旁」，以表示它的讀音。如「坪」，《說文解字》註：從土從平，平亦聲。「平」就是它的聲旁，所以它的讀音就是「ping」。而那個「亦聲」的意思，則是指在釋讀的時候，要麼從形聲的角度出發，要麼從會意的角度出發去解讀字音（凡言亦聲者,會意兼形聲也）。也就是說，這個「亦聲字」不是一個可以「一鍵到位」的讀音技巧。比如「吏」這個字，《說文》：吏，從一從史，史亦聲。如果是按「形聲」，那麼「吏」肯定是讀「shi」，但是正如前面所說，要麼形聲要麼會意，而「吏」作為名詞，又是指人，顯然就不適合用「形聲法「釋讀。
所以《說文》又註：「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從一」，所以古代時「吏」與「一」應該是同聲的，假設東漢時「一」就是發「yi」，這就是為了表意的發音。相信聰明的讀者也留意到了，我們雖然無法百分百肯定東漢時「吏」、「史」、「一」是發什麼音，但是有趣的是，今天這三字的發音卻確實與《說文解字》的釋音非常接近，把「史」（shi）與「一」（yi）來個「切」音就大致解決了：syi轉音成今天我的「li」是非常可能且順理成章的事。不管如何，今天的「史」、「吏」、「一」還是幾乎還是同一個聲部。所以，為何我們的專家們有辦法復原古漢語，不得不說，老祖宗的智慧真不簡單。
《說文解字》裡還有一種讀音技巧叫「省聲」，這個方法和亦聲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必然的「形聲」或「會意」，但是它的釋讀方法卻仍然是以聲旁為讀音，例如：郊，「從邑交聲」（「阝」為邑簡寫）——就是說它的部首是「阝」，但它的聲旁卻是「交」；超，「從走召聲」——它的部首雖然是「走」，但聲旁卻是「召」。這種方法的是因為無法「形聲」也無法「會意」的情況下而創造的，所以「省聲」法並不是一個十分科學的方法，是許慎的一個折衷選擇，但是這個辦法到了《切韻》誕生後就解決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很流行一個觀點，說東漢尚未發明「反切法」（即隋《切韻》中的注音方法），其實這是錯誤的。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漸繁。」
孫炎，字叔然，三國著名經學家，曾為《爾雅》作注，改名《爾雅音義》，裡面就有「反語」，方法與後來的「反切」法是一樣 。到了隋唐時代，由於漢字歷經了近千年，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因此在上述的「反切法」的運用，已經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的文字讀音問題。所以，唐詩宋詞開始大爆發！
後來有了漢語拼音，漢字的教學變得容易，漢語的傳播業變得更加的簡單，這讓中國的漢語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個基礎，最後還是要感謝漢語拼音的推動者吳玉章，如果沒有他的重視，我們的漢語拼音可能沒有這麼簡單的。向前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