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葉企孫
葉銘漢（右）與叔父葉企孫（中）為數不多的合影之一
葉銘漢
在中國物理學家的譜牒上，葉企孫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幸而，歷史的蒙塵終將會被慢慢拂去，喚醒人們去探尋它真實的存在。
■本報記者 郝俊
對於中國工程院院士、88歲高齡的葉銘漢來說，2013年4月20日，是他生命中值得被記錄的一天。
吃過早飯，葉銘漢從位於中關村的家中出發，走路前往近一公裡之外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像往常一樣，老人儘可能讓自己走得快些，這是他強身健體的一種方式，早已成為習慣。不同的是，他今天匆忙的腳步中多了一份急切的渴盼。
葉銘漢此行，是要去參加《葉企孫文存》發布會暨葉企孫誕辰115周年紀念會。他想儘可能早一些到達會場，出發前，還不忘檢查是否將使用多年的卡片相機隨身帶好。
受邀嘉賓陸續到場，葉銘漢與前來打招呼的人一一握手，連聲道謝，欣然與他們合影。這份感謝，不僅僅是他作為《葉企孫文存》編者之一，對來賓的禮節性表示。舉手投足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葉銘漢那份發自肺腑的感激之情。畢竟，他是這次紀念葉企孫先生的特別活動中，唯一到場的親屬代表。
這場算不得隆重的活動，在葉銘漢心中卻是莊重——這是緬懷叔父葉企孫先生的一場特別儀式，深埋多年的一樁心願最終得以實現。
遺忘
誰是葉企孫？時至今日，相信還有很多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葉企孫先生對上個世紀之初我國的科技界、教育界和老一代的清華人來說應該是聲名赫赫。解放後，先生雖少有露面，但至少還有圈內人知道。而到了後來，特別是經過種種政治運動後，先生則徹底被人們遺忘。到上世紀末，已經沒有人知道誰是葉企孫了。」
在《葉企孫文存》發布會上說這番話的人，是報告文學作家邢軍紀。他曾用10年時間鉤沉探微，寫下40萬字的長篇傳記《最後的大師》，試圖喚醒人們對葉企孫——這位「我們知道得最晚、被時代拋棄得最遠的大師」的真切記憶。這部作品的緣起，則是受「兩彈一星」元勳錢偉長之邀。
談起新中國的科技成就，人們總會津津樂道於「兩彈一星」的輝煌過往。只是鮮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錢三強、趙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內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超過一半都是葉企孫的學生，或者是他學生的學生。
在中國物理學家的譜牒上，葉企孫似乎是「被撕去的一角」。邢軍紀為葉企孫立傳之初，受困於資料的極度匱乏，當時結集成冊者只有錢偉長、虞昊主編的《一代師表葉企孫》，其餘材料則零落各處。而讓邢軍紀更感艱難的，則是「當時語境對先生的擠壓和屏蔽」。
這一切，皆源於避之不及的政治洪流。
受弟子熊大縝冤案株連，「文革」爆發後，葉企孫被紅衛兵揪鬥，關押、抄家、送「黑幫」勞改隊改造，勒令他就「熊大縝問題」寫書面交代，一度精神失常。1968年，受「呂正操案」牽連，70歲的葉企孫被逮捕，牢獄之災中身患重病。一年後獲釋，他開始接受持續數年的隔離審查。
對那時葉企孫飽受磨難的生活，有這樣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人們常看見海澱中關村街頭有位行將就木的老人踽踽獨行，或迎著北風仰天孤坐，穿著一條露出碎棉絮的破棉褲和一件捉襟見肘的舊棉襖，腰間紮根稻草繩，腳上趿拉著一雙鑽出腳指的老棉鞋，花白鬍子及頭髮上結了冰……
錢三強曾在海澱街頭偶遇葉企孫，趕忙走去跟老師說話。他卻對錢三強耳語道：「以後你再碰上我，不要跟我說話了，省得連累你。」隨即轉身離開。
葉企孫終身未娶，身邊無依無靠。自高中起跟隨葉企孫的侄兒葉銘漢，當時亦被作為「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北潛江「五七幹校」。叔侄二人彼此杳無音訊。
「把他抓去時，也沒有人來通知過我。我們當時沒有任何聯繫，也不敢聯繫。」葉銘漢告訴記者，直到1972年回到北京，他才零星打聽到一些叔父的消息，並提出要見葉企孫一面。
葉銘漢眼前的叔父幾乎沒有了人形，身患嚴重的丹毒症，兩腿腫脹發黑無法行走、站立，前列腺腫大造成小便失禁，因而不能臥床休息，整日坐在一條破舊的藤椅上，身邊堆滿科學、歷史或文化書籍。
此後，葉銘漢常去叔父家看望，但葉企孫從未向他談及自己的遭際。「叔父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他一生很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對自己的遭遇淡然處之。」
葉銘漢曾向叔父提出要為他的冤案鳴不平，葉企孫則對他搖搖頭：「那很不容易，歷史上有許多人物，他們逝世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結論，不僅是詩人、政治家、文學家，外國有許多科學家，在世時也很不得意，還受教會迫害。」
1977年1月13日，「文革」結束後三個月，葉企孫因長久病患溘然長逝。其生前所在的北大校方領導口頭告知葉銘漢等家屬，葉企孫問題仍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骨灰放在八寶山」。
葉銘漢曾要求逝世消息見報，卻得到一句斬釘截鐵地拒絕：「不是人死了都要見報的。」追悼會草草舉辦，葉企孫生前多年同事、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吳有訓對悼詞評價深感憤懣，中途退場表示抗議。
正名
仿似寒冬夜行人，曾經的「一代宗師」就這樣在暗夜中悄無聲息地訣別蒼茫人世。「住進病房一天之後，叔父很快就過世了，沒有留下任何託付。」而在葉銘漢內心，則早已許下一個要為叔父澄清身世、恢復名譽的心願。
葉企孫離世兩個月後的1977年3月28日，葉銘漢第一次致函統戰部，請求過問葉企孫冤案，章明公理，從此邁上了一段艱難曲折的為叔父正名之路。
近一年時間過去，葉銘漢的請求未見任何答覆。此後幾年，他又先後致信北大黨委、中科院、國務院等相關領導，表達葉企孫親屬昭雪冤案之訴求。葉銘漢的申訴，得到了吳有訓、錢偉長等友人的積極支持。然而，信函在相關單位間批轉往來，始終無法得到處理。
「要求平反並不是受到了很大阻力，而是根本沒人理你。」葉銘漢這樣描述當年遇到的困境。
轉機出現在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全國開始大規模平反冤案工作。北大黨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這讓葉銘漢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1980年5月，北大黨委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呂正操的平反決定通知書，6月作出結論稱：「1968年4月，中央軍委辦公廳逮捕葉企孫是錯誤的，強加給他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全部推倒，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然而，這一結論並未能徹底澄清歷史，葉企孫的名譽只得到部分恢復。
直到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關於熊大縝問題的平反決定」，其中特別指出，「葉企孫系無黨派人士，愛國的進步學者，抗戰時期對冀中抗戰作出過貢獻」。葉企孫弟子熊大縝47年前被定罪為「C.C特務」處死的不白之冤，由此得以洗雪。
一年後，《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以示完全恢復葉企孫名譽。
隨著葉企孫冤案得以正式解決，國內科學史學界、物理學界的一些學者在錢偉長、錢臨照等前輩的大力支持下，開始重新挖掘、梳理、介紹葉企孫對中國科學事業的卓著貢獻，回憶文章和書籍先後面世。在其弟子親友的努力下，一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紀念活動先後開展。
1992年，包括王淦昌、王大珩、吳健雄等在內的127名海內外著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呼籲為葉企孫建立銅像，聯名者平均年齡高達72歲。1993年清華校慶，特在科學館舉辦葉企孫生平照片及手跡展，參觀者無不震驚欽佩。1995年，葉企孫銅像在清華大學第三教學樓門廳內揭幕。
然而，葉企孫其人其事在世紀之交並未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認知。2010年，央視著名記者柴靜曾在博客中寫下《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記述自己知曉葉企孫片段往事的真切感觸，一度引發公眾熱議，不甚唏噓。
長久以來，只有為數不多的人通過零散的文字和影像資料窺得葉企孫生平片段，而對他本人遺留後世的珍貴筆墨卻難得一見。作為歷經晚清、民國、新中國幾個世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已成為時代的符號，其遺存的缺失實為憾事。
彌補這個缺憾，自然成為葉銘漢晚年生活的最大願望。而葉企孫為學一世，長時間述而不作，公開發表的文章並不多見。在科學史界，自上世紀90年代起，收集、整理葉企孫遺存文著、電文、手稿，也成為同仁心中抹不去的心願。
《葉企孫文存》的出版面世，最終填補了歷史的空白，葉銘漢等編者將其視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份文化珍寶。這份工作的初步完成，讓他們如釋重負。
傳世
談及叔父葉企孫留給後世最為寶貴的遺產，葉銘漢說非學科教育和人才培養莫屬。
在中國物理學的發展及高教史上，1929年到1937年間的清華物理系，被認為是一個不朽的傳說。大師雲集、盛極一時，清華園內的科學館，成為當時全國有志於科學報國的優秀青年心目中的聖殿。
此後對新中國科學事業作出卓著貢獻的一大批優秀科學家，都曾在此聆聽葉企孫的教誨。1929年，清華大學成立理學院，葉企孫擔任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
葉銘漢本人的學術生涯，也與叔父葉企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1942年，家住上海法租界的葉銘漢收到葉企孫自大後方重慶發來的一封家書。葉企孫擔心身處上海的葉氏家族受戰事連累，恐遭不測，希望葉銘漢等家族後輩前往重慶繼續學業，報考遷往內地的知名大學。
自幼，葉銘漢對叔父崇敬有加，樹其為人生楷模，希望將來能像他一樣以知識和修身在世間立足。讀中學時，葉銘漢的學費均由叔父資助。收到家信後不久，葉銘漢與兩個姐姐一同在戰火中投奔重慶叔父。
1944年，葉銘漢考入西南聯大，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了土木系。「當時是小孩想法，覺得到土木系學水利，能全國到處跑，將來也好找到飯碗。」葉銘漢說，對於自己的學業和人生選擇，叔父並沒有任何幹涉，只希望他遵循自己的想法。
入學後不久，政府為提高抗戰士兵文化水平，發動知識青年參軍，葉銘漢愛國心切，深感應盡己之力，遂加入知識青年軍參加抗日。
一年後抗戰勝利，葉銘漢返校復學。1946年5月，西南聯大復校為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在西南聯大，我逐漸對物理感興趣，加上我最好的一幫朋友都在物理系，在復校時選擇轉入物理系。」通過轉系考核，葉銘漢如願進入叔父主持的清華物理系。
然而在清華就讀時，葉銘漢也並未受到叔父的特別蔭蔽。他從未住過葉企孫家所在的北院7號，因為叔父對他說：「我希望你住在宿舍裡，多接觸同學特別是不同系的同學。我不希望你住在家裡的原因之一，是家裡老要討論學校的事，你不應該知道，也怕你知道了傳出去。」
「我念研究生也是自己的選擇，叔父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大學畢業後，葉銘漢決定跟隨剛剛歸國的錢三強學習核物理。錢三強正是叔父葉企孫的學生。由此，葉銘漢與叔父葉企孫有了進一層的師承關係。
碩士研究生的第一年，錢三強指導葉銘漢學習加速器相關知識。正值國家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開展加速器研製，葉銘漢在導師的建議下離開學校前往參與國家這一重大任務。
與叔父葉企孫一樣，葉銘漢在「文革」中遭受磨難，科研工作長期停滯。也許是考慮到自身處境之艱難，葉企孫在重病之下才表達了對侄兒葉銘漢能夠作出科學貢獻的期待。
在其生命末期，葉企孫拒絕侄孫葉建榮的就醫勸告，並對他說：「其實，人無須活得太老，活得太老，最後幾年就像熊冬眠一樣，什麼事也做不成，如果主政，還可能做錯事。我一生想做的事，已經做完畢，還有的事，只好留待你銘漢叔父去做了。」
歷經艱險之後，葉銘漢沒有辜負葉企孫的期待。在核物理、加速器等領域，葉銘漢作出了他自己最為重要的科學貢獻，成為我國低能加速器、低能核反應實驗、粒子探測技術和高能粒子物理實驗的開拓者之一。
眾所周知，作為新中國重大科技成就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曾受到李政道先生的鼎力幫助。而在這份支持背後，則是李政道與葉氏叔侄二人，自西南聯大起締結下的深厚情誼。
在葉企孫存藏多年的一份遺物中，有三張泛黃的紙片，上面有葉企孫批改的分數：「李政道：58+25=83」。這份用昆明土紙印出的試卷，是李政道在西南聯大時的電磁學考卷。葉企孫離世數十年之後，當葉銘漢將這份試卷拿給李政道看時，李政道感到慈愛師容如在眼前。
李政道與葉銘漢相知相識60餘年，二人之友誼業已成為佳話。葉銘漢80歲誕辰之時，李政道回國參加慶祝活動，他這樣評價老友的科學生涯：「銘漢兄從建設低能加速器開始，直到建設高能加速器，從2.5MeV直到2×2.2GeV，從建設碘化鈉晶體閃爍探測器到北京譜儀，躍遷之高不可測量！銘漢兄從研究實習員到助理研究員，到研究員，到院士，躍遷之高亦不可測量！銘漢兄從小組長到大組長，到室主任，到所長，躍遷之高不可測量！」
2011年春，李政道為《葉企孫文存》作序，文中寫道：「葉企孫先生是現代中國科教興國的先驅者。」「我非常敬仰他，永遠懷念他。」
「叔父葉企孫終會獲得一份應有的正確評價。」葉銘漢相信，歷史的蒙塵終將會被慢慢拂去，喚醒人們去探尋它真實的存在。
《中國科學報》 (2013-04-26 第5版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