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的豪俠小說到明代的英雄傳奇，直至清代的俠義公案小說，武俠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敘事形式的文學作品，大起大落。
民國，百家爭鳴。目睹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軟弱無效之後，人們寄希望於俠客壯士來創造新的世界，舊武俠的創作在三十年代進入高潮，十年後迅速衰落。直至梁羽生和金庸的崛起，再次拉開了武林至尊笑傲江湖的大幕。
江湖風雲變幻，塵世新舊交替。今天，武林中已是一蟹不如一蟹。人們反覆咀嚼與回味的，仍然是數十年前武林江湖的餘影回聲。
武俠小說的傳統套路(依《民國舊派小說史略》）
第一種是結合史事或民間傳說，專寫拳棒技擊的，敘述較合理，不涉怪力亂神，多是敷陳些雙方戰鬥之事，或各派武術家之間因意氣之爭，而引起的私鬥，或官府、鏢師與綠林的矛盾等故事；
第二種雖也結合一些史事，專寫武術，不摻雜神力飛劍等無稽之談，但所寫的武技內容，不盡合理，出現了掌風可以傷人、咳唾可以制敵等等超人的神技，以及寶刀寶劍之類的神奇，故事的背景雖仍是人世社會，但已逐漸失去現實的色彩；
第三種則是敘述虛妄的劍仙鬥法，故事多出幻想，比前者更為惡化。這三者之間的界限是存在的，但有些作品也不是截然劃分的，往往以前一種寫法為主，逐漸摻入後一種的成分；或以後一種寫法為主，而僅以前一種為引端。」
民國的舊武俠小說，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為代表，這種奇幻仙俠風格，那時隱隱成為了武俠小說的「正統」。直到古龍大紅大紫之前，臺灣俠壇皆以奇幻仙俠為「正統」。如果說臺灣武俠小說對舊武俠小說繼承更多的話，香港的情形則大不同。如果以金庸和梁羽生二人來作一個對比，則梁是繼承，而金是變革。
金庸的武俠小說，擁躉無數，數十年依舊。他的武俠小說，情節詭譎，以「奇」取勝。比如寫暗器，不再只是飛刀、石子、袖箭之類，銅錢、棋子、冰粒、銀針，應有盡有。發施暗器的手段也越加高明，可以後發先至，也可以滿天花雨。輕功也神乎其神，不但奔走迅速，超過《水滸傳》中的「神行太保」，甚至只要有一力可倚，便能飛行水上，橫越懸崖。這些武功招式皆是在傳統套路上「反傳統」的改造結果。金庸不但精通「尚奇派」武功，亦深知「務實派」武功之奧秘，於是博採眾長，推陳出新，使武功出神入化，爐火純青。
從故事構思上來講，武俠小說中向來都是將「大俠」寫成「英雄」，甚至由「大俠」創造「歷史」。金庸的早期作品，也屬於這種傳統的故事設定，比如《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就是身懷「立功報國」的志向的。歷史上真實的郭靖，只是一個普通的「義士」，而在武俠小說中，他成了一個江湖上的「大俠英雄」，而且還在小說中成了具有歷史高度的「民族英雄」。
但是金庸很快就發現，這些人物其實是不真實的，武俠人物在歷史中並沒有那樣大的作用。所以在接下來的作品中，他意識到「英雄」應該從「貴族」走入「平民」，由「完人」變成「凡人」。大俠應該是在「極限情境」中經歷了萬千磨難而成長起來的凡人中的英才。比如少年時代的楊過和韋小寶，都並不見得是什麼「乖孩子」，他們使用的手段並不一定那麼「高大上」，但他們卻做了許多大俠份內的事。
武俠小說中的「俠」，指的是「俠義」，自然被引申為「正義」，而「正義」就是「除暴安良」，這也是武俠小說的最高道德主題。世上的豪傑有「英雄」，就有「梟雄」，武俠小說裡有「大俠」，就有「魔頭」，有多大的善，就有多大的惡，這已成為武俠小說中鐵的定律。
最初的武俠小說，善惡分明，正邪兩清，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卻對這種設定做了「改革」。他的小說中，「正」不再是一覽無遺的「正」，「邪」也不是徹頭徹尾的「邪」，而是開始了「正邪之間」的創作。
他的「正邪之間」並非只是為了完成「除暴安良」、「誅妖除魔」的簡單敘事流程，而是對「正邪」本身深層次的深入思考。根據他的情節與思想邏輯，「正」「邪」是複雜的，也是不便明確區分的，具有一種複雜的多向性。比如他在《神鵰俠侶》中寫楊過，塑造的就是一個由「邪」而「正」的典型，野孩子楊過成了神鵰大俠，而早年雄姿英發的黃蓉卻又有時變得偏心和不近情理了。
金庸的小說，最出彩的是武功絕學。與其他武俠小說不同，在他的小說中，他將武功原理同儒、佛、道哲學思想進行了結合，將武功的最高境界定義為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無色無相和道家的順其自然。
金庸對俠的認識，也是從儒開始的。他的早期作品《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鴛鴦刀》以及他最後的「天下英雄」陳近南，都是儒俠。郭靖是最典型的儒家文化體現者，他平和、寬厚、諒解的性格使他能在武功上博採眾家於一身，也正因此，郭靖的武功是中庸的極峰。
儒俠自有他的壯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好問題，不如回過頭來「兼愛」，於是有《飛狐外傳》裡的胡斐。或者先求「獨善」，張揚個性，做一個俠路先鋒，《神鵰俠侶》的楊過、《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天龍八部》的段譽和虛竹、《笑傲江湖》的令狐衝，都是這樣的「道俠」。
當然，《天龍八部》也以佛俠精神作了對其它俠義文化體系的補充，而在《俠客行》裡，「狗雜種」石破天的故事，就更符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到彼岸」的「智慧」。這些，以儒、墨、道、佛為文化指向，反映了對傳統「正宗」的思考和突破，是「反傳統」的第一步，但仍然還是武俠。
金庸先生「反傳統」的完全出擊，其實是在後期的武俠作品中，他不再強調儒俠、佛俠或道俠，而是開始強調「無俠」和「非俠」。
「無俠」是並不想要成為俠的而事實上卻成了俠，比如《倚天屠龍記》的張無忌，他對做明教教主就不感興趣，這和一般武俠小說人物極力想登上江湖霸主的頂峰已經大異其趣。再比如，《連城訣》中的狄雲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衝，也都是經過許多江湖磨難之後，明確地提出了「隱士」之說。無俠，不是正直之士本無「俠」心，而是江湖之上已無「俠」在，「無俠」因此成為一曲武俠小說的悲歌。
「非俠」是用本來不是「俠」，甚至與「俠」背道而馳的手段，卻成了事實上的「俠」。比如《俠客行》中的石破天，《鹿鼎記》的韋小寶，都可以算是「非俠」。從對傳統文化之種種形態的「俠」的失望，到「無俠」再到「非俠」，是金庸武俠小說主題思想的一個邏輯發展過程。
金庸在修訂完成《鹿鼎記》之後，他這位「武林至尊」也宣告了一個大武俠時代的終結。2018年10月30日，金庸去世。他曾說過，如果有一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會這樣寫：「這裡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舞馬長槍/文 201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