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中看出，他對儒、道二家的推崇比比皆是，如果單純地從某一方面摘取資料，證明其說，他是道家亦是儒家，這是長期以來形成他的政治思想是屬於道家還是儒家之爭的根源，小編本次就來解析一下司馬遷。
綜合分析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流露和反映，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既不屬於道家，也不屬於儒家，但對儒、道二家都有所繼承和吸收，從而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政治思想體系。先說司馬遷與道家。道家，從歷史的意義說，稱為「老學」；從時代的意義說，稱為「黃老」；從學術的意義說，稱為「道家」。我們首先要弄清楚道家的演變。在先秦時的道家，其代表者是老子、莊子。
其思想核心是：「老子修道德，其學以無為自隱無名為務」；「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而莊子「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這時的道家是狹義的道學，其要是取法自然，無為而治。其中老子亦談自然無為，亦談政治：而莊子只談自然無為，不談政治。到了漢初，道家學說成了治政的主導思想，稱之為「黃老道學」。
這種黃老道學，因推崇黃帝和老子而得名，其內核是老子的清靜無為但就其全部內容來說，則是吸取了其他各種學說中有益於治的成分，成為一種以道家為主體，兼容並包的「新道學」，其代表之言要算是可能作於漢景帝末、漢武帝即位初的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其中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這種新道學由老子的清靜無為轉而強調因循為用，無所不為，採百家之長以經世致用、治國安邦。對於治政，比老莊道學更具有積極的意義。那麼，司馬遷對這兩種道學的態度是什麼呢？可以說，他都是比較贊成的。但推崇的程度則於新道學勝於老莊道學。對於新道學，司馬遷對漢初實行黃老政治的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都十分稱道；對積極推行黃老政治的漢初輔臣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以及漢武帝時的汲黯等都極為讚賞，流露出敬仰之情。
漢興七十餘年中實行黃老政治所取得的政績，在《平準書》等篇中嘖嘖稱讚，認為是國家無事，人給家足，財貨豐餘，等等。而對先秦時的老莊道學，司馬遷取其積極的一面，批判其消極的一面。他在《曹相國世家》《伯夷列傳》《管晏列傳》《扁鵲蒼公列傳》《酷吏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等篇中引用老子之言或是運用老子道學之精神來評論世事人物；在《齊卓惠王世家》《魏世家》《五帝本紀》
《韓長孺列傳》《準南衡山列傳》《張儀列傳》《孟嘗君列傳》《齊太公世家》《儒林列傳》等篇中比較重視自然、客觀、地理的力量，有時甚至認為這種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對一些有悖於老子之道的思想進行一定程度的抨擊，如對漢武帝的多欲政治，對方土迷信神仙之說
對「天雨粟，馬生角」、「罪地脈」、「天亡我」，「昆倉之體泉瑤臺」等，都是持批判態度的。對先秦老子道學中的消極成分，司馬遷給予嚴厲的批評。在《貨殖列傳》中，他開宗明義地說：「《老子》日：『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對老子的這種小國寡民、「孤島」而治的消極治世的論調，他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綜上可見，司馬遷對道學，有繼承吸取，有批判，其繼承的成分多，批判的成分少。於先秦道學與漢初道學，尤其推崇漢初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