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新譯莎士比亞?

（作者：  傅光明） 

我想，無論何時回首，2017年11月11日這個「雙十一」都仿若在昨。這天上午，作為「復旦百年中文講壇」活動之一的「傅光明新譯莎劇出版座談會」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召開，令我倍感榮幸，深受感動，註定此生感銘於心。誠如後來整理的「會議紀要」所言：

「莎士比亞屬於所有時代」，也屬於全世界。清末至今，莎士比亞既為中國文學、文化和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資源，又受惠於中國一代代學人和讀者的翻譯和闡釋，煥發新生。正如陸谷孫先生所說：「發現莎士比亞是個永不停歇的進程」。朱生豪、梁實秋、卞之琳、孫大雨、方平、辜正坤……翻譯莎劇同樣是個永不停歇的進程。

每個譯者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莎翁，每個時代都呼喚著它的新譯者。我們該如何替莎士比亞說中文？怎麼說？說給誰？如何接著說？散文體還是詩歌體？莎士比亞在中國如何被接受？還有哪些尚待探討的問題？我們今天如何重新認識和吸納莎士比亞的遺產？

恰逢傅光明先生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第一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為莎士比亞在中國的接受、傳播和研究提供新的契機，帶著這些問題，2017年11月11日，來自全國各地的莎學專家、譯者，以及比較文學、翻譯學、現當代文學的學者聚首復旦大學光華樓1001會議室，與出版方一道，展開了深入討論。

本次會議由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復旦文學翻譯研究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國比較文學》編輯部、《文學》編輯部、《復旦談譯錄》編輯部、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主辦。分兩個議題展開：「傅光明新譯莎劇出版座談會」（上午）和「莎士比亞跨文化解讀研討會」（下午）。

在此，我再次向所有與會的師、友致謝，感謝你們的認可、鼓勵、支持。天津人民出版社為使這個會開得有成效，特意趕製出新譯莎劇全集第一輯四部戲（《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奧賽羅》《威尼斯商人》）的樣本。

在陳思和老師、專程由香港飛滬與會的王宏志老師、前輩謝天振老師和天津出版集團副總紀秀榮女士分别致辭之後，我以「新譯、新釋莎劇的可能性」為題做了主旨發言，主要談了以下四點：

第一，莎劇文本與舞臺演出的關係。

儘管莎士比亞最早純為舞臺演出而寫戲（也許僅僅為了多掙錢），儘管莎劇演出史已超過四個多世紀，但仔細揣摩《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改寫者之一查爾斯·蘭姆近200年前說過的話，並非沒有道理。蘭姆始終認為，高山景行的莎劇，那一點一滴的原汁原味，都只在他劇作文本的字裡行間，舞臺上的莎劇無滋無味、無韻無致。換言之，莎士比亞的文本詩劇與舞臺演出本是雲泥之別，莎劇只能伏案閱讀，根本不能上演！

時至今日，該如何理解蘭姆呢？一方面，蘭姆所說並非無的放矢，他那個時代雄踞舞臺之上的莎劇，的確多經竄改，原味盡失；另一方面，蘭姆意在強調，由閱讀莎劇文本生發出來的那份妙不可言的文學想像，是任何舞臺表演無法給予的；莎劇一經表演，文學想像的藝術翅膀便被具象化的舞臺和人物形象束縛住，甚至限制死。

第二，莎劇中有非常多對希臘、羅馬神話或人名、或典故、或故事的借用、化用，以及許多許多對雙關語的妙用。除此，一些用詞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並藏著隱晦的真意。

以上兩點在朱生豪先生的譯本中，幾乎沒有體現。這自然由他譯莎時的客觀條件所限。試想，朱前輩翻譯時，手裡只有一部沒有注釋的老「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和一本詞典。而今，不算以前的早期版本，到目前為止，僅英語世界已有許多為莎迷所熟知且津津樂道的莎劇全集，比如頗具代表性的「皇家版」、「新劍橋版」等標註著「權威版本」、「注釋完備」字樣的版本。因此，若想真正步入、研究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從閱讀上來說，勢必離不開豐富注釋和詳實導讀。

第三，幾乎可以說，沒有《聖經》，便沒有莎劇。英國文學教授彼得·米爾沃德牧師曾有如此斷言：「幾乎《聖經》每一卷都至少有一個字或一句話被莎士比亞用在他的戲裡。」

的確，莎士比亞對《聖經》熟悉到了完全隨心所欲、不露痕跡、運用自如、出神入化的境地。在全部莎劇中，幾乎沒有哪一部不包含、不涉及、不引用、不引申《聖經》的引文、典故、釋義。我們要做的，是努力、盡力去尋覓、挖掘、感悟和體會莎士比亞在創作中，如何把從《聖經》裡獲得的藝術靈感，微妙、豐富而複雜地折射到劇情和人物身上。因此，如果不能領略莎劇中無處不在的《聖經》意蘊，對於理解莎翁，無疑要打折扣。

從這個角度說，豐富的注釋、詳實的導讀，不失為解讀、詮釋莎劇的一把鑰匙，也是開啟他心靈世界精緻、靈動的一扇小窗。

第四，語言隨時代而改變，朱生豪和梁實秋所譯這兩個通行許久的莎劇中譯本，裡邊有許多的譯文表述，尤其歐化句式、倒裝語序，已不大適合現代閱讀。但如何將莎士比亞的詩劇語言，用現代白話「原汁原味」地來表達，始終存在挑戰。這裡有一個問題：面對通俗淺顯的臺詞，是否一定要用中文成語來表達？因為許多現成的中文成語，自有它在中國文化裡的別樣意蘊。

在此，僅以歷史劇《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二場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臺詞為例：

（「第一對開本」）

Falstafff: Well, mayst thou have the spirit of persuasion and he the ears of profiting, that what thou speakest may move and what he hears may be believed.

（「牛津版」）Falstaff:

Well，God give thee the spirit of persuasion, and him the ears of profiting, that what thou speakest may move, and what he hears may be believed.

不同中譯本的風格一目了然：

福斯塔夫：好吧，願上帝給你一套勸人的本領，給他一雙受教的耳朵，好讓你說的話使得他

受感動，他聽見的話使得他信服。（梁實秋）

福斯塔夫：好吧，願上帝給你三寸不爛的舌頭，給他能受善言的耳朵；使你說的能夠打動，

他聽的能夠接受。（吳興華）

福斯塔夫：好吧，上帝保佑你，願你能循循善誘，願他那耳朵能察納忠言；願你的話能動人

心弦，願他聽了能心悅誠服。（孫法理）

福斯塔夫：那好，但願你的嘴循循善誘，他的耳言聽計從，你的話叫他心動，令他信服，如

此這般。（張順赴）

福斯塔夫：願上帝給你一條循循善誘的舌頭，給他一雙從善如流的耳朵；讓你所說的話可以

打動他的心，讓他聽了你的話，可以深信不疑。（譯者不詳，引自《莎士比亞與

聖經》上冊第398頁，並附說明：聖經早已描述過「善誘的舌頭和耐聽的耳朵。」）

福斯塔夫好吧，願上帝叫你有說服力，他的耳朵又肯聽勸；願你的話叫他動心，讓他一聽

就信。（傅光明）

事實上，在這個會的頭天（11月10日）下午，已先由「奇境譯坊」和復旦文學翻譯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論壇，主題為「如果莎士比亞說中文」（If Shakespeare speaks in Chineses...）。除了我，受邀的還有兩位嘉賓：資深翻譯、勞倫斯文集的譯者畢冰賓先生；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復旦英文系的張瓊教授。論壇由王柏華老師主持。

我發言的題目是：為什麼要新譯莎士比亞？也講了四點：

第一，新譯的想法其來有自。

莎士比亞是1921年正式登陸中國，這一年出版了由田漢先生翻譯的莎劇《哈孟雷特》Hamlet。由此，一代又一代的莎翁譯者開始將不同的中文譯本呈現給讀者。其實，每一個莎翁譯者都是替他說中文的人。

莎士比亞不會說中文，因此，我們看譯作時難免會想，他到底該講怎樣的中文呢？我認為，這自然與譯者所處時代的整個語言背景有關。從各個譯本當中，既能發現特點，也能發現問題。我的理解是，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莎翁譯本，這是我新譯莎翁的初衷。

1980年代初，我懷著頂禮膜拜的心情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那時，凡遇到彆扭的地方，絲毫不會質疑什麼。這是我個人閱讀、接受莎翁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在十幾年後的1990年代中期，當時梁實秋先生的莎翁全集譯本在內陸出版。讀了梁譯，發現許多與朱譯不一樣的地方。我有了疑問：莎士比亞為什麼會講兩種中文？不過，我並未從譯介學的角度來想這個問題，只是從文本本身考慮，誰譯得更順溜一些，文筆更優雅一些，詩味更濃鬱一些。我覺得，許多地方似以朱譯為佳。朱前輩英文系出身，是個詩人。他的語言凝練，尤其對莎劇裡韻詩部分的翻譯，每行十個漢字，文體整齊漂亮。但仔細比對原文不難發現，朱前輩常為了保證詩體的外形齊整，不得不將英文中的某些原汁原味割捨。換言之，從譯介的角度看，朱譯中有不少漏譯、誤譯及猜譯。

需要說明的是，朱譯出現問題，絕非朱前輩才華不逮，而是當時的客觀條件太不成熟。試想，朱先生從1936年到1944年，以一人之力歷經八年，翻譯了全部37部莎劇中的27部，（也有說翻譯了31部，）可他手裡只有一部1904年不帶任何注釋的老牛津版合訂本《莎士比亞全集》，也沒有像樣的工具書。因此，朱先生在翻譯原文所涉及到的雙關語、典故、隱喻、引申義時，難免忽略。何況時值抗戰，朱先生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帶著僅有的資料進行手寫翻譯，沒有電腦，沒有維基百科，條件異常艱難。因此，我們理應對朱先生充滿敬意。

第二，莎士比亞翻譯在中國。

梁先生從1930年代開始翻譯莎劇，和朱先生幾乎同時。這表明，中國的譯莎家們在1930年代迎來了一波高潮。今天回首，這是第一次高潮，也幾乎是最盛的一次。曹未風、孫大雨、梁實秋，包括曹禺，他們都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翻譯過莎士比亞。某種程度上講，這或與胡適有關。

我有時瞎琢磨這樣幾個連環問題：五四何以與莎士比亞失之交臂？若五四主要接受的是莎士比亞，不是易卜生，情形會如何？即便五四接受了易卜生，但同時也接受了莎士比亞，會有什麼不同嗎？

實際情況是，1921年，田漢譯的《哈孟雷特》在《少年中國》雜誌第2卷第12期發表時，五四已過去兩年。儘管莎士比亞的名字在19世紀末已傳入中國，1902年，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第一次將Shakespeare譯成「莎士比亞」這樣四個漢字，並一直沿用下來，但作為當時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胡適，明確表示這位「蕭思璧」（Shakespeare）的戲劇徒有文學而沒思想。那時的中國社會面臨許多問題，文學應當關注、甚或解決問題，所以，像易卜生那樣有深刻思想的社會問題劇受到胡適們的青睞。其實，在五四發生前的1910年代中期，易卜生已成為「莎士比亞之勁敵」。儘管胡適將用文言文把蘭姆姐弟改寫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翻譯成《英國詩人吟邊燕語》的林紓，貶損為「莎士比亞的大罪人」；也儘管他在推動白話文運動時屢屢引莎士比亞為例，但他骨子裡十分瞧不起莎劇，提起《奧賽羅》，他說「近代的大家絕不做這樣的醜戲。」《哈姆雷特》在他眼裡，「我實在看不出什麼好處來！Hamlet真是一個大傻子！」

時光進入1930年代，胡適似乎才真正意識到莎士比亞的價值。1930年底，他任職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的翻譯委員會，曾擬定一個試譯莎翁全集的計劃：由聞一多任主任，徐志摩譯《羅密歐與朱麗葉》，葉公超譯《威尼斯商人》，陳西瀅譯《皆大歡喜》，聞一多譯《哈姆雷特》，梁實秋譯麥克白。但計劃並未實行，甚至連一次會都沒開過。

但幸運的是，梁先生的譯莎從那時開始了。而且，他一旦進入，便沒有放棄。有些前輩譯個三五部或六七部，就不再譯了。梁先生的翻譯雖也停停頓頓，但他活的時間長。梁先生開過兩個玩笑自嘲，一個說：「翻譯（莎士比亞）之所以完成，主要的是因為活得相當長久，十分驚險。」另一個說，在創作上不靈光，沒什麼才華的作家，只能搞翻譯。

不管怎麼說，梁先生是迄今為止以一己之力譯完莎翁全集的唯一人。1936年時，梁先生譯完八種，並陸續出版。到1967年，梁譯莎劇全集在臺灣出版，三年後，他又將莎士比亞三部詩集譯竣，前後花費了34年。

毋庸諱言，梁譯本也存在自身問題。他是散文妙手，其「雅舍小品」堪稱精品，不過，當莎劇需要體現「濃得化不開」的詩情、詩韻時，梁譯會讓人覺得短了一口「詩」氣，因為他是以隨筆的散文筆法來譯的。

也就是說，每一位譯者替莎士比亞說的中文，都是各自性情、文調的不同體現。因此，莎翁戲劇自然呈現出不同的文風。多年來，讀者對朱、梁二譯，各有所愛。除此之外，到目前為止，還有兩部由多位譯者合作而成的莎翁全集。一是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方平先生主譯的《新莎士比亞全集》；二是2016年莎翁忌辰400周年之際，外研社出版的由辜正坤先生主編的《莎士比亞全集》。竊以為，莎翁全集由多人組合來完成，總會帶來風格差異。

第三，該怎樣新譯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的魅力還體現在，即便以英文為母語的學者，在做注釋時也各有不同。原因只在莎劇有個複雜的版本問題，同一句臺詞在不同版本中或許會有差異。因此，我在翻譯過程中，希望自己能成為研究者，能在基於前輩的基礎上作出有理有據的新譯、新釋。另外，我注意到，英語世界的莎翁研究早已成果豐碩，似乎國內對此了解、介紹不夠，我也願沉下心來努力挖掘。

這又涉及到我們該如何更新自己的知識。簡言之，先自己弄懂，再傳達給讀者。由這一點，我改變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1980年代初讀朱譯本時，覺得莎翁太了不起，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創作出這麼多精品力作。其實，後人的質疑之聲也基於此：真有一個叫莎士比亞的人存在嗎？這個叫莎士比亞的傢伙怎麼可能有如此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進入研究層面之後，這個問題變簡單了：莎翁平均不到半年寫一部戲，他是為演出而寫，絕非為了自己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不朽。他寫戲的初衷很簡單，只是為劇團編劇，儘快上演，寫得又快又好，劇團和自己才能獲得更大經濟收益。可見，莎翁是被後人尊奉到文學經典的廟堂之上，遙想當初，在他那個時代，他不過是一個煙火氣十足的劇作家。而且，他的戲，尤其早中期的戲，大都是寫給下九流看的。這又帶給我們另一個思考：翻譯語言是否要選用高貴文雅的漂亮中文？有的譯者特別喜歡使用現成的漢語成語，我覺得不十分妥帖。因為許多成語都帶著中國文化自身的特有語境，用在莎劇人物身上會顯得怪異。其實，這也是我不用詩體譯莎的重要原因。前面提到方、辜二位「主譯」、「主編」的莎翁全集均以詩體來譯，而朱、梁兩位前輩則散體譯散。我在文體選擇上遵循朱梁二位。但在散體譯散的時候，我特別在意能否譯出散文詩的韻致，讓語言具有一種詩的內在張力。它不一定押韻，卻內蘊詩語的魅力。

另外，英文當中有些東西是漢語找補不出來的，比如抑揚格、輕重音等等，有時雙關也如此。我個人認為，若將中文和英文一一對應翻譯，會顯得機械。因此，我在著手翻譯之前，便考慮好了形式方面的問題。當英文中的韻體出現時，它押韻的方式有時是隔行押韻。問題是：我們在翻譯時是否一定要選擇這種方式？我愈發覺得，翻譯其實就是一個「化」的過程。恩師蕭乾先生在世時，曾多次告訴我，翻譯有兩點最重要，一是理解，二是表達，若細劃分一下，理解佔四成，表達佔六成。

對此，還是舉個例子來說明。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抒情浪漫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劇本末尾有一段維羅納親王隔行押韻的詩體獨白。

曹禺譯本：（譯名《柔密歐與幽麗葉》）

這清晨帶來了憂鬱的和平，

太陽也難過，不肯露出他的臉。

走吧，再回去談談這悲哀的事情，

有的可以得到寬免，有的就要究辦。

人間的故事不能比這個更悲慘，

像幽麗葉和她的柔密歐所受的災難。

押韻不是非常整齊，且文體上有長短錯落。

朱生豪譯本：

清晨帶來了悽涼的和解，

太陽也慘得在雲中躲閃。

大家先回去發幾聲感慨，

該恕的、該罰的再聽宣判。

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

誰曾見這樣的哀怨辛酸？

最後兩句押得非常好。

梁實秋譯本：

早晨帶來了悽涼的和平，

太陽也愁得不願露臉：

去吧，再談談這悲慘的情形；

有些要開釋，有些要究辦：

沒有故事能令人黯然傷神，

像朱麗葉與羅密歐這樣動人。

從頭兩句可看出不同譯者在替莎士比亞說中文時，有時相差不大；從三四句可看出梁先生作為一個散文家的內斂，對於詩的敏感相對沒那麼高；最後兩句可感到詩體的韻味稍有不足。

孫大雨譯本：（譯名《蘿密歐與琚麗曄》）

今天這清晨帶來愁眉的和好；

太陽因悲傷，將不露它的榮光；

去吧，去多多講這些悲慘的音耗；

有人將得到赦免，有人被懲創；

因為從沒有恁故事這麼樣令人愁；

像這下講起琚麗曄和她的蘿密歐。

從首句可看到孫大雨區別於其他譯者的個人文風，第二句則強調了「傷」和「光」的押韻；為能隔行押韻，第三句句末刻意用了「音耗」一詞，但在中文語境下我們幾乎不會這樣表達；第四句的「懲創」也是要和「光」、「傷」押韻的刻意之舉。「恁」則帶有方言口音。

方平譯本：

這一個清晨帶來了悽慘與講和，

太陽也難受，不把臉兒露一下；

大家且回去，把這事談得透徹，

該恕的當寬恕，該罰的就要懲罰；

人間的故事哪有這般的哀傷，

比起朱麗葉和她的羅密歐這一雙。

前面幾句都沒有押韻，最後兩句押上了，押得也還好。但比起朱譯，還是弱了。

傅光明譯本：

清晨帶來一個和平，陰鬱又悽涼；

太陽因悲傷，面容在雲朵裡躲藏。

諸位散去，好把這慘禍多加思量；

寬恕還是懲罰，是非曲直見公堂。

人世間從沒一個故事的黯然神傷，

比朱麗葉和羅密歐更加痛斷愁腸。

形式上我沒按英文原文的隔行押韻，而是一韻到底。我覺得在文體形式上不必與之一一對應，完全可用符合中文閱讀習慣的韻腳「化」過來。這也是我翻譯中的一種嘗試。

第四，如何定位「原味兒莎」？

還是以《羅密歐與朱麗葉》為例。劇中對羅、朱二人在化裝舞會的一見鍾情，對陽臺的私定終身，對次日黎明的寢室話別，以及帕裡斯伯爵在墓地哀悼假死的朱麗葉，等等場景，莎翁選用了不同的詩歌形式來表現。一見鍾情用的是最正宗的愛情十四行詩，其他則是牧歌、晨歌、輓歌等等。這些「歌」的形式是英文特有的，中文該如何表現呢？這些也是我在翻譯要嘗試解決的問題。愛情十四行詩堪稱莎翁的獨門絕活兒，他的這處場景設計非常巧妙，他讓羅、朱這兩位懷春的少男少女，於一問一答之間，自然孕育出愛情十四行詩。以下是拙譯：

羅密歐（向朱麗葉）要是我用這一雙塵世之手的卑微， a

把這聖潔的廟宇褻瀆，我要救贖， b

讓香客含羞的嘴唇赦免溫存之罪， a

讓那輕柔之吻撫平我牽手的粗魯。 b

朱麗葉虔誠的香客，別這樣怪罪這牽握， c

牽手原本是香客表示由衷的虔誠。 d

因為聖徒的手可以由香客去觸摸， c

與聖潔手掌相握便是香客的親吻。 d

羅密歐聖徒只有聖潔的手掌，不長嘴唇？ e

朱麗葉啊，香客，祈禱時嘴唇便派用場。 f

羅密歐哦，聖徒，讓嘴唇替代手的溫潤， e                 

懇請你不要讓雙唇的信仰變失望。 f

朱麗葉你的懇請獲允準，聖徒恭候禱告。 g

羅密歐聖徒別移動腳步，我會前來領教， g

此處的十四行詩，我按照英文的押韻方式，完全用中文押上了，還是挺難的。以朱譯為例，雖以詩體來譯，有五句沒押上。

另外，莎劇的舞臺演出史很有意思，這也是莎翁研究不能忽略的。某種程度上，莎劇演出史，本身也是一部莎翁研究史。從《羅密歐與朱麗葉》來看，劇本中的羅密歐最初是以一個失戀者的形象出現，因單相思愛慕羅瑟琳而不得，內心十分痛苦。18世紀的英國劇團演出時，把羅瑟琳這個名字刪去了，理由很簡答，認為羅密歐應始終對朱麗葉忠貞不渝，不能有過三心二意。不難發現，包括莎劇的版本變遷和舞臺演出在內，就算替莎士比亞說英文的人，在不同時代也有不同選擇。

這導致今天我們面臨一個問題：該如何定位「原味兒莎」？「原味兒莎」能還原嗎？這又回到本文開始談的該如何看待蘭姆提出的問題。

簡單來說，無論閱讀，還是研究莎翁，要想領略「原味兒莎」，便應努力以今天的現代語言呈現伊莉莎白一世的時代語境。倘若總讓莎翁筆下的人物不由自主地隨口說出一連串的自帶中文語境的成語，無疑不夠「原味兒」吧？這也是我接受譯莎挑戰的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莎翁作為天才的編劇足夠幸運！他生活、寫戲的年代正值伊莉莎白一世女王統治下，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進入全盛期，人文主義思想日趨成熟，文學史稱之「伊莉莎白時代」。這是英國詩歌、散文，尤其戲劇發展繁盛的黃金期。

由幾個時間節點簡述一下，1558年，25歲的伊莉莎白一世加冕英格蘭女王，六年後的1564年，莎士比亞出生。1567年，由「紅獅客棧」改成的「紅獅劇院」開張，這是倫敦第一家提供定期戲劇演出的專業劇院。此後，由於王室積極策動，劇院數量逐漸增多。進入1580年代，隨著各類私人的、公共的、宮廷的劇院不斷湧現，大量的詩人、作家、職業編劇、舞臺演員應運而生，劇作家接近180人，劇本數量超過500部，蔚為可觀。

莎士比亞真是為戲而生的幸運兒。1585年，21歲的莎士比亞從他的出生地，英格蘭中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小鎮，隻身來到倫敦，在劇院當學徒、打雜。1588年，英國海軍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他親眼見證了國人血脈噴湧的愛國主義熱情，見證了英國這艘新的世界海上霸主的巨輪開始起航，「日不落帝國」顯露雛形。1589年，25歲的莎士比亞開始寫戲。1590年，成為「內務大臣劇團」的演員、編劇。1599年，莎士比亞所屬的「環球劇場」開張。1603年，詹姆斯一世國王繼位之後，「內務大臣劇團」升格為「國王劇團」，國王成為劇團贊助人。此時，莎士比亞已是名滿全英的詩人、劇作家，也是劇團的金字招牌和大號股東。1613年，莎士比亞退休，回到家鄉，頤養天年。1616年辭世。

綜觀莎士比亞並不十分漫長的戲劇生涯，至少1590-1610整整20年，是他個人的黃金時代。在這20年裡，除了有清教徒這個始終站在「一切娛樂，尤其戲劇」對立面的老對手叫他心裡不舒服，基本算一帆風順，「四大史劇」、「四大喜劇」、「四大悲劇」都寫於這20年。

無論如何，英國詩人彌爾頓曾為莎翁寫下：「他善於用神聖的火焰，/ 把我們重新塑造得更好。」這樣的詩句對後世讀者始終有益。

天長地久，莎翁不朽！

2018年1月2日

《戲夢一莎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