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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立大學生物人類學者發表在《人類體質學年鑑》上一項令人震驚的研究成果稱,一些目前最常見的「精神障礙」,包括抑鬱、焦慮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等,可能根本不是精神障礙。
在題為Mental health is biological health: Why tackling 「diseases of the mind」 is an imperative for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心理健康是生物健康:21世紀生物人類學為什麼要解決「精神疾病」)的論文中,研究人員提出了新觀念:現代心理學,特別是使用抗抑鬱藥等藥物治療精神疾病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降低精神障礙的患病率。
在過去的抑鬱症研究中,「化學失衡」是一種熱門理論,它帶來了研發抗抑鬱藥物的熱潮,其主要思路是通過藥物調節大腦中某些被稱為神經遞質的化學物質。
然而,2008年一場針對抗抑鬱藥物試驗的大型薈萃分析表明,抗抑鬱藥的效果幾乎與安慰劑相同,而且它們的廣泛應用並沒有帶來相應的顯著結果。例如,僅在澳大利亞,抗抑鬱藥的使用從1990年到2002年就增加了352%,然而在任何國家,情緒、焦慮或藥物使用障礙的患病率都沒有下降。
20年間,全球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患病率穩定在了4.4%和4%的水平上。
在研究中,作者從人類進化的角度,認為抑鬱、焦慮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主要是對逆境的反應;因此,只有用藥物治療這些問題的「精神痛苦」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論文第一作者、華盛頓州立大學博士Kristen Syme以骨折治療為例:
「疼痛不是疾病,是在告訴你有地方出了問題,」Syme說,「抑鬱症、焦慮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常常處於暴力威脅或暴露在暴力之下,我們通常稱之(暴力)為可預測的精神疾病源。但是正相反,它們更偏向於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因此解決辦法不一定是修復大腦的功能障礙,而是修復社會世界的功能障礙。」
Syme和合著者、該校進化人類學教授Edward Hagen主張,生物人類學家應該進入「精神疾病」研究領域,幫助其找到一些問題真正有效的解決辦法,特別是對於一些可能是關於社會而非精神的問題。
Hagen說:「心理健康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種誕生於19世紀、在1980年代復興的觀點,即根據症狀對一切事物進行分類,希望揭示出導致解決問題的潛在模式,但事實上並沒有。」
儘管該領域科學家嘗試了許多新的測量方法,如遺傳學、生物標誌物和成像技術,但這些方法都沒有實現真正改善人們生活所需的洞察力。
Hagen和Syme並不寄望於對症下藥來解決精神問題。他們承認,一些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很可能是遺傳的,往往是遺傳的,而其他像阿爾茨海默氏症,似乎與衰老有關。
但與此同時,他們認為,某些情況可能是現代環境和祖先進化環境不匹配造成的,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也就是常說的多動症。Hagen指出,在我們的進化史上,很少出現要求孩子們靜靜地坐在課桌旁,看著老師在黑板上做數學方程式的情況。
其他疾病如抑鬱症、焦慮症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是一種對逆境的反應,就像生理上的痛苦一樣起到信號的作用,讓人們意識到需要幫助。在受軍事衝突影響的國家,每5人中就有1人患有抑鬱症,而在世界範圍內,這個比例為1/14,這似乎可以作為這種新觀點的佐證。
譯/前瞻經濟學人APP資訊組
參考資料:
[1]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5/200526124034.htm
[2]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ajpa.2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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