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索何夫
「吃吧，喝吧，開心點兒，反正我們遲早都會死。」
——印何闐，埃及第三王朝祭司歷史記載最早的享樂主義哲學提倡者
原初動力——人類嗜好的起源
前些年，一段放羊娃與記者之間的對話在社會上掀起過一陣討論熱潮：在對話中，放羊娃展示了一種簡單到極點的閉環式人生軌跡：放羊、賺錢、娶媳婦、生孩子、繼續放羊。
但話說回來，人的一生真的能被簡化到如此程度嗎？即便從最徹頭徹尾的經濟學角度來看，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的也不僅僅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一個現代智人，只要沒有在錯誤的地方多出來一條染色體，或者在出生前後遭遇過嚴重缺氧之類的不幸，那他總會「好一口什麼」——只要條件允許，任何人的生活資料中必然會包含一定比例的享受資料，甚至在法西斯的集中營裡也不例外：據達豪集中營的倖存者戰後回憶，集中營裡暗中流通的「貨幣」就是劣質菸草，其次則是私釀酒。
在過去千百年中，無數人都曾試圖與人類的種種「不良嗜好」對抗，但最終全都失敗。在這類行動中，禁酒是最常見的：從大禹和姬發的時代開始，直到20世紀的海斯和戈巴契夫，政治人物一次次試圖限制人們消費酒精，但直至今日依然沒什麼成效。對於菸草的控制比酒精來得晚，也更加猛烈，可直到如今，禁菸運動的推動者們所做到的最多也不過是將吸菸逐出了公共場所。而對於鴉片和古柯鹼類藥物的查禁更是從19世紀就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共識，到21世紀初，全球禁毒運動已經成為投入資金以千億計的浩大浪潮，在某些國家甚至索性演變成了「戰爭」，然而毒品走私依然屢禁不止。至於危害不那麼直接而明顯的嗜好——比如過量攝取糖分、脂肪或高濃度咖啡因，更是無人能阻止，頂多也只能在各種「健康指南」上做一些盡心的提醒罷了。
單從理性角度來看，酒精和各種精神類藥品的存在毫無意義。酒精還好些，起碼能用來消毒、淨化飲水，或者在必要的情況下用於舒張血管與取暖（但代價是對肝臟的重度壓迫），而沉迷後者則純粹只是自我傷害和自我毀滅罷了。在幾乎所有文化中，酗酒都被視為危險、惡劣的負面標誌：傳統中國文化在描述貪官汙吏或者暴君庸主時，幾乎必然要將「沉湎酒色」「酒池肉林」作為某種「標準配置」。在以發酵淨化飲用水的歐洲，對酒，尤其是烈酒的責難仍然並不鮮見，以至於修士們道德高尚的標誌之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黑麵包和清水」。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往往被描述成有著暴躁、難以預測而嗜血的一面。而近現代史學興起之前，人們提起西羅馬帝國的衰落總會關聯他們葡萄酒的消費量。當巫師和薩滿隱入歷史的陰霾後，各種麻醉品和致幻劑在世界各地便被視為邪法和巫術，沉迷於烏頭、罌粟、曼陀羅這類玩意兒更是被當成與魔鬼做交易，甚至可以引來殺身之禍。是的，除了美洲文明的少數特例，沒有哪個文化在公共道德和價值觀的維度上鼓勵社會成員擁抱這些嗜好，但也從沒有成功地禁絕過它們。
總而言之，在過去上萬年的歷史中，人類與自己的嗜好一直處於這種「痛並快樂著」的共存狀態下。而試圖與它對抗的嘗試則無異於西緒福斯的苦役，耗費巨大，但基本無法取得根本性的勝利。
這是為什麼？
習慣於機械唯物論和陰謀論的人可能會說，問題的根源在於有人見利忘義，每一項廣泛流行的嗜好都意味著龐大的經濟利益。從公元前的古典時代開始，酒類就已經是大多數社會中最常見的流通商品之一，被稱為「魔鬼草」的菸草數個世紀中成了許多國家的重要稅收來源。在中東和黎凡特，咖啡業的可觀進項讓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神學家們的禁令統統夭折。而販毒利潤更是無須細說，正所謂「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就敢冒絞首的風險」，信哉斯言。
然而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決定事物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內因。如果不存在廣泛的需要、沒有足夠的消費者基礎，任你怎樣的高額利潤也不過是空中樓閣。
在這方面，最顯而易見的莫過於人類的「默認口味」——甜味。雖然在成年之後，每個人對飲食口味的愛好都會各不相同，但在孩提時代，尤其是社會化過程尚未開始的幼兒時期，幾乎所有人喜歡的食品都是越甜越好，如果是軟的，那就更妙不過了。從近代兒童故事裡屢屢出現的薑餅人、糖果屋，到《查理的巧克力工廠》，但凡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出現了兒童這一文化符號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形象，通常也少不了各種各樣又軟又甜的糖果。
在過去，那些古板、習慣於強調「艱苦奮鬥」的道德家們往往將兒童的這種偏好指責為心智發育不足所導致的「吃不得苦」，但事實上，這話只對了一半。兒童的行為模式與動機更加返璞歸真，更接近我們那些剛剛走出非洲大草原的祖先——在弓箭、網和其他給予人類肆意徵服自然的力量的工具被發明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像所有遊蕩生活的雜食動物一樣，經常處於能量攝取不足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大量能量的甜味通常就成了最吸引人的味道。同理，對軟質食物的偏好也有源流。在烹飪與食物處理技術落後的時代，各色各樣的「黑暗料理」導致的牙釉質磨損也非常要命：在埃及和古代歐洲，粗製麵粉中的沙礫與石子讓很多人在三十歲之前就滿嘴爛牙；而在亞洲，經常混著莖稈和稻殼的粗糙穀物也有相似效果。「儘可能減少牙齒磨損」這一行為傾向在一代代自然選擇中被深深地刻入了我們的遺傳信息。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對酒精的熱愛也和甜食頗有關係：在自然界中，能被人類祖先接觸到的酒精大多來源於自然發酵的果糖和澱粉，少數則源自蜂蜜和乳類，而這些玩意兒全都是在艱苦的史前時代度日的寶貝。由於乙醇本身具有的高揮發性，「酒香=容易到手的能量」這個等式的成立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也正因如此，近現代的探險家們才會驚訝地發現，那些居住在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偏遠角落、甚至對釀造和發酵沒有任何基礎概念的「狩獵-採集」民族都會迅速接受外來者們帶來的酒類，狂飲到底，甚至出現舉族爛醉的景象。在近代，這種情況時常被種族主義煽動者當作「民族劣根性」的證據，殊不知，他們所目睹的不過是人類孩提時代的常態罷了。
當然，除了基於生存需要而產生的這些嗜好之外，也還有另一些相對「高級」的嗜好，比如致幻劑。雖說大自然中致幻劑並不難找，但在自然環境下陷入精神異常狀態實在過分危險，因此它沒有像嗜甜和嗜酒一樣被銘刻在基因之內。但這些物質的流行可能與人類某階段認知能力的演進相關——任何對宗教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作為最早的全球性宗教，薩滿教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四氫大麻酚和裸蓋菇素之流的「功勞」。當最早的脫產思想者開始對形上學的領域產生興趣時，他們正是在致幻劑帶來的抽搐與痙攣中描繪出了最早的超越物質世界的圖景。
手段與目的顛倒——當進化跟不上進步時
在人類歷史上，對嗜好的追求總是無法擺脫一個無處不在的影子，那便是禁欲主義。從釋迦牟尼、馬可·奧勒留到聖雄甘地，總是有人試圖抵抗人類本能的衝動。由於諸多歷史因素（尤其是中世紀基督教會和中國理學家們留下的負面影響），外加現代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價值體系，禁欲主義在現代人眼中的形象已經遠遠不如古典文明的黃金時代那樣光輝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毫無可取之處。
事實上，除了將欲望本身神秘化並轉化為某種禁忌（Taboo）的形上學思維外，禁欲主義還有著一個相當合理的來源：對人類進化與進步錯位的認知。
眾所周知，在過去的數百個世紀中，人類文明水平的進步一直是呈加速度發生的。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種情況是否像《三體》中所說的那樣，是智慧生物中的「偶然現象」，但很顯然，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這肯定是破天荒頭一遭。在區區數千次世代更迭的短暫時間中，現代智人徹底擺脫了完全被動的自在狀態、成了自己的主人，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仍然被視為一群孩童——如此「藐視」我們的不是別的傢伙，正是我們自己歷經進化而產生定型的生物本能。
從啟蒙運動的時代起，就不斷有樂觀主義者宣稱人類正在大踏步邁向傳說中的理性王國。但在本能這位老夥計眼裡，我們仍然是一群不懂事的孩童。打個不大貼切的比方，這就像是讓一位原始人家長穿越到現代對我們的生活發號施令。這種錯位發生的原因並不難理解：以大中型哺乳動物的標準而言，現代智人的代際更替所需的時間並不算短，即便在自然狀態下也長達十餘年之久，基因突變頻率很低；更糟糕的是，由於在更新世後期一度瀕臨滅絕邊緣，我們的基因庫要比絕大多數人想像的狹窄得多。而相較之下，在日照不足（因此不易晾曬海水）的高緯度地區，鹽的產量即便在公元元年左右都仍然嚴重不足，人類能穩定量產蜂蜜在大多數地方還只是千年之內的事，在14世紀的德意志沿海城市裡，砂糖仍然是一種貴比白銀的奢侈藥品。在19世紀40年代，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工業區中也只看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家庭能夠每周都消費新鮮肉類。在大正年間號稱東亞強國的日本，一隻雞的價格相當於紡織女工一周以上的工資——因為大規模商品畜牧和養殖業到20世紀中葉才完全成型。如此一來，「進化趕不上變化」的發生自然也就不足為奇：對於昆蟲和魚類而言，幾百年的基因性狀篩選或許已經足以讓演化的車輪稍稍轉動方向，但對代際更替緩慢的我們而言，大多數決定性的改變僅僅是幾個世代前才發生的。
正因如此，在進入20世紀後，人們驚訝地發現，曾經讓自己得以存活的優質遺傳特性令他們陷入了困境：對糖、鹽、脂肪和酒精的嗜好隨著農牧業的大規模發展而成了發達社會的頭號殺手。比如，高鹽飲食原本是為了確保體內能隨時保有足夠的鈉和氯離子，而現在卻成了讓垃圾食品的危險度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因素——有個並不可笑的笑話就是這麼說的：如果要對發達國家發動恐怖襲擊的話，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大規模投資快餐店，光是攝入食鹽和食糖過量這兩樣，每年就能合理合法地提早送幾十萬人上西天。
而糟糕的事還不止於此，由於人類演化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非洲度過的，因此人普遍對那些非洲以外的不利因素缺乏自然抵抗力。我們之所以對純粹的苦味極度拒斥，是因為在非洲的稀樹草原上，大多數容易被攝食的植物都因為經常被大型食草動物取食而演化出了有毒的苦味生物鹼。可是，我們對同樣來自植物自衛手段的辣味卻難以抵抗，因為帶辣味的植物大多是原產美洲的茄科植物，和我們的祖先相遇的時間很可能不超過一萬年。因此，我們那缺乏相應進化的大腦至今仍然會在食用辣椒時被欺騙、按照應對灼傷的方式分泌能令我們感到欣快感的內啡肽。這種「欺騙」不分地域，僅僅基於人類「系統」中的一個共有的「漏洞」。因此，辣椒這種「有毒物質」能在已經採集和栽培它數千年的墨西哥和僅僅引入它數百年（很可能是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中國獲得相同的認可，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人類走出非洲之後，這種「自欺欺人」的事就一直屢見不鮮：從阿拉伯茶到罌粟，再到新大陸的古柯和菸草。儘管除了被南美印第安人視為高原生活必要物資的古柯葉，大多數天然興奮劑與致幻劑對於人類的生存都是弊大於利。而它們那些令人類心馳神往的有效成分原本是在漫長的「生物軍備競賽」中用來迫使食客望而卻步的護身符。但是，因為我們與這些玩意兒的接觸時間實在太晚，自然選擇還來不及，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讓我們像拒斥苦味一樣產生本能的排斥。
在上述因素的交叉影響下，人類的本能在「手段」和「目的」層面上所發生的倒錯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最初，本能刺激嗜好的產生是為了讓我們祖先能更有效地生存成長、繁衍後代。但到了後來，二者之間的關係卻顛倒了過來：能夠自覺改造自然的人類不再一味依賴於本能，相反，我們開始將獲取嗜好作為目標，甚至不惜使用會危及原本的目的——生存和繁衍——的「作弊」手段達成這一點。對這種黑色幽默式的倒錯的認知成了禁欲主義誕生的基礎。如果剝去宗教與道德外衣，我們不難發現，儘管禁欲主義者的行為並不能有效地應對這種手段與目的的錯位，但他們對「縱慾」的拒斥與恐懼確實是有道理的。
不過，正如過去數個世紀中的事實無情證明的那樣，「存天理、滅人慾」在過去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在未來則更不可能——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倒錯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徹底。這一情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肇因於娛樂手段的易得性：信息技術發展的一個結果就是，算法和算力的提升意味著我們正擁有遠比過去更多、更巧妙的手段進行「自欺欺人」的大業。曾被視為空前壯舉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中所調動的全部運算能力，現在甚至不及一臺筆記本電腦的零頭；《鋼鐵蒼穹》中逃亡月球的納粹殘餘把21世紀的智慧型手機視若至寶的橋段，可絕不僅僅是搞笑而已。《玩家一號》《雪崩》這樣的賽博朋克作品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中的崛起和大熱，也映射了對這種正以無可阻擋之勢變化的擔憂。
你往何處去——站在理性十字路口的嗜好
20世紀中後期席捲了整個西方文化界的朋克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既是一段尾聲、也是一部序曲：在民權運動與性解放運動的浪潮衝擊下，至少在發達國家中，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連同依附其上的道德、價值觀和其他一切觀念上層建築全都化為烏有，除了極少數國家仍然殘存的部分宗教勢力外，傳統的節慾、禁欲主義已經從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築兩個方面被一同連根拔起。另一方面，技術的進步正讓人類能以更小的代價更加有效地進行過去數萬年間一以貫之的「作弊」大業，從而讓本能進一步陷入窘境之中。
在20世紀80-90年代開始興起的賽博朋克作品中，對這種矛盾前景的展望幾乎可以說是它們思想核心中最主要的一部分。與剛剛擺脫物質匱乏、當時全面沉浸在玫瑰色未來（Rose Future）中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賽博朋克的基調是消極的、悲觀的，尤其是當它與生化朋克（Bio-punk）產生交集時，因為二者的早期創作者們都意識到了一種未必美好的可能——在經過漫長的演變之後，人類的「作弊」手段終於可以跳過具象的、基於本能的嗜好，繞過種種具體的「力比多」，而直達被弗洛伊德描述為「伊底」的那個根源了。
換言之，我們不再一定需要滿足自己，因為我們有的是各種各樣的辦法，可以讓我們的大腦確信自己已經被滿足。《黑客帝國》中的叛徒之所以為了重返電池艙而背叛同伴，正是因為在他看來，虛擬的高質量生活就等於真正的高質量生活。
在進入21世紀後的這十幾年裡，任何明眼人都無法對這種可能視而不見。且不論正在發展中的VR技術、可能在未來「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腦機接口，光是已經足夠發達的網路遊戲、「二次元」文化體系，偶爾再加上一點兒新型精神藥品和類似的小玩具，就足以打造出一個龐大的 「御宅族」集團。
對於這樣的發展，不少人或許會無所謂地搖搖頭，然後宣布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這同樣也意味著一件事：人類社會運轉規則正面臨著一次徹底的洗牌。在過去，除了少數利他主義者和禁欲主義者外，普羅大眾的努力無非分為兩個階段：「飽暖」與「思淫慾」。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大發展解決了其中的第一項，而第二項也正在逐步消解。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作為社會人的生存意義與生存目的正在自然地遭到解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抱怨「沒有目標」「對未來迷茫」絕非無病呻吟，除卻全球性階級固化之外，這種手段與目的徹底失調也是重要原因所在——千百年來，我們一直將本能設計出來驅策我們生存的手段視為目的，而現在，當手段本身可以被近乎沒有代價地實現時，我們卻開始失去了目的。
未來會怎麼樣？在這個貨真價實「瞬息萬變」的時代，這個古老的問題正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難以解答。但在我們可以肯定的事中，有一件是確定無疑的：隨著古老的、本能的驅動力喪失效能，我們將在不久之後直面自己的理性。滿足嗜好與競爭稀缺資源的舊行為模式走到盡頭之後，更值得詢問的問題是：
我們將為了什麼而生活。
刊登於《科幻世界》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