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譯文紀實」系列新作《形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的故事》。該作品可謂對於美國思想的一次精彩探索，從內戰的陰霾到平權運動和冷戰，追溯實用主義思潮的興起。它用生動的筆墨刻畫了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的群像，正是這四個人改變了美國人的思考方式。
美國經歷了一場內戰，其政府形態卻沒有遭遇變革。內戰期間，美國沒有拋棄憲法，沒有暫停選舉，也沒有發生政變。但從其他幾乎所有方面來看，美國變成了另一個國家。戰爭本身沒有讓美國變得現代，但戰爭標誌著現代美國的誕生。
對於親歷內戰的那一代人來說，戰爭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敗，也是文化的失敗，思想的失敗。創痛深沉的內戰使戰前的信仰和期望轟然崩塌。在戰後的新世界，這些信仰顯得極為過時。內戰掃除了南方的奴隸制文明，隨之也幾乎完全掃除了北方的知識分子文化。美國花了幾乎半個世紀才發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種思考方式，來幫助國人應對現代生活的種種情形。這場上下求索就是本書的主題。
回顧這個故事有很多路徑。《形上學俱樂部：美國思想的故事》會帶領讀者路經四個人的生活：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和約翰·杜威。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形上學俱樂部成員
威廉·詹姆斯，「美國心理學之父」，形上學俱樂部成員
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美國哲學家、邏輯學家，形上學俱樂部成員
約翰·杜威，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
總的來看，他們在驅動美國思想進入現代世界上，比任何別的團體的作用都要大。他們不僅對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無與倫比的影響，也極大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他們的思想改變了美國人的思考方式，讓他們繼續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義和寬容。因此，他們也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學習、表達自己觀點、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
該書作者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為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紐約客》特約撰稿人。2002年，他的第一本面向大眾的著作《形上學俱樂部》榮獲普立茲獎最佳歷史類圖書，以及美國歷史學會的帕克曼獎。2016年，梅南獲得了歐巴馬總統授予的美國國家人文勳章。
《紐約時報》評論說：「《形上學俱樂部》並不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四人傳記，一個奇妙的思想故事，通過把這些思想家變成活生生的人來講述它。梅南德通過形上學俱樂部把他們聯繫起來，這是1872年在麻薩諸塞州劍橋成立的一個非正式俱樂部，只持續了九個月。他們的思想遺產是學術自由和文化多元，這也是非意識形態時代民主的關鍵。」
前言
作者：路易斯·梅南
美國經歷了一場內戰，其政府形態卻沒有遭遇變革，這一事實引人注目。內戰期間，美國沒有拋棄憲法，沒有暫停選舉，也沒有發生政變。人們是為了保護在建國時就已建立起來的政府治理制度而戰，實際上也是為了證明這一制度值得保護，民主的理念並沒有失敗。這是葛底斯堡演說的意義所在，也是北方偉大的戰鬥口號「聯邦」的意義所在。制度被保護下來，聯邦也確實得以倖存。但從其他幾乎所有方面來看，美國變成了另一個國家。戰爭本身沒有讓美國變得現代，但戰爭標誌著現代美國的誕生。
作為政治和經濟事件，這一轉變不難看清，也不難說明。分裂讓北方在這四年裡可以在沒有南方介入的情況下制定國家擴張政策，戰時國會也沒有讓這樣的機會溜走。這個國會是美國歷史上最活躍的國會之一，支持科學訓練和研究，建立了第一個國家稅務系統，發行了第一種真正全國通行的貨幣，使建設公立大學和完成太平洋鐵路成為可能。這個國會還使聯邦政府成為有立法權的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引擎，並幫助贏得了戰爭。邦聯的軍事失利讓共和黨於1865年之後在國家政治上居於主導地位，同時共和黨也是商業的擁護者。三十多年間，強大的中央政府保護並促進了工業資本主義的上升勢頭，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們稱之為「現代」的生活方式。
就這一點而言，內戰的結果正如林肯期望的那樣，是對美國試驗的肯定。除了一件事，就是生活在民主社會的人不應當用相互殺伐來解決分歧。對於親歷內戰的那一代人來說，戰爭是可怕的痛苦的經歷，在他們的生命中掏了一個窟窿。對其中一些人而言，戰爭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敗，也是文化的失敗、思想的失敗。創巨痛深的內戰——就像六十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於歐洲人，以及一百年後的越南戰爭之於美國人——使戰前的信仰和期望轟然崩塌。這些信仰沒能阻止國家走向戰爭，也沒有讓這個國家準備好面對戰爭釋放的驚人暴力。在戰後的新世界，這些信仰顯得極為過時。內戰掃除了南方的奴隸制文明，隨之也幾乎完全掃除了北方的知識分子文化。美國花了幾乎半個世紀才發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種思考方式，來幫助國人應對現代生活的種種情形。這場上下求索就是本書的主題。
回顧這個故事有很多路徑。這裡我們要走的路，會途經四個人的生活：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們個性鮮明，並不總能彼此認同，但其職業生涯在很多方面相互交織，總的來看，他們在驅動美國思想進入現代世界時，起到的作用比任何別的團體都要大。他們不僅對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無與倫比的影響，也極大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他們的思想改變了美國人的思考方式，讓他們繼續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義和寬容。因此，他們也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學習、表達自己的觀點、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仍然生活在這些思想家幫助建設起來的國家當中。
我們說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以及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要，也是在提出關於知識分子文化本質的一種觀點，這個觀點實際上正是他們遺產的一部分。思想和意識形態是有區別的。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是美國最早的現代思想家——他們幫助美國人與現代生活境況建立了更好的關係；這種提法，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就構成了對這些境況的合理解釋。並不是。但同樣也不能說他們的思想與這些境況根本對立。如果想要了解內戰後幾十年美國生活的其他願景，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就不是我們要找的人。毫無疑問，這跟他們的性格和政治見解有關，但也是他們對於思想的態度所帶來的。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如果我們去掉他們彼此在個性和哲學見解上的差異，可以說這四位思想家共有的不是一組思想，而是一種思想——關於思想的思想。他們都相信，思想並非「在外面」等著被發現，而是人們設計發明的工具——就像是刀叉、晶片——用來應對他們所處的世界。他們相信思想並非產生於個體，而是產生於由個體組成的群體——思想是社會性的。他們相信思想並非根據其內在的某種邏輯變化發展，而是像細菌一樣完全依賴於宿主和環境。他們還相信，由於思想是對特定且不可複製的環境的臨時反應，因此思想的存活並不取決於亙古不變，而是有賴於靈活變通。
認為思想永遠不應該成為意識形態——後者要麼為現狀辯解，要麼為否認現狀而強加一些超驗的律令——的信念，就是他們教導的精髓。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是一種解放的態度，這解釋了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皮爾士是個特例）終其一生享有的盛名，也解釋了他們對整整一代法官、教師、新聞記者、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教授乃至詩人的影響。他們教導的是一種懷疑態度，幫助人們應付異質的、工業化的、大眾市場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習俗和社區的老舊人際關係似乎已經式微，並被冷冰冰的義務和權威的網絡所取代。但懷疑態度也是讓這樣的社會運轉起來的一種品質。是懷疑態度讓資本主義得以興盛的持續劇變狀態成為可能。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幫助思想擺脫束縛，以免成為教會、國家乃至學術界的官方意識形態。他們也在字裡行間含蓄地承認，在提升人類幸福的努力中，思想有其局限。
本書力圖將這些思想以本來的精神面貌呈現出來——即試圖將思想視為通常浸潤在我們發現這些思想的個人狀況和社會環境中。霍姆斯、詹姆斯、皮爾士和杜威都是哲學家，他們的工作也是抽象思想歷史的一部分，其哲學價值在當時就受到質疑，今天仍爭訟不斷。不過，本書並非是哲學論辯，而是歷史闡述，是通過考察美國知識分子設想的變化來描述美國生活的變化。這些設想之所以會變化，是因為這個國家變成了另一個國家。每一次變化有得就有失，這裡也一樣。這個故事，如果講好了，應該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衡量個中得失。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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