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成立於新中國誕生的翌日，迄今已歷一個甲子。在這60年當中，外交部一共產生了10位外長。作為國政運作的重要部門，外交部承載著新中國對外交往的使命，10位外長的職業生涯和榮辱沉浮正是新中國外交史的真實寫照。
巧婦為少米之炊的粗線條外交
在1949年建國以前，中共舉黨處於一種準軍事化體制下。這一特殊環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將悍卒充任各級官員，但他們多缺乏海外經驗和外語能力，甚至連外國人都沒接觸過。兩者兼備的大概只有紅軍時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後赴歐勤工儉學的旅歐派。前者因政治錯誤被邊緣化，且海外經驗單一；後者活到建國的不算多，位列高層的只有周恩來、陳毅、鄧小平和李富春。彼時陳、鄧俱派駐地方，李富春主攻經濟，於是周恩來當仁不讓，以國務院總理（1954年以前稱政務院）身份兼任新中國第一任外長。至於駐外使節，除了駐蘇大使王稼祥，都從高級軍官中選拔，短期培訓後上崗，這就是著名的「將軍大使」。
周恩來，江蘇淮安人，南開大學肄業，素有才德。又先後在日、英、法、德留過學，見識廣博，視野開闊。建國前長期擔任黨的外聯工作，與外國人打過不少交道，其中不乏美蘇的政界人士，外交經驗豐富。這位新外長上臺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取得外國對新中國的承認。
建國時冷戰業已展開，社資陣營各自抱團，中國與蘇聯建交毫無懸念，在外交部成立當天中蘇建交，隨後社會主義各國紛至沓來。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先後到訪莫斯科，盤桓3個月，終於與蘇聯締結了同盟互助條約，鑄就了中國外交的基軸。當年，韓戰爆發，中國響應蘇聯建議，不情願地捲入戰爭，從而與西方正式對敵。中國以血的代價贏得盟友的信任，向社會主義陣營納上了投名狀。此後，蘇聯投桃報李，援助不斷，中蘇迅速進入蜜月期。而在外交層面相對應的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常常與蘇聯打配合，共同遏制美國。
看起來似乎是典型的意識形態外交，但這不是全部。周恩來很早就提出過層級外交的概念，即根據各國對臺灣的態度，靈活定位雙邊關係——可以建交的建交；時機不成熟的，可以先建立較低級別的關係；再不成至少維持商貿關係。譬如1950年第一批建交國中既有社會主義盟友，也有北歐三國那樣的非主流西方國家，還有戰後新獨立的亞洲鄰國如印度、緬甸。到了1953年，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周恩來首次公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而奠定了新中國未來60年的外交原則。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參加的首次國際性會議，議題涉及朝鮮和印度支那三國的善後問題。由於上述四國都與中國接壤，並因意識形態產生分裂和內戰，且中國不同程度捲入，所以日內瓦會議實際上是美蘇兩大陣營的第一次「文鬥」。當時韓戰結束不久，火藥味仍濃，在和美國人交涉時如何把握分寸是個難題。第一次與會，周恩來就一直在猶豫「對杜勒斯（美國務卿）該兇點還是緩和點」。
作為新中國外交的第一場大仗，周恩來準備很充分。反觀美國，提不出具備較高可行性的方案，只是一味反對，再加上杜勒斯對中國的排斥表現得過於明顯，惹人反感，在道義上迅速落了下風。雖然會議因分歧太大未能達成任何實質性成果，僅僅實現停火，但周恩來在會議落幕時已經一躍成為國際外交界的一線明星，並與一些西方外交名人如英國外相艾登結為好友。
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是周恩來第二場外交秀。因有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顯非常。與會國制度、宗教、意識形態各異，彼此成見和誤解不少。會議一開始，就有伊拉克代表抨擊社會主義。考慮到分歧僅靠言語難以彌合，周恩來沒有做正面解釋，而是選擇迂迴側擊，提出了求同存異的理念，將會議從互相攻訐的邊緣拉了回來。之後又有錫蘭總理髮難、中立國家和親西方國家爭執，都被「求同存異」神器一一化解。
周恩來憑藉兩次國際會議為中國開拓了寶貴的外交空間，並展現了中國外交部不盲從蘇聯的獨立姿態。可是，就在周恩來四處出擊之際，大後方卻不安穩了。變故起於蘇聯，準確地說是赫魯雪夫上臺之後。赫魯雪夫在內政上較開明，但在外交上有些魯莽，表現出一種農民式的短視和功利。他認識到美國的強大和世界大戰的毀滅性後果，努力促成美蘇緩和。這並沒有錯，但他顧此失彼，在處理陣營內部關係上簡單粗暴，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嚴重。中蘇首次公開分歧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國認為全盤否定史達林會導致本陣營思想混亂，中蘇由此陷入為期10年的論戰。這僅僅是個開始，中蘇之間還存在利益分歧，譬如蘇美談判削減核武和中國渴望發展核武之間的矛盾。至1958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
彼時中國揭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7年毛澤東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會時受蘇聯「15年趕超美國」口號刺激，跟著提出「超英趕美」的構想。周恩來認為不切實際，因此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被毛澤東當面批評。2月，周恩來就被免去外長職務。免職後的周恩來只作為總理主攻內政，但在缺乏大將的背景下，他仍舊是外交系統實質上的統帥，直至他去世，中國外交的絕大多數大事都是由他主導。
王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