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印象中的鄧小平以及我對他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想談談鄧小平的底線思維。
中國是個超大型的國家，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所以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需要有底線思維，否則什麼決定都做不成。所謂底線思維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壞的局面，然後看能不能應對，如果能夠應對，你就可以大膽出牌了。鄧小平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大軍事家，長於底線思維是他的一個最大特點。
80年代香港回歸問題是個棘手的問題。我們要收回香港，但當時香港是中國外匯來源的最大渠道，英國人藉機散布這樣的觀點，如果中國收復香港，香港本土的資金就會大量出走，香港的繁榮將一去不復返，中國肯定承受不了這種代價。
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思考得非常透徹，這就是他的底線思維。他認為，如果中國把現代化事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前提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至於資金外流，他認為，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底線思維，1982年9月，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又被稱為鐵娘子的柴契爾夫人時，幾乎每一句話都擲地有聲。
柴契爾首相因為剛剛打贏了與阿根廷的馬島之戰，所以有點氣高志昂，甚至堅持當年的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鄧小平明確告訴他，主權問題不容談判，如果英國不願意談，中國將在不遲於一兩年的時間內，自己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決策。
柴契爾認為如果中國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鄧小平回答說，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鄧小平還說，香港會不會發生波動？鄧小平認為：小波動不可避免，「如果中英兩國抱著合作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就能避免大的波動。」
他還告訴柴契爾夫人，中國政府在做出這個決策時，各種可能都估計到了，甚至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15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這大概是柴契爾夫人經歷過的最艱難的一次會見。會見結束後，心事重重的柴契爾還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跌了一跤，一時成為重大新聞。
中美關係也是這樣。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裡根競選美國總統前後，說了許多要和臺灣恢復外交關係的話。後來擔任總統後，有所收斂，但還是希望以「幫助中國抗蘇」為由，來換取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讓步。
他曾派人轉告鄧小平美國擬向臺灣派遣總統的『私人代表』，鄧小平嚴詞拒絕，鄧小平當時說，中國雖然是窮國，但不會低三下四求人，我們是有原則的，我們不會拿臺灣問題和任何外國交換任何東西。
一次我給鄧小平做翻譯，他回憶過這段經歷時這樣說，「美國做了很多小動作，我說，這會動搖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我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他們要恢復美臺關係，那我們就可以讓中美關係倒退到70年代甚至60年代水平」，鄧小平在臺灣問題上，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堅定可見一斑，鄧小平作了最壞打算的底線思維。所謂７０年代的水平，那就是中美雙方關係降到建交前的在互設聯絡處水平，所謂６０年代水平就是斷絕外交關係。
80年代，因為剛剛經歷過文革，大家對社會主義究竟能不能成功也有不少疑慮。鄧小平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還在探索。但當有人問他，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他一般都會強調兩點：第一，黨的領導；第二，公有制佔主體，但公有制的形式也要改革。
我個人認為這也是鄧小平對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線思維。所謂黨的領導，就是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所謂公有制佔主體，就是確保國家手中有必要的資源。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我們也有不少失誤，這些失誤怎麼發現，怎麼糾正過來的？主要就是靠這兩條。每隔一段時間，黨中央就要審時度勢，看看這段時間以來，我們做對了什麼，還存在什麼問題。比方說，改革開放後，東部先發展起來了，東西部差距拉大了，黨中央就做出西部大開發的決定。而公有制佔主體，就是確保國家手中有必要的資源來執行這樣的決定，哪怕是提供啟動資金，所以才有後來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功實施。
實際上，底線思維的重要性對於我們各項事業的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在我們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進程中，乃至在我們日常工作中甚至生活中，底線思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學習鄧小平，學習他的底線思維能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有更大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