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白名單請聯繫newmedia@huanqiukexue.com,
或者給010-85325871-803打電話。
撰文 派屈克•斯特拉德維克（Patrick Strudwick）
編譯 徐寒易
來源 mosaicscience
愛滋病（AIDS）危機剛剛出現時，人們既恐慌又困惑，醫生和病人都在苦苦尋找讓健康年輕人的免疫系統失靈的原因。1983年，事情終於出現了轉機，這個流行病的核心——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或稱愛滋病毒）被發現了。
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和同事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發現了愛滋病的病因。這個裡程碑式的發現猶如投入湖中的巨石，至今仍在泛起漣漪。當愛滋病開始在一個個國家肆虐，無情地播撒失明、肺炎和死亡時，這個發現非常關鍵，它改變了我們對愛滋病的理解。
但是，對於這位發現了HIV的女士來說，還有另一個人生轉折點在等著她，這個時刻永遠改變了她。那是30年前在醫院病房裡開的一個會，這個會讓巴爾-西諾西終身獻身於對抗愛滋病的鬥爭。
1984年初，在巴爾-西諾西發現HIV不久後，這位病毒學家應邀前往舊金山總醫院，就愛滋病危機的起源進行演講。這消息在愛滋病病房裡迅速傳播開來：那個大名鼎鼎的法國科學家要來了。
「舊金山總醫院的醫生問我是否願意去看望一個垂危的（愛滋）病人。」她回憶道。我們坐在她位於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的明亮白色辦公室裡。她就是在這座大樓裡發現了HIV。
「他告訴我病人想見我，我同意了。這個人病得很重，完全沒了人形。「他說了什麼嗎？」
她咽了一口水，抱緊了雙臂，就像在擁抱自己一樣。
「我永遠都忘不了，」她說，「他幾乎不能說話，但是我讀懂了他的唇語，他說：『謝謝你。』」
她張開嘴巴又閉上，咬著牙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完全……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醫生讓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不是為了我，為了其他所有人。』」
她雙眼低垂，眼中充滿了淚水。這個病人幾小時後離開了人世。
「從那天起，這個景象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他拉著我的手，時至今日我還可以感到自己握著他的手。」
她直直地望著前方，雙手手掌朝上作微握狀。
夜幕降臨。這位與愛滋病對抗了30多年的科學家將故事娓娓道來。這個故事的影響不止存在於這座包圍我們的漂亮建築物，還一直延伸到柬埔寨和喀麥隆的破敗村莊。
發現逆轉錄病毒
故事開始於一通電話。
「1982年底，法國的臨床醫生威利·羅森鮑姆（Willy Rozenbaum，傳染病學家）給巴斯德研究所打了電話。他問我們是不是能夠找到愛滋病患者體內的逆轉錄病毒。我以前從沒聽說過這種病。」
巴爾-西諾西和蒙塔尼耶（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是前者的同事，兩人因發現HIV同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直在研究動物的逆轉錄病毒。與此同時，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羅伯特·C·加洛（Robert C Gallo）發現了第一個和第二個人類逆轉錄病毒（被命名為HTLV-I和HTLV-II，HTLV代表人類嗜T淋巴球病毒，即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
逆轉錄病毒和其他病毒不同，它們含有逆轉錄酶。這使得它們能在進入宿主細胞後，將自己的遺傳物質（逆轉錄病毒的遺傳物質是RNA，即核糖核酸）轉化為DNA，即脫氧核糖核酸。因此，當愛滋病毒感染淋巴細胞（管理免疫系統的白細胞）時，它的基因會注射到淋巴細胞的DNA中。宿主細胞會將病毒的DNA視為己出，並將這些「變異」的DNA複製出來。接著宿主淋巴細胞就凋亡了，免疫系統也因為缺乏淋巴細胞而不能抵抗感染。
巴爾-西諾西1975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逆轉錄酶的活性。羅森鮑姆給了蒙塔尼耶和他的團隊一份取自一個法國愛滋病患者的淋巴結樣本，想要他們從中分離出愛滋病的元兇。根據羅森鮑姆的假設，某個逆轉錄病毒很可能是愛滋病的病因。蒙塔尼耶的團隊每三到四天在培養物中取一次樣來觀察逆轉錄酶的活性。他們發現，逆轉錄酶的活性一開始會增加，接著會隨著淋巴細胞的凋亡而降低。
「有段時間我們以為病毒已經死了，因為淋巴細胞死亡的時候病毒似乎也消失了。」巴爾-西諾西回憶道。
一開始，他們以為細胞的死亡是組織培養條件的毒性造成的。但在加入鮮活的淋巴細胞後，細胞的凋亡再一次與逆轉錄酶的活性產生了相關性。最後，他們 確定了逆轉錄病毒確實是愛滋病的禍首。他們是首先發現愛滋病毒的人。但是這個過程究竟有多難？
「完全不難。」 巴爾-西諾西聳聳肩表示。什麼？20世紀最大的醫學發現居然如此容易？
「的確非常簡單。我們在1983年1月收到了第一批樣本，15天後，我們的培養物首次出現了病毒的蹤影。」當時的巴爾-西諾西還不願沉浸在大發現的狂喜中。
「我們當時還不能確信是否已經找到了愛滋病的致病病毒——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她從無框鏡片後斜眼看著我，「但是我們知道已經有一個愛滋病人產生了這種病毒的抗體。」
1983年5月20號，巴爾-西諾西和蒙塔尼耶在《科學》（Science）上發表了他們的發現，他們把這個新發現的病毒叫做LAV——淋巴腺病相關病毒（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因為提供研究樣本的病人淋巴腺腫脹——有時新感染的病人會出現這種症狀。直到那年晚些時候，隨著越來越多的愛滋病人被發現攜帶這種病毒，證據累積得越來越多，巴爾-西諾西此時才確信LAV和愛滋病之間存在因果聯繫。這個年輕科學家（她當時只有36歲）給一個在美國的朋友和前同事打了電話。
「我當時非常興奮，我必須和誰分享這件事，結果他說：『你有沒意識到如果真有這樣的病毒意味著什麼？』我說：『我開始意識到了。』但是我和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病毒的威力和這種流行病的影響力。」
那時法國只有大約50例愛滋病例。那麼，這個發現對她個人有什麼影響？
「這個發現會不會改變我的一生？我當時以為當然不會。我記得我對我的丈夫說——他因為我不常在家所以不太開心，『別擔心，這種傳染病只會持續大概兩年，然後就會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隨著這場流行病的蔓延，她花在研究上的時間越來越多，丈夫不斷提醒她當時的承諾。
但她無法忘記發生在舊金山的那一幕，或者任何一個她遇到的病人。這些經歷讓她瘋了一樣地工作。當她工作的時候，愛滋病人（PWA，即People With AIDS的首字母縮寫）有時會出現在巴斯德研究所的門前，其中就有好萊塢偶像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他死於1985年。
「他們聽說病毒是在這裡被發現的，他們想要和了解病毒的科學家對話。」其實巴爾-西諾西什麼也做不了，但她不會顧忌科學家和病人之間的一般界限，經常與這個群體交流，了解這些她想要幫助的人的真實需要。「我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其中一些朋友已不在人世了。這個名單非常非常長……」
「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陰影。作為科學家我知道療法不會立刻出現，因為我知道科學需要時間來（對一個疾病）進行深入的了解，研發藥物和進行藥物測試。作為一個人，看見病人帶著對我們極大的期望死去，這太可怕了……這對我影響很大，很痛苦。」
不久，發生了另一樁戲劇性的事件，差點讓她放棄愛滋病研究事業。
法美專利戰爭
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加洛醫生和他的腫瘤細胞生物學實驗室也在研究愛滋病的病因。1984年5月，他們在《科學》上發表了4篇論文，闡述了他們的發現：第三種人類逆轉錄病毒HTLV-III。
這些論文說明了他們發現能讓病毒生長、存活的細胞培養方法的過程。利用這種方法，研究者可以對愛滋病毒進行更多無限制的研究。他們還利用電子顯微鏡成像技術展示了病毒的形狀。新病毒的內核和另外兩種HTLV病毒不同，並不是球形而是圓柱形的。關鍵的是，這些科學家發現，高達88%的愛滋病人體內含有對抗HTLV-III抗原的抗體。雖然其他人此後將這個數據修正至100%，但是這個數據至關重要，它毫無異議地說明這個病毒正是愛滋病的病因。
「他（加洛）的研究證實了我們的發現——這對科學來說非常重要。你的發現必須得被人證實。」 巴爾-西諾西表示。如果沒有加洛對於逆轉錄病毒的早期研究，她和蒙塔尼耶會發現愛滋病毒嗎？
「我不知道，但我們也可能用同樣的方式發現愛滋病毒，因為我們沒有用上HTLV的經驗來分離病毒，我們開始做研究的時候對病毒的種類沒有預判。」
1985年，人們發現加洛的研究有問題，因為HTLV-III僅僅是他和同事為巴黎的LAV標上的一個名字而已。1990年，有人指控加洛濫用研究樣本，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籍此進行調查，發現加洛並沒有使用巴斯德研究所的樣本，但兩個研究的樣本都被另一個樣本汙染了。不管怎樣，一段漫長而又醜陋的爭議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了，為兩個實驗室的大發現蒙上了不雅的陰影。
鬧得沸沸揚揚的，不僅在於誰該奪得愛滋病因大發現的頭籌，還在於這個病毒應該如何命名。1986年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通過在《科學》上發表了一個新命名——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方式，化解了這場關於命名的爭論。
但這並不是法美之間的HIV大戰的尾聲，另一場關於HIV診斷測試專利的戰爭在1984年接著打響了。美國專利與商標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授予加洛專利，這一舉動促使巴斯德研究所的董事會僱律師進行了反擊。後者指控加洛竊取了「法國的病毒」，而這一指控此後被證明並不存在。
「我儘量不摻和這些事。」巴爾-西諾西輕哼了一聲，說明這並不可能。「就像其他被卷進來的人一樣，我也得見律師。」
1987年，兩國政府開了一次碰頭會，才將這件事擺平：兩國將共享專利收入。但是對於相關科學家的人身攻擊並沒有因此停止。
「對我來說那又是一段很糟糕的時期。」她說，嗓音中的疲憊已無法掩飾，「在那段期間，我仍然要參加這些（HIV）會議，會議結束後病人起身（對我）說，『你唯一在意的事情是和你的同事爭論。你對賺錢感興趣，你對我們毫不關心。』這是我聽到最糟糕的話。我非常震驚。」
巴爾-西諾西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終身獻身於對抗HIV的病毒學家之一。話雖如此，80年代愛滋病人經歷的困頓無法被忽視：愛滋病活動家們開展了一場極端而又偉大的事業，他們要求各國政府重視愛滋病，尋找一切有用的療法，確保藥物價格能讓人負擔的起，而且要藥品迅速通過一般的臨床測試以便拯救生命。在政客們對此閃爍其詞的時候，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就這樣消逝了。
一段視頻記錄了一場由一個叫做ACT UP的組織的抗議活動。這個組織位於紐約，他們在視頻中完全地表達出了他們的憤怒和絕望：這些活動者將死去的摯愛的骨灰撒在白宮門前的草坪上，這些骨灰揚起了一串灰煙，漫過了草坪，暗示著已然失控的愛滋病，讓人不寒而慄。
在病毒造成的野蠻恐慌中，依然還有一線生機。這場進步為人們帶來激動和快樂：1996年出現了一種有效的療法——抗逆轉錄病毒療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或稱聯合療法（combination therapy）。
對於15年來一直對病人的消逝束手無策的醫生來說，ART療法終於給了他們一個工具，一個可以照亮黑暗的火把。你可能猜測，在目睹這場風暴演變成不可阻擋的颶風前，對於找到病毒的科學家來說，這種療法昭示著幸福（哪怕只是一小會兒也是好的）。但是對於巴爾-西諾西來說，事情恰恰相反。
「我很快地得上了抑鬱症。」她平靜地說。
為什麼？
「大概是因為這麼多年積壓在我們（科學家）身上的壓力：看著人們死去，我們覺得自己不夠快；但一下子聯合治療的數據出現了，人們可以安全地活著，我們終於可以放鬆了……我們卻崩潰了。」
整整一年多她都不再參加HIV活動和會議。
「當我復出的時候，我的一些同事說，『哦，弗朗索瓦絲，很久沒看到你了，怎麼了？』我向他們解釋，他們說，『你也是？歡迎加入我們。』」雖然她並不是唯一一個對愛滋病大突破做出如此反應的人，但是這些科學家患上的精神疾病卻令人憂心和困惑。
「那時我告訴我的丈夫，『我感到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就像個病毒。我的臉就像HIV。我無法直視大街上這個病毒的照片，或者聽有關愛滋病預防的告示。』」雖然她的研究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人，但是巴爾-西諾西第一次為自己尋求幫助。
「我必須得看醫生。我沒有給他們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他們將我和病毒聯繫在一起。」她露出了一個柔和的，或者說尷尬的笑容。她再次將雙臂環抱在她那剪裁得體的千鳥紋外套上。醫生讓她服用了一年的抗抑鬱藥。
最終，快樂（雖然很微弱）還是來到了。2008年，巴爾-西諾西和蒙塔尼耶因為發現HIV而雙雙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她當時正在柬埔寨參加一個會議。一個喜極而泣的記者給她打了電話告知了這個消息。
「沒辦法我們必須得終止會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湧了進來。法國大使迅速地在法國大使館組織了一場酒會。「我們一起慶祝到深夜。」
有一位重要的人缺席了——她的丈夫在幾個月前過世了。另外就是加洛：諾貝爾獎評委會把他排除在候選人之外，這讓美國的科學家指責評委會「偏袒歐洲」。加洛帶著可貴的克制承認這結果「令人失望」。蒙塔尼耶則對加洛被排除在外一事表示「很吃驚」。那麼巴爾-西諾西怎麼看這件事呢？
「對於我來說，這是頒給所有在這個領域裡工作的人的諾貝爾獎。這不是我的獎，這是我們的獎。」
令許多巴爾-西諾西-蒙塔尼耶-加洛事件的知情者吃驚的是，這幾位科學巨擘之間的私人恩怨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收場。
「鮑勃（註：對加洛的暱稱）五月份的時候還在這裡。」她說，「我們組織了一個巴斯德研究所30年HIV研究的專題討論會。我和鮑勃•加洛的關係向來不差。」她又笑了，終於吐出了真相，「我們的關係並不像媒體報導的那樣。」
那麼蒙塔尼耶呢？
「我和他沒有交流。」她說，他們從80年代末起就不合作了——1988年她在巴斯德研究所設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她現在是逆轉錄病毒感染控制部（Regulation of Retroviral Infections Division）的主任。「很早以前就這樣了。當然我們遇見的話還是會互相打招呼，但是我和他沒有私交。」
蒙塔尼耶卻同時和加洛保持著聯繫。這位法國病毒學家很早前就去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執教了。他對細菌DNA電磁信號的研究被許多順勢療法（homeopathy，註：類似於安慰劑的療法，被科學界認為是偽科學）醫師當作是支持順勢療法的證據，但他自己卻否認這點。當被問及此事時，巴爾-西諾西表現出了她高超的處世之道。
「我認為科學家能夠自由地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她給出了一個模糊的答案，「他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與此相反，巴爾-西諾西利用HIV的發現進行了其他研究，包括HIV的母嬰傳染、機體對於病毒感染的適應性免疫反應，以及自動治癒者（elite controller，對於病毒存在天然體抗力的人）。從2012年起，她成為國際愛滋病協會（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的主席。然而此時出現了另一個危機。
人情冷暖
1996年，巴爾-西諾西本可以研發出有效的療法，但有三件事情讓她無法放棄對抗愛滋病的公益社會活動，無法繼續從事科學研究：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缺乏（今天3 500萬的愛滋病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得到了治療）、療法的限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副作用），以及新感染者人數的激增。當聯合療法被發明出來的時候，世界上有2 200萬愛滋病患者，此後這個數字大幅增長。雪上加霜的是，世上還有另外一種病——冷漠，尤其是在西方。
巴爾-西諾西對年輕人感到「憂慮」，年輕人對HIV「太隨意」，因為「教育不足……信息不夠」。2013年在蘇格蘭的一項調查發現，十分之一的小學生認為HIV可以通過接吻傳染。
「今天，他們（年輕人）覺得治愛滋病沒什麼大不了，有辦法治。他們沒聽說過長期治療的共病（comorbidity）。」8%到10%的愛滋病患者會患上癌症或者心血管疾病。「他們望著我，好像在說『沒人告訴我們這個』。」她覺得非常荒謬，憤怒地擺著手——不是對年輕人，而是對成年人。
她首先支持通過立法保證學校進行強制的性教育，並「確保孩子接受比較完善的性教育……如果教師自己都不太清楚，他們就無法為學生提供最好的信息。」一旦性教育得到改善，許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作為科學家我感到十分灰心——花了數十年才得到療法，但是病人們卻無法得到治療——這是不能接受的。我們知道這是價格的問題。（但是）你如果在談論生命你就不能考慮價格。對我來說，生命是頭等大事。」
她承認，這也是個「政治意願」的問題，這是一旦涉及受壓迫群體就會缺失的東西。
「有些國家裡，一些人還是無法得到治療，因為他們被我們稱作『受影響的主要人群』——他們被邊緣化，因為他們是男男性接觸人群（MSM），或者癮君子，或是跨性別者。但是他們也是人，我們要尊重他們的行為。他們是活人，關懷人類是所有人、包括政客的責任。」
但是政治領導人的行為和政策不總是一致的。由於在其執政期間，烏幹達愛滋病感染者數量從2005年的6.4%上升到了2012年的7.3%，烏幹達總統約韋裡·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在2013年公開進行了HIV測試，鼓勵他的國民照做。但是幾個月後他籤署了臭名昭著的反同性戀法案，判處「重度同性戀者」以終身監禁，其中就明確包括HIV陽性且與同性發生性行為的人。這條法令也包括對任何不報告同性性行為者施以3年的監禁，這對愛滋病宣傳工作會造成很大的阻礙。巴爾-西諾西想要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總統也公開進行HIV測試。
「任何鼓勵人們進行HIV測試的行為都是值得鼓勵的，」她說，「因此我們應該祝賀烏幹達總統。但是一時的一種行動是不夠的，它必須和教育結合起來，讓人們改變對於MSM和其他群體的看法。」
對於巴爾-西諾西來說，烏幹達的情況也反映了喀麥隆的情況。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喀麥隆度過的。在喀麥隆，同性戀也被視為可入獄的罪行。兩年前，這位病毒學家與喀麥隆第一夫人、HIV/AIDS大使尚塔爾·比亞（Chantal Biya）會面，表達了改變民眾態度的緊迫性。
「她開始告訴我要考慮文化的因素。我說，『我知道文化因素，但是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所以如果你不開始教育年輕人去尊重與他們不同的群體的話，什麼也不會改變。』」巴爾-西諾西的警告的效果轉瞬即逝：「在我某次訪問後，同性戀者被帶出了監獄，但幾個月後他們又重新入獄。」
然而，為HIV感染率助燃的不僅僅是對同性戀群體的壓迫。「對毒癮採取刑事定罪的方式不利於對毒品的預防以及對成癮者的關愛和治療，」她說，「國際有許多團體對此進行了報導，也有相關的文獻發表。所以我不能理解一些國家的決策者為什麼不負起責任，對毒癮採取非犯罪化。」賣淫也應當被非犯罪化，因為「取締（賣淫）是一種鎮壓，而鎮壓是沒用的。」
2009年，她向一個全球領導人提出挑戰，這個人可能是在性行為領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教皇。本篤十六世在訪問了喀麥隆之後表示，HIV/AIDS這個問題「不能僅僅靠分發避孕用品解決：這種方法反而會對問題起助長作用。」 巴爾-西諾西在寫給他的一封公開信中挑戰了他的論斷。她為什麼這麼做？
「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我曾在喀麥隆等幾個非洲國家呆過幾年，我知道（教皇的）這種言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在那些國家進行實地工作的人（包括修女）告訴她，在教皇發表演講後，保險套的使用率「雖然沒有降到零，但依然減少了。這是無法接受的」。
本篤教皇沒有對她的信做出回應。在天主教會聖統治中，他的聲明遠非孤例。紅衣主教埃利奧•斯哥萊契（Elio Sgreccia）、大主教佛朗西斯科•希莫尤（Francisco Chimoio），、衣主教阿方索·洛佩斯•特魯希略（Alfonso López Trujillo）以及主教德梅特裡奧·費爾南德斯（Demetrio Fernández）曾分別發表如下的言論：保險套不能「使人免除感染」、保險套被人故意塗上HIV以在非洲傳播愛滋病、保險套上有HIV可以穿過的小洞，以及保險套就像個「軟木塞子」。
她是否對方濟各主教懷抱更多的希望呢？「並不完全是，但是至少（他的）言論看上去是在正途上。」
以上所有的事情意味著，實現聯合國制定的「在2015年終止並逆轉HIV的傳播趨勢」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聯合國於2000年千年首腦會議上提出的8項國際發展目標，包括教育、女權、消除貧困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機率為零。
但是根據巴爾-西諾西的說法，依然有一個國家在愛滋病治療方面做出了表率，那就是柬埔寨。她在那裡連續工作了超過20年。在柬埔寨，超過90%的愛滋病患者正在接受治療。在美國的某些地區治療率僅為28%。為什麼柬埔寨如此成功？
「政治意願，」她回答，「當然不是錢的問題。柬埔寨是一個非常非常窮的國家。但是由於受到全球（對抗愛滋病、肺結核以及瘧疾）基金的資助，他們成功地建設起一系列關愛項目，將檢測和治療系統連在一起，形成了一個護理服務網絡。」這最終歸結於「少數幾個有活力、有幹勁的人物，他們決定儘可能地開展、實施並協調這個（抗艾）項目。」
然而，在媒體上幾乎看不到對於柬埔寨成功抗艾的報導。過去的幾年裡，記者主要關注長久以來在HIV圈裡的一個說不出口的詞：C（註：英文治癒Cure的首字母）。
治癒？
從2008年首例愛滋病「治癒」病例（他被叫做「柏林病人」，Berlin patient）被報導開始，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大量轉述這個研究的故事，稱這可能會促使治癒療法的出現。但是科學家們更願意使用「功能性治癒」（functional cure）這個字眼（巴爾-西諾西更喜歡用「緩解」或者「持續緩解」這兩個詞），用以描述患者不再需要ART治療，且體內依然帶有HIV病毒的情況。那麼治癒療法是否可能實現呢？
「在法國我們說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她笑著說，「但這非常非常難，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得消除潛伏在身體所有部位的受感染細胞——不僅僅是血液，還包括淋巴結、內臟以及大腦。這是巨大的挑戰。隱藏在細胞中的病毒無法被抗逆轉錄病毒療法識別，也無法被人體免疫系統識別。」
柏林病人的真名叫做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為了治療急性髓性白血病，他接受了幹細胞移植，此後他的愛滋病被功能性地治癒了。幹細胞的捐贈者是一位罕見的、由於基因變異而對HIV免疫的人。布朗已不再需要ART治療。雖然在廣大人群中使用這種費用高昂且充滿風險的治療手段不可行也不可取，但是對於巴爾-西諾西來說這種療法的重要性是毫無爭議的。
「今時今日之所以存在樂觀主義，原因在於我們手裡有了所謂的『概念驗證』。」她說。概念驗證指，一種療法在至少一個人身上成功了，所以某個結果是可能的。她指出，有另外的一些例子說明功能性治癒是可能的。攜帶HIV出生的「密西西比嬰兒」（the Mississippi baby）在出生幾小時後接受了前所未有的高劑量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她現在已經三歲大了，血液裡的病毒水平已低到檢測不出。在法國，還有一群叫做「維斯康提群組」（the Visconti cohort）的人，他們是14個在感染後的10周內接受了ART治療的愛滋病人。他們接受了3年治療後停止治療，且並未出現病毒復發。
「我們需要更好的預測指標。」巴爾-西諾西表示，「或許我們會得到一種對某些人有效的療法。但是，在10年內出現對所有人有效的功能性治癒療法的可能性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我不會告訴你準確的日期，因為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這麼做：我們不知道，而且作為科學家我們必須要誠實。我們還需要做研究來更好地了解潛伏期和病毒儲存庫（reservoir）的形成過程。」潛伏性HIV儲存庫在感染後很快形成，雖然它們的數量能因ART治療有效減少，但無法被徹底根除。因此一旦再活化就會重新產生愛滋病毒。
如果未來10年不可能，那麼巴爾-西諾西什麼時候能完成她兩年前許下的心願，在有生之年看到HIV消失呢？
「那取決於我什麼時候死。」她說。她沒有強調「一種可大範圍實施的、讓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的療法」的重要性，比如骨髓移植就不能在大範圍內實現。
即使沒有治癒療法，藥物方面的進步使得HIV常被比作I型糖尿病——兩者都是可控的慢性疾病。巴爾-西諾西認為得哪種病好些？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猜是I型糖尿病。大概是因為我對糖尿病不太了解，但是我看過太多HIV帶來的慘劇，所以我寧願患上一個我不太熟悉的病——即使現在愛滋病有療法了，但是愛滋病患者所蒙受的汙名和歧視依然對他們造成了不良影響。」
或許對於那些有辦法接受藥物治療的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何時進行治療。爭論在抑制病毒發展、防止疾病進一步傳播（ART療法能夠減少96%）和減少長期服用藥物造成的副作用間轟轟烈烈地上演。如果巴爾-西諾西被診斷出HIV陽性的話，她會選擇何時進行治療呢？
「越早進行治療越好，」她毫不遲疑地回答，「這毫無疑問。我們有科學證據證明，如果你儘早而不是延遲接受治療的話，死亡率和發病率都能被顯著降低。這是一個風險和收益間的權衡問題。但是，目前而言天平是（傾向於）儘早治療這邊的。」她用手比出一個天平，左邊比右邊高出一尺左右。
當我們結束了談話，起身離開時，我意識到還沒有問一個問題，而這可能是最難以回答的。巴爾-西諾西正在桌子後面收拾東西，她的助理在邊上。她是否預見過自己的成就？
「我不認為我能，」她停下了手中的事對我說，看上去被問住了，一臉困惑，「我不認為我能。」
她並不是唯一一個無法預見自己成就的人。在20世紀70年代，當這位年輕的科學家快要完成博士學業的時候，她去見了巴斯德研究所的一個老輩科學家，因為她想繼續留在所裡做研究。他告訴她：「一個女人做科學，永遠幹不出成績。她們只擅長料理家務和照看孩子。別做夢了。」她沒有聽從他的建議，因此今天她拯救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
巴爾-西諾西在2015年正式退休，但是不會停止對抗愛滋病這個最捉摸不透的疾病。她停頓了一下，想了想她是否能理解自己的發現帶來的影響：
「通過別人的視角，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自己不行，因為對我來說，當我在那些落後的國家的時候，我看到人們處境艱難、被治療得太晚，還有人因此而死去，我說，『上帝啊，這不可能。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她朝著窗外打手勢，那裡有一個世界，在那裡年輕生命因為一個完全可以治療的疾病而凋零，醫生們依然可以記得骨瘦嶙峋的病人的觸碰慢慢滑落。她又眯起了眼睛，眼中閃爍著決心和希望。突然間弗朗索瓦絲·巴爾-西諾西的生命和工作變得異常清晰，它們並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那位舊金山病人留下的遺願：為了所有的病人。
原文連結：
http://mosaicscience.com/story/francoise-barre-sinoussi
欲加白名單請先聯繫newmedia@huanqiukexue.com,
或者給010-85325871-803打電話。
這裡是「科學美國人」中文版《環球科學》服務科研人的微信號「科研圈」。想知道我們都幹些啥，可點擊閱讀原文查看歷史消息。